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潘汉年密会汪精卫，谈了什么？为何55年被审查才向中央汇报？|军事同盟|军事条约|潘汉年|诗人

1939年的春天，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央为了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在敌后搜集战略情报的任务。

过去中共在战略性情报搜集上渠道窄，层次低，如若不在较高的层次上开辟情报来源，便很难有新的突破。

正是在这样的北京下，潘汉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敌后去负起这一重任。

潘汉年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作家。1926年加入中共后，曾致力于左翼文学运动，在组织和领导整个左翼文化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十年代初，为了党的工作需要，他担任了党的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领导职务。

三十年代中期，他代表中共先后和福建人民政府、和陈济棠、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一系列淡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并始后，他在上海和香港又继续做抗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38年秋天他奉命回延安参加扩大的六中全会，会后就被留在延安参加中社部的领导工作。由潘汉年到敌后第一线去指导情报工作，无疑是很合适的。

1939年5月，潘汉年往西安、重庆、辗转到达香港。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对于潘汉年再次来港工作，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俩从1937年冬到1938年秋这段时间，在香港和广州已有过愉快的共事经历。

廖承志比潘汉年小两岁，但他对这位经验丰富热情诚恳的老同志有者兄长般的敬意。潘汉年对廖承志也很有好感，觉得他充满活力、性格开朗、为人坦率，因面也很愿意和他再度合作共事。

当时的香港，实际上已成了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情报战场。英、美、苏、日等国都有情报人员在这里活动。各国驻港的领事机构无疑也负有搜集情报的任务，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在这里都设有情报机构。

抗战开始后，中共在香港建立了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情报工作便主要依托在办事处的机构内，由一个专门班子负责，潘汉年到达香港时，这个班子由李少石负责，成员有连贯、柯麟等。

会见廖承志之后，潘汉年开始通盘考虑整理和建立情报网络。8月，延安来电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同时决定建立华南情报分局，责成潘汉年负责组建这一机构，并统一指导整个华南地区的敌后情报工作。

经过和廖承志碰商，并报经中社部批准后，潘汉年在华南情报分局本部建立了一个核心情报工作班子，并从南方局调来了张唯一实际主持工作。

张唯一人称“老太爷”，是一位久经锻炼的老同志，作风稳健，经验丰富，深得众望。在他的属下，又先后调集了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简竹坚、张建良等批情报干部，分别负责搜集、交通、电讯等情报资料，其中张建良的情况最具传奇性，他原名华克之，1935年曾因秘密组织刺杀汪精卫的活动而受世人注目。

他那时只是一个爱国热血育年，并无特殊政治背景。后来又与著名杀手王亚樵合作谋杀蒋介石未成而遭通缉。抗战后一度赴延安，后又辗转到香港。几经曲折后被潘吸收为秘密党员，专事情报工作，成了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的一个得力助手。

除分局所属张唯一和“八办”所属李少石这两处重要情报据点外，潘汉年又进一步通并加强了同东北抗联驻香港办事处以及苏联在港的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

抗联在港办事处负贵情报工作的董麟阁，为苏驻港情报机构工作的朱明、金仲华、邵宗汉等，原来都是潘汉年所熟悉的，有的则是过去的情报关系。现在通过潘汉年的协调与指导，使各情报点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情报网络。

潘汉年还和国民党某些派系在港的机构或代表联系。

例如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幕僚、孔在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胡鄂公，在三十年代就曾为中共的情报机构工作过，和潘汉年有过合作的经历。抗战后他虽然已为孔祥熙服务了，但也并未与中共反目。反而主动表示要和潘汉年建立“私人”联系，愿意向潘提供一些他所搜集和掌握的情报。

在对香港的情报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部署之后，潘汉年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上海。因上海是当时敌后的最大据点，是一个更具有吸引力和更需要投入的情报战场。

“八·一三”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绝大部分地区。但英、美、法等国仍保留有几片租界地。这些国家的情报工作在这里仍然很活跃。

日本在上海建立有庞大的情报和特工机构，包括日军大本营派驻的所谓“梅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的由外务省系统控制的情报机构。还有汪伪政权所建立的“特工总部”。国民党政府的两大特工情报系统也在此进行大规模的情报活动。

中共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当时主要由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撒退时留下的一部分情报干部在开展工作。因此，潘汉年亲赴上海，是着手加强和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

离港前，潘汉年接待了一位神秘的来访者。此人名叫袁殊（又名曾达斋），在当时的情报战线上是一位极其特殊、以致被认为是深不可测的人物。他在大革命时代曾热衷于搞无政府主义。后去日本留学接受了左翼影响，三十年代初回国后便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和潘汉年、冯雪峰、厦衍等都很熟悉。后又参加中共的情报工作和第三国际远东情报机构活动。

他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情报机构也有联系。1935年他被国民党军统速捕，随后就自首转而成了军统人员。1936年，军统知道他和日本情报系统有过关系，便让他再赴日本，和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恢复联系。

抗战前夕的1937年春天，他从日本回到上海时，曾找到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潘汉年，将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一批重要的情报资料交给中共，并表示今后愿意为革命效力。

潘汉年深知袁殊的特殊作用，便接受了他的要求，指示他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实际行动弥补在历史上的错误。

抗战开始后，袁殊继续留在上海，一面参加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一面继续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情报系统保持联系。在此期间”他因执行军统的某项任务被汪伪的“特工总部”逮捕，但很快就又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保释出去，并让他正式加入日本总领事馆以“岩井公馆”命名的情报机构工作。

但他没有脱离军统，仍在继续为军统服务。1939年8、9月间，他应召到香港参加由戴笠主持的工作会议。在这里，他打听到潘汉年已从延安来到香港，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潘汉年。

袁殊在会见潘汉年时诚恳表示，前一段时间他和中共虽没有联系，但并未忘记当初要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指示。现在联系上了，希望中共方面能继续让他参加革命工作，为抗战效力。

潘汉年对袁说：“你要求为革命工作，我们欢迎。你目前的处境，也不必改变。外人的议论和奥论的抨击，也不必介意。历史自会有公正的评价。你现在先回上海再进一步了解些情况，我不久将去上海，到时候我们再研究确定你的具体工作问题。”

会见袁殊后，潘汉年便积极考虑如何利用袁殊在日本人的情报机关内建立内线，并由此打开一个缺口。

这是一步险棋，日本人会采取怎样的反措施，袁殊能否完全经受住考验，这些都是未知数。一且事与恩违，后果就不堪设想。但如果不利用这条内线情报工作，就不可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1939年9月，潘汉年秘密到达了上海。

一天晚上，潘汉年按约在百老汇大厦和袁殊见了面。袁殊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目前仍在扩充力量加强情报搜集工作。我和岩井战前就熟悉了。现在他对我也频倚重。除让我担任情报工作外，又让我出面组织‘兴亚建国会’，主办《新中国报》，从事和平运动的宜传。你看我应怎样应付日本人的要求又同时开展自己的工作呢？”

潘汉年稍稍思索了一会儿，便将自己事先已有的构想向袁提出。他说：“你可以按照岩井的要求去做，并尽可能做出点‘成绩’来使他感到满意。同时逐步将我们的人引进，在他们的机关里建立我们的据点。把他们的文化宜传机构变为我们的掩护阵地。我们当然也要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情报材料。你也可以为他们写些宣传文章。反正你的身份是已经公开的。”

袁殊当即表示，他愿意按这样的安排尽力去做。因为他事实上已经背上了汉奸的恶名，虽然风险不小，但他在情报战场上有多年的经历，并不缺少经验与胆识。

不久，从延安来的情报骨干刘人寿果然经由袁殊的介绍，进入了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并担任了机要秘书。此后，经袁殊、刘人寿之手便将“岩井公馆”所能接触到的许多重要的日本情报材料，通过秘密电台不断发往延安枣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