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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全面记载和科学评价历史人物是新时代历史学的重要使命》,邹兆辰著。摘自集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总第29卷)》,杨共乐为主编。文章有删减。

全面记载和科学评价历史人物

是新时代历史学的重要使命

文 | 邹兆辰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是历史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中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批判“英雄崇拜论”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西方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在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的问题上提出了种种混乱的观念,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

卡莱尔于1840年在伦敦作了轰动一时的讲演,名为《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简称《英雄与英雄崇拜》),并且出了书。他一共论述了六类英雄,包括神话型英雄、先知型英雄、诗人型英雄、牧师型英雄、文学家型英雄、国王型英雄。他声称:“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

在卡莱尔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卡莱尔要求人们对这些英雄要无限崇拜。他说:“崇拜就是不加限制地尊敬,即尽力充分运用他们的官能,以心灵的所有诚意来尊敬。”

马克思、恩格斯对卡莱尔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说:“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全部历史的过程不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他们本身自然为一定的、本身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全部历史过程取决于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且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即应当崇拜天才。”

在马克思看来,在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中,人们既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又是剧作者。这就是说,人们是他们自己表演出来的历史的创造者,此外并不存在其他神的或带神意的造物主。历史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们创造的各种观念的产物。人们自己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与唯心主义思想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特别不同点是,他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二)论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群众,反对抹杀人民群众作用的英雄史观。他们强调,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强调在社会变革中,也要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否认人民群众以外的其他阶级、集团和个别人物的历史创造作用。他们指出:在以对抗为基础的以往的历史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得不用来维持生活而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因此,“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他们肯定,历史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个别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个别人物的出现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但是,“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经济的因素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个人在历史中也不仅仅是消极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很多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而且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大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人,但也有古代的哲学家、科学家,包括英、法、美等国家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恩格斯在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曾经论述过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述过拿破仑;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波拿巴这个人物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和评价;对于蒲鲁东这位法国的著名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都写过专门文章进行评述;而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评述则奠定了他们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史学家们评价历史人物起到了示范作用,例如他们对拿破仑等人物的评价就特别地体现了他们对待个别历史人物的观点,特别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关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伟大人物出现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国家,具有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中也包含着必然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恩格斯曾经说过:

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这就是说,每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都是有其社会历史条件的要求的,这些人物的出现,正是顺应了历史的要求。没有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人物就难以产生。这一思想,也适应对马克思这一伟大人物的分析。恩格斯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他还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但恩格斯也认为,马克思能发现唯物史观,也是顺应了时代的条件,如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等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1850年以前英国的历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论述,特别是摩尔根对这一问题的发现等,都表明阐明唯物史观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三)个别人物对历史的创造是要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出现,往往会对历史的面貌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历史事件似乎是由偶然性来支配着的。但是,他们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

这就意味着个别历史人物实际上总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当然,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在社会历史中,个人的历史活动脱离不了他所处的时代,也脱离不了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他们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互相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对历史的作用的思想,除了他们的理论论述之外,大多体现在他们对各类历史人物的评论之中。他们所评论的历史人物范围非常之广,其中包括欧洲古代的人物如斯巴达克、路德、闵采尔;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近代史上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罗伯斯庇尔、丹东、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第、林肯;也有欧洲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波拿巴、梯也尔、俾斯麦、梅特涅;有他们批判过的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杜林;有赞颂过的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魏特林和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拉法格、梅林;著名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孔德;还有著名的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牛顿、达尔文、摩尔根;著名文学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拜伦、巴尔扎克、海涅等。这些人物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造成了人类历史的多姿多彩。只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视野广阔、学识渊博的人才有可能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评论并直指要害,为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与撰述提供理论的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对拿破仑的评价就非常具有代表性。拿破仑是出身于法国科西嘉岛的一个炮兵军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崭露头角,曾经远征埃及,1804年建立帝制,成为皇帝,称拿破仑一世,1806年击败普鲁士,1808年入侵西班牙,1812年入侵俄国,遭遇惨败,1814年退位。1821年死于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评价的呢?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拿破仑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的确。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又说:“拿破仑是最充分地代表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对外宣布战争,对内宣布谋取自己的阶级利益。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为历史学家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新时代历史人物评价方法论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刘少奇诞辰120周年等座谈会上发表了系列讲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深刻阐述了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产生的社会背景,充分肯定了他们对社会历史作出的贡献,阐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社会实践的时代价值,同时论述了这些人物之所以成为伟大人物的个人因素。这些论述,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评价历史人物上的方法论价值。

(一)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

“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可用于评价孙中山先生,也可用于评价所有伟大人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都会出现一些引领时代前行的人物,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贡献,永远值得当代中国人民怀念。

马克思主义者要承认在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诸多的伟大人物的存在,充分肯定这些伟大人物曾经起到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在讲到孔子的时候,习近平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习近平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说:“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样,“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这些评价表明,马克思主义者是承认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的,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伟大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历史活动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发展,同时他们的光辉思想在今天还有巨大影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二)把历史人物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

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习近平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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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个中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图源共产党员网

为什么世界近代历史上会出现马克思这样的伟大人物,由于他的出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资产阶级则感到极大的恐惧。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在德国特里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那时的欧洲,经过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导致了19世纪40年代工人运动的爆发。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大学时代,他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等知识,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犀利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维护人民权利。1843年移居巴黎后,马克思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合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该书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848年,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积极投入并指导革命斗争。在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深刻总结革命教训,力求通过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一生是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19世纪欧洲的历史环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同样,孙中山这样的伟大人物出现在中国也是有其历史条件的。150年前孙中山先生出生时,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华民族从未屈服,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青年时代,孙中山先生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誓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事业。他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广泛联合革命力量,连续发动武装起义,为推进民主革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1911年,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他们都矢志不渝、执着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从这时起,他们为党的事业奋斗了自己的一生。

(三)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有其个人因素

习近平在这些讲话中也强调了这些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有着他们的个人因素。他说:“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样的人物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因为这样的人物在艰苦磨砺中铸就了坚强意志和高尚人格。”

首先,习近平指出,这些伟大人物从他们年轻时代起,就立下了为人类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宏伟志向。例如,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同样,“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年轻的毛泽东同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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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中的创刊宣言,图源新华社

其次,这些人物在革命斗争中铸就了高尚的人格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习近平说,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饱尝艰辛、贫病交加,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人生。马克思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马克思曾经写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为创立科学理论体系,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最终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不仅深入了解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知识,而且深入了解和研究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马克思毕生忘我工作,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为了《资本论》的写作,“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即使在多病的晚年,马克思仍然不断迈向新的科学领域和目标,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学、人类学、数学等学科笔记。

习近平高度赞扬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人格。他说:“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四)历史地看待个人的缺点和局限

一方面,伟大人物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他所处的时代的阶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伟大人物也是人,所以必然要有他个人的局限性。毛泽东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也适用于几十年后的人们评价他自己。习近平在论述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时说:“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习近平还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这些伟大历史人物的讲话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伟大人物产生的历史条件,阐明他们之所以伟大的个人因素,充分肯定了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到的作用,特别深刻地论述了在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这些伟大历史人物的伟大精神仍然在照射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这些伟大历史人物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德必然是今天创造历史的亿万人民不可或缺的巨大精神财富。而习近平同志在评价伟大历史人物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论,必将成为我们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典范。“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就是这种方法论的结论,是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并且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运用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百年来的发展告诉我们:深入学习唯物史观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史学在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优秀遗产,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史学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果。

书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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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总第29卷)

杨共乐 主编

2024年1月出版

定价128.00元

ISBN 978-7-5228-3349-1

内容简介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总第29卷)设“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学术评论”等栏目,刊发论文、评论和会议综述26篇。

21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有一些新的特征,本卷特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栏目,以期对近20年来本学科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有一个回顾,并对当前的理论与方法论热点问题有所回应。邹兆辰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与新中国史学中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与研究史,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评价历史人物上的方法论价值。李恒、史珮琪以21世纪以来《史学月刊》所刊发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文章为主要依据,提炼出20余年来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总结了该领域的基本发展情况。许洪冲从研究视角更新和自主理论体系建构两个方面反思了近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界关于学科建设的问题,并对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倾向进行了评议。

目录

· 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 ·

全面记载和科学评价历史人物是新时代历史学的重要使命 邹兆辰

新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基于《史学月刊》的分析 李恒 史珮琪

近年中国史学史学界关于学科建设问题的反思 许洪冲

·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

中国传统史学的古今论及其特征 王记录 刘饶

事关传主的形象:论《史记》的“繁复”书写 石洪波

家谱、家状与家传:唐代的私修谱牒 吴海兰

中韩两部《续资治通鉴纲目》比较研究 张璐瑶

明代义理史学裂变试析

——以《昭代典则》与《皇明大政纪》的比较研究为例 邓凯

徐乾学幕府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编修 孙广辉

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传》撰述的嬗变 张宇轩

· 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 ·

郭沫若撰著《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考述 肖薇 王嘉川

翦伯赞的史料观 韩建萍

邓之诚与聂崇岐学术交谊述论 邓智中

周一良和他的师友们

——以《周一良全集·书信》整理为中心 聂文华 王健

论民国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两军对垒”撰述模式的产生 谢辉元

· 外国史学研究 ·

斯特拉波《地理学》文本编纂初探 武晓阳

14—16世纪普鲁士历史书写探析 刘嘉仁

论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事 张利娟

古罗马城研究的前世今生 张尧娉

2022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年度盘点

——以《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和《历史哲学杂志》为中心 刘洋

· 历史文献学研究 ·

西周社会礼治影响探析

——以西周大射礼为例 张磊 王绍之

《春秋》齐灭纪事件的文本阐释与价值建构

——以《竹书纪年》两则佚文为参照 陈金海

清代荒政史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鲁洋

· 学术评论 ·

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研究

——评《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 袁波

社会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探索

——评《民国社会教育研究》 杨雪临

· 会议综述 ·

从中外比较中认识中华文明

——《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弩

附录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2022年9月~2023年8月) 李艳

附录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2022年9月~2023年8月) 张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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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编辑:丁曼泽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