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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店老板的幕末见闻

一个江户鱼店老板的幕末见闻

大的时代变革总会在细微之处露出端倪。在今天，我们通过各种app获得海量的信息，但在信息不甚发达的时代，亲眼所见、口耳相传则是庶民捕捉时代命运的最前沿方式。和泉屋三郎兵卫的日记使我们得以站在民众的角度，察知草根眼中的时代变化。

霜月十六日 △昨夜，强盗入播磨屋中井新蔵家，盗金两千两。传酒井左卫门大人助其讨贼。

这段简略而传神的记录出自江户的一位鱼店老板——和泉屋三郎兵卫的《庆应丁卯霜月望日日记簿》。该日记起于庆应三年（1867）十一月十五日，1867年为丁卯年，霜月指阴历十一月，望日则是阴历十五日，日记之名得于起始之日。

“商而优则仕”

日本桥位于东京中央区，从江户时代起就是繁华的地方。当年和泉屋三郎兵卫的商店就开在这里。

和泉屋三郎兵卫，他的职业被称为“鱼问屋”，简单来说就是鱼类批发商。他原籍为和泉国日根郡嘉祥寺村（现为大阪府泉南郡田尻町），生于以贩卖肥料、谷物发迹的大地主家。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商人家庭为了避免分割继承削弱其商业竞争力，一般不会让子女均分家产，而会坚持嫡子继承制，即由一名儿子继承全部家业，其他子女或成为普通雇员，或离家自谋出路。

三郎兵卫并非长子，因而成年后离开了大阪老家，只身前往江户打拼。靠着从小耳濡目染的商业知识，很快就建立起了以鱼类为中心的商业体系，成了江户城中数一数二的鱼商。他的强项有三个：

第一是灵活的多种经营，除鲜鱼外，三郎兵卫还拥有自己的加工作坊，将卖剩的鱼——特别是沙丁鱼进行深加工：较为完整的鱼可以晒为鱼干，断头断尾的鱼可以提取鱼油，提取鱼油剩下的残渣可以堆制为鱼肥。因而，三郎兵卫不仅是鱼类批发商协会铫子场组、元场组的加盟商，而且还是重要的油商。

第二是构建自己的运输网络，江户本身是一座大型消费都市，需要从各地运来消费品。三郎兵卫利用自己与大阪老家的联系，拥有自己的运输船只，每艘船船组人员12人，定期往返于江户、大阪等物流中枢和九十九里（现千叶县）等鱼类产地之间。

第三是积极参与金融投资。在江户时代，日本已经出现类似于银行的商业性组织，被称为“两替商”。两替商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大阪为中心的西日本实行以“银”为基础的货币交易体系，而以江户为中心的东日本则以“金”为基础，在东西进行贸易时就不得不兑换货币，靠赚取兑换差价而生的两替商也就应运而生。随着两替商的不断发展成熟，吸收投资、放贷牟利逐渐成了两替商的主要利益点，就连幕府也不得不依靠两替商筹集资金。三郎兵卫清晰地意识到投资的重要性，持续性地向两替商进行投资，获取金融利润。

在江户打拼10余年，三郎兵卫就在江户本材木町三丁目盖起了自己的商店，还在大阪顺庆町五丁目建起了200余平方米的办事处。本材木町位于现在东京中央区日本桥二丁目，是当时的头等地块。从本材木町二丁目到新场、新肴场的广大区域构成了江户的主要鱼市场。顺庆町位于现在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南船场，临河傍海，有交通之便，周围多是木材、漆器和工具的批发店。如果是在今日的中国，他相当于在北京的王府井开店，同时在上海静安区的苏州河畔拥有办事处，是名副其实的豪商。文政七年（1824）出版的江户购物指南《江户买物独案内》，将和泉屋三郎兵卫的鱼店列在了热门店榜单之中。

此等豪商很快就受到了幕府的关注，被幕府任命为“肴役所”的负责人。“役所”相当于现代日本的基层政府，而“肴役所”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幕府将军家的餐桌，将最上乘的食材贡献给将军家。三郎兵卫不仅自己要上贡鲷鱼等名贵食材，而且还要负责其他菜肴的遴选，充当幕府与商人的中间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半官半商”。

浮世绘画家歌川广重（1797—1858）的代表作《东海道五十三次》包括55张画，描绘了江户时代的江户日本桥、京都三条大桥和从江户到京都之间的53个驿站。图为其中的《日本桥》，武士的队伍从桥上走过，挑着担子的鱼贩躲闪到路边。

在江户时代，每年都会举办将当年秋天制作的新棉从大阪运到江户的比赛，参赛的船叫“新棉番船”。图为新棉番船出发时的场景，反映了大阪和江户在商业上的密切关系。

山雨欲来风满楼

樱田门外之变

江户幕府大老、彦根藩主井伊直弼（1815—1860）主张开国，水户藩主德川齐昭（1800— 1860）主张攘夷，而且双方对于幕府将军人选意见不一，于是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万延元年（1860）三月三日，水户藩浪人在江户樱田门外刺杀了井伊直弼。浮世绘画家月冈芳年（1839— 1892）画下了这一幕。樱田门外变发生后，江户乃至整个日本的动荡都愈演愈烈。

正是“半官半商”的身份使得三郎兵卫对世间的风吹草动额外敏感。他在日记簿中习惯性地在记录的怪事前加△标注，也许是感到了时局的变化已经超乎寻常，日记前几页就标满了△。

十七日 △十五日夜，三十余强盗入三田贝津传兵卫、吉田久四郎家，趁夜色行窃。传住户一人当场毙命，未知金钱失否。

十九日 △中井家之骚动，失金七千七百〇（虫蛀）十两有余，此金乃金座官员织山氏之物也。

可以说，让三郎兵卫开始记录日记的契机，正是江户城内突然爆发的频繁性入室盗窃事件。江户幕府自成立以来，除少数局部动乱之外，全日本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将军脚下的江户城更是安全之地，虽有对幕府抱有不满者试图起事，但多被防患于未然。然而在庆应三年（1867）十一月，豪商之家接连遭到入室抢劫，被盗金额更是天文数字。面对这些入室抢劫，三郎兵卫在瞠目结舌之余，内心也混杂者对盗窃者的愤怒、对自身财产的担忧、以及对幕府失能的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三郎兵卫非常关注中井新蔵家的被盗状况。中井家被盗于十五日，但即便到了十九日，他依然在百般打听其被盗状况，特别是谁的钱从中井家被抢走。为什么中井家会存放别家之财？而谁的钱被盗又与三郎兵卫有何干系？其中原委还要从中井家的生意说起。

中井家经营的店铺名为播磨屋新右门店，是一家以货币兑换为基本业务的“两替商”。之所以称为“新右门店”，是因为其店主不管本名为何，皆自称“中井新右门”。在江户时代，货币兑换（两替）分为两种，财力雄厚的商家一般从事金银兑换，被称为“本两替”；而财力较弱的商家则主要从事将金银兑换为铜钱的业务，被称为“肋两替”，即“本两替”的辅助性业务。中井家最初是“肋两替商”，随着业务发展壮大，不久就升格为“本两替商”，并开始了金融借贷业务。

与三郎兵卫相似，中井家也是“半官半商”，先是成为幕府的御用商人，为幕府提供货币兑换与借贷业务，随后又被任命为“挂屋御用”。所谓“挂屋”是江户时代的一种金融服务，负责盘点、贩卖幕府、诸大名仓库内的货物，并将货款以金银的方式运送到幕府或各藩。一般而言，“挂屋”业务多被有实力的两替商操控，中井家被任命为“挂屋御用”，可以说被幕府认定为有实力的两替商中的佼佼者。再后来，中井家更是被追加了“勘定所御用”“郡代附御贷附方”等一系列头衔，承担了幕府以借贷业务为主的大量金融业务，借此积累起巨额财富。

“以钱生钱”是金融业的基本特征，中井家在靠借贷盈利的同时，自然也需要吸收存款投资，一方面保证现金流的稳定，一方面逐步扩大借贷业务。三郎兵卫在十一月十九日记录下的，中井家被盗了七千七百余两金，乃金座官员织山氏之物，其实质是织山氏在中井家的投资。三郎兵卫之所以战战兢兢地打探中井家被盗钱款的所有者，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中井家的投资人之一，生怕被盗的是自己的投资款。

在现代的金融业界，投资损失一般会由所有投资者平摊，在江户时代，商人们对金融投资款的认知则不同，在三郎兵卫看来，谁投资的钱丢了，就是谁的损失，只要自己的钱没被盗，自己就没有损失。中井家究竟损失了多少财务，不同史料记载各不相同。倒幕派的萨摩藩屯集队副总裁落合直亮事后曾表示抢了六连发手枪10支、金万余两，而以浪人身份混入萨摩藩邸的佐幕派会津藩间谍则称萨摩藩在市中抢夺金20万两，搬入蒸汽船，伺机逃跑。被盗财物如此之多，三郎兵卫内心自然不胜惶恐，生怕自己的钱财在哪天就成了盗窃目标。

入室盗窃的阴云还未散去，新的不安因素又涌上了三郎兵卫心头，那就是民众的癫狂化。

十二月二日，他与艺妓一同从柳桥附近的茶屋梅川登船游玩，乘船之际，忽见空中飘落守护符若干，浮于河水之中。艺妓亦觉不可思议，取若干枚晾晒，守护符上印有“为悦众生故，现无量神力”。这种天上掉下守护符的现象被称为“御札降”，在近畿、四国和东海地区，“御札降”伴随着“不宜善哉”的呼喊席卷了社会。民众放下生产活动，走上街头，一面抛洒守护符，一面在街头游行狂舞，以此抗议幕府的不作为。江户的民众此前并没有参与这一集团性疯癫行为，江户的正常社会生活也没有受过大影响。然而，入室抢劫事件频发给江户社会带来了极大不安情绪，江户的民众最终还是加入了这一狂舞。在三郎兵卫这种有产者看来，民众的癫狂化令人毛骨悚然，乘船不久后便早早归家。

当强盗变为官员

戊辰战争

庆应四年（1868）一月，在鸟羽·伏见附近，幕府军与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发生激战，戊辰战争拉开序幕。庆应四年（1868）五月，江户无血开城，幕府投降。此后仍有一部分曾经追随幕府的势力和新政府军作战，直到明治二年（1869）五月，戊辰战争才终于结束。

在情报极度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幕府决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击萨摩藩邸。三郎兵卫自然对此抱有极大好奇心，在日记中一方面记载“实情不详”，一方面又留下了相对翔实的传闻记录。

二十五日 △实情不详，皆为风传。貌似浪人者枪击芝三田三丁目酒井大人家屯所。酒井大人家伤二三人，故出兵追击。前述浪人逃入七曲之⊕宅邸中。追兵愈甚，萨亦开枪还击，酒井大人家数人强闯⊕宅邸，萨之士或被杀或被俘，最终放火，岛津公宅邸、高轮宅邸皆焚。此火烧及田町三丁目。

“七曲之⊕宅邸”指家纹为圆圈加十字的萨摩藩在三田的中房，“岛津公”指萨摩藩藩主岛津忠义。在京都、大阪地区，倒幕派受到热烈欢迎，民众甚至上街狂舞。但是三郎兵卫在日记中却将佐幕的庄内藩写为“酒井大人家”，萨摩则记为“萨”一个字，可见在江户，萨摩藩是市民们警惕的对象。三郎兵卫在二十五日日记的最后断定一连串的事件皆为萨摩藩所为。

虽然三郎兵卫对萨摩藩又恨又怕，但历史的进程不会因他的个人意愿而转移。庆应四年（1868）正月三日爆发了鸟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就此开始。新政府军一路东征，江户最终于四月和平开城，萨摩藩正式成了统治阶层一员。

新政府军占领江户后，江户的民众们战战兢兢地观察局势动向，三郎兵卫也不例外。新政府的东海道先锋军萨摩诸队司令、东征大总督府下参谋西乡隆盛与江户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会谈后的第二天，三郎兵卫前往浅草的茶店“稻屋”，发现店门前停着两台轿。三郎兵卫询问店主原委，原来是乘轿的武士拒绝付钱。抬轿人本着惹不起躲得起原则，决定不去计较。茶店主人亦问缘故，抬轿人低声言道：“是萨摩的人。”

原本人人喊打的“萨”，摇身一变成了惹不起的官老爷，三郎兵卫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对他而言万幸的是，无论哪个时代都缺不了鱼商。明治维新后，他搬到了深川（现东京江东区深川），不仅继续从事鱼类贸易，还开始经营稻米贸易，成了更加富裕的商人。除商业外，三郎兵卫依然不断向金融业进行投资。明治二年（1869）六月，通商司下设置了“为替会社”（货币兑换公司），目的是为“通商会社”提供金融服务基础。为替会社在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神户、新泻等各地纷纷设立，东京为替株式会社的出资人名单中，三郎兵卫又以鱼油商身份出资30万两，在出资人名单中名列前茅。以此为基础，他跻身政界，成为东京工商会副会长、众议院议员。

三郎兵卫此前的投资对象中井家也没有没落，在明治维新后，中井家一方面持续着金融业务，历任会计官御用、通商司汇兑御用等职，成了官方指定的公共资金处理机构，开设了私立中井银行，另一方面又发展酒类买卖，成了清酒批发商。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中井家纳税多，给军队提供了有力帮助，因而被授予五等功勋。

江户时代的商人们深谙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理，只要能让自己发家致富，即便此前抢劫过自己、让自己又恨又怕的人，也可以无缝衔接为合作伙伴，这或许就是江户的草根积攒200年之久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