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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批评徐悲鸿：“有人才有名誉，便欺蔑其启蒙老师，则其人无论其才之美如何，先无人格，余可无论。”
徐悲鸿讥讽刘海粟：“有人不过江湖骗子，住两天巴黎，留一头长发，挂块招牌，自诩大师，言其实，则吾令驴尾溅油彩于画布上乱画，成画殆相伯仲也。”
俗话说：文人相轻！徐悲鸿与刘海粟的恩怨，就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桩复杂而耐人寻味的故事。
两人虽然同为江苏籍的艺术大师，且都为中国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个人关系却因种种原因一生水火不容，交恶不断，相互诋毁，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仇怨，直到徐悲鸿去世，也未能完全解开。
由此看来，两人积怨如此之深，也绝不是简单的一句“文人相轻”就能解释得了的。
恩怨的起因还得从1912年11月23日刘海粟、乌始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说起。
1913年春天，上海图画美术院开始在 《申报》上刊登广告，首批招了12名学生。
关于这12名学生，具体是否包括徐悲鸿，说法不一。
据从事编撰徐悲鸿年谱工作的王震先生认为“徐悲鸿先生虽在该校约有两个多月，即不告而别，却被刘海粟糟蹋一生”。
王震又有考证说，徐悲鸿当年离开宜兴、远赴上海学画的确是因为看了刘海粟在《申报》上刊登的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招生广告（也有一说是当时17岁的徐悲鸿因为逃避家庭的包办婚姻而来到上海的），但徐悲鸿应该报的是选科，而不是刘海粟所教授的正科。
——参考信函收藏者、画家荣宏君《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
也就是说，徐悲鸿于1913年进入过上海图画美术院第二期的选科学习确有此事，但徐悲鸿在学校里只待了两个月便离开了。
上海图画美术院是新式的学校，刘海粟也从未给徐悲鸿任过课，因此，无论从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来讲，还是从现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来讲，徐悲鸿与刘海粟都不存在师生关系。
——参考信函收藏者、画家荣宏君《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
徐悲鸿与刘海粟年纪相仿，但徐悲鸿成名后，反感被人说成出自刘门，他不愿意自己的成就被归功于某个特定的门派或者个人，尤其是到他与刘海粟在艺术理念上的差异。
而刘海粟偏偏常以此自诩，常以徐悲鸿曾是上海美专学生、甚至常常以他与徐悲鸿有师生关系为荣，其意图可能是借此提升学校的声望。这让徐悲鸿非常厌恶，以致于两人后来交恶，互相诋毁。
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甚至演变成相互指责对骂。刘海粟曾经在《申报》上刊登了一篇《刘海粟启事》，批评徐悲鸿忘本，认为徐悲鸿成名后不尊重启蒙老师，缺乏人格。
“美专21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并讥讽徐悲鸿自命为“艺术绅士”。
而徐悲鸿讥讽刘海粟不过是“江湖骗子”，凭借留洋背景和表面的艺术家形象自封为大师，其作品实质上并无独到之处，甚至戏言让驴尾蘸油彩涂抹也能得到类似效果。
他也在《申报》刊登文章《徐悲鸿启事》，以“野鸡学校”来批评上海美专，进而斥骂刘海粟系“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这种言论无疑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
……“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如果说徐悲鸿认为刘海粟是”江湖骗子“有失偏颇，而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及美术评论家的傅雷也与刘海粟非常不对付。
20世纪30年代初，傅雷从法国留学回来，曾在刘海粟当校长的上海美专任教，两年后辞职并于1936年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他曾批评刘海粟“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据傅雷后来回忆：
“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徐悲鸿比较正直较真，他一直称刘海粟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日伪政权合作，尽管刘海粟对此坚决否认。
这件事到底是否真实？从刘海粟的婚礼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943年，刘海粟与夏伊乔的结婚典礼，据记载是由当时身份敏感的人物陈彬和担任主婚，此人后来被定性为大汉奸。
婚礼现场也不乏日本占领时期的军政要员出席，包括日军高级军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也曾亲临现场表示祝贺，这样的宾客组成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1943年刘海粟在上海举办画展时，主持人是大汉奸，到会的有众多的日本军官。
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刘海粟在抗战初期是上海美术界积极抗日的代表性人物，也没有接受汪精卫伪政府的任职。为了鼓舞抗日士气，他还创作了《四行仓库》。
这段历史细节，至今仍是研究刘海粟生平及其时代背景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注脚。
据记载，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当美术界提议让刘海粟担任华东美院（上海美专合并后的机构）校长时，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徐悲鸿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并两次致信文化部长周扬，称刘海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周扬先生：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致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
这是第一封信，大概时间是1953年6月18日。而第二封信写于7月8日，这离他去世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信的大意为：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哪）些勾结？参加过那（哪）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2）共盗（剽）窃过那（哪）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一一列举出来。
（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徐悲鸿的学生、画家杨先让曾经说过：“但这是徐悲鸿按照组织程序反映问题，绝不是打小汇报。”由此来看，徐悲鸿行事还是光明磊落的。
这些世纪恩怨的背后，反映了两人对于艺术、教育以及个人声誉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虽然他们之间的争执在书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两位艺术家各自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发展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随着时间流逝，人们更多地开始关注他们的艺术遗产，而非个人之间的恩怨。
（注：本文部分图片和文字取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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