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当局“农田水利署”5月8日下午在台南乌山头水库举行“八田与一技师逝世82周年”追思纪念会，台湾与日本各界300多人出席。
准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表示，乌山头水库不仅在农业用水上，将嘉南平原变成台湾的粮仓；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台积电半导体3奈米制程，就是使用乌山头水库的水，台、日友谊更因乌山头水库（八田与一）串联一点一滴，他也表示，他5月20日上任后，台日关系会更缜密。
赖不只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居然还说“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即便在民进党政治人物中，“舔功”也无人能出其右。
上述言论激起不少两岸同胞的愤慨，很多媒体评论纷纷予以谴责。不过，这些谴责多聚焦对赖清德个人的批判，但他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拿下 550万票，而转移给柯文哲的绿营选票，也不是“舔日”才放弃民进党。因此，赖清德的言行不只代表他个人，更是岛内相当一批人的缩影。
2020年，曾有三名在“日据时期”出生长大的台湾人因二战后丧失日本国籍而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他们仍具日本国籍，成为史上第一例要求恢复日本国籍的诉讼。2021年10月12日开庭当日，99岁的原告之一杨馥成更宣称“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日本人，想作为日本人死去”，引发轩然大波。
2022年1月11日，这起震惊两地的案件释出最新进展，东京地方法院当天驳回了这3人的诉讼。杨馥成称对此非常遗憾，将会继续上诉，“我一直以为我接受了日本教育，成为了日本人。这是非常遗憾的判决，我没脸见以前的上司和战友。”
追本溯源，这样的“亲日情结”源自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人的身份从“战败者”变成“战胜国”的居民。当时国民党当局为安抚台湾同胞，并没有将那些与日本合作的台籍人士进行惩处。这是台湾社会最该完成的“转型正义”，可是今天大谈“转型正义”的民进党，却对此避而不谈。
1949年以后，台当局因为要维持自身的“国际地位”，所以在经济与政治上也仰赖美日的援助。甚至为对抗大陆，还有日本军事顾问组织进驻台湾地区，帮忙训练军队，这种“亲日情结”，与两岸对峙情势与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也息息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台湾政坛有很多东北籍的元老，他们当年在东北时，就与日籍高层之间拥有深厚的渊源。像已故作家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就与前日相吉田茂之间保持私谊，二者联系可追溯到1925年郭松龄反奉，当时齐参与倒戈，而吉田茂是时任日驻沈阳总领事，坚持保护齐世英等人。
作为彼时台当局的“知日派”，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被当时台当局派往日本游说。其中的成员，还有青年时代在东北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晚年成为统派旗帜人物的梁肃戎。但齐、梁的背水一战，没有能“挽救”台当局在对外战场的挫败。虽然他们二人毕生追求都是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但也从中一窥台日关系“紧密”的历史成因。
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是，1970年代岛内涌现出《梅花》《英烈千秋》《八百壮士》等一大批抗战电影，恰是台当局在对外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岛内面对正当性危机的开始。影片中讴歌的故事并没有让真正的民族情怀扎根人心，随着1980年代执政者有意开启本土化道路，抗战历史在台湾反而日渐蒙尘。
即便当年台湾岛内也曾一度坚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让一些人的“亲日情结”得到暂时压制，但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高度仰赖日本，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触动，反而为之后岛内政治人物的“媚日”言行创造了温床。这也是1990年代以后，各类“媚日”主张随着民主化被“解禁”的真正原因。而借由去中化讴歌日本“贡献”，与“台毒”论述结合，也逐渐占据岛内舆论场的优势地位。尤其，当反思日据时代的历史，已经被绿营政治人物绑定为“亲中”或“促统”。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之下，蓝营人士也不敢对此提出挑战。
所以，一个更吊诡的现象出现了。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蓝营执政者也举行了纪念活动，但是在纪念八田与一的问题上，主政者任内所表现的肯定态度与绿营人士却没有太多区别，其目的是为避免自己被反对势力贴上标签。而只要两岸关系悬而未决，台湾长期维持这种“妾身未明”的身份，对于日据时代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种种“舔日”言论，岛内社会就不可能出现深刻的反思，也不可能完成真正的“转型正义”。
赖清德的言行照出的是民进党“台湾价值”的虚伪本质，这些人以“反渗透法”打击异己，破坏两岸交流。可是面对美日的主导与渗透，他们却弹冠相庆、忘乎所以。他们可以对加沙的惨状沉默，却整日高喊“民主人权”，正如台湾资深媒体人徐宗懋的评论，他们只是道地的政治机会主义和和历史造假者，连“西方帝国的附庸”，对他们都成了美化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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