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的中国，李治是一个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他，1924年进入了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深造。五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毅然决定回到家乡南昌，开设了一家小诊所。因其医术高超，不久便名声远扬。
然而，生活的平静不久便被打破。一位国民党军官听闻了李治的才能，强行将他招募为张辉瓒领导的第18师的军医。在那里，李治初次见识到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与暴行，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恼。
1930年的冬天，命运再次对李治进行了考验。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全歼了第18师，李治也成了战俘。不同于国民党的残暴，红军对待他的方式却是出乎意料的温和。他们不仅未对他有任何恶劣行为，反而向他耐心解释革命的意义和目的。李治在接触中逐渐被红军的理念和行为所打动，最终决定投身于这支充满正义与希望的队伍。
在红军中，李治被分配至红军总医院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同一乡镇的贺子珍。两人常聚在一起，谈论家乡的点点滴滴，透过这些交谈，李治与毛泽东以及贺子珍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随着红军启动长征，李治的角色进一步扩大，他被任命为干部休养所的医务主任，负责领导人家属和女红军的医疗保健。在这段艰难的旅途中，李治的医术和责任心得到了极大的考验。无论是高山还是草地，夜幕降临时，他总是忙碌于各个帐篷，确保所有人的健康。
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红军在贵州与当地军阀的部队交战时，贺子珍面临着即将分娩的紧急情况。李治医生在战火纷飞中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他一边安慰贺子珍保持平静，一边为她接生。尽管枪声不断，但在李治的精心照料下，贺子珍平安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由于长征途中的严苛规定，这个小生命不得不留在当地一户农家，贺子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女儿，继续随队前行。
在长征的另一场合，周恩来病倒了，症状严重，连续高烧并昏迷。周围的人都对他的状况感到担忧。李治经过仔细检查后，认定是一种罕见的肝脓肿。尽管面临着医疗设备的极大限制，李治决心进行穿刺，这需要精确的技巧，只有一次机会成功。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他准确地完成了穿刺，验证了自己的诊断，为周恩来解除了病痛。
但治疗并未因此结束。由于缺乏必要的药物，李治不得不寻找替代的治疗方法。他让周恩来食用大量含维生素C的豌豆尖，并亲自在路边采集多种草药，用以制作汤剂给周恩来服用。几天后，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显著的好转，生命力逐渐恢复。
通过这些经历，李治不仅以其医术赢得了红军的信任和尊敬，也深刻体现了在艰难时刻的医疗伦理和创新精神。他的行医之路，成为了那段历史的一个生动注脚，展现了医者的仁心与智慧。
李治在长征艰苦的途中不懈奉献，终因劳累过度，在陕北安顿后不久，身体不支倒下了。消息传到毛泽东耳中，他立刻指示医疗队提供最佳治疗，并让贺子珍亲自送来鸡蛋以资慰问。在同志们的关怀和医疗队的精心治疗下，李治很快康复，恢复了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李治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卫生署署长及卫生学校校长。在这一职位上，他不仅亲自医治伤员，还致力于提高医学教育水平。他常邀请外籍医生来校授课，如马海德专讲皮肤病，万福恩讲解外科手术，极大地提升了学生们的专业技能。
新中国成立后，李治在1950年被刘伯承召至南京，负责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卫生部。面对卫生部器材短缺和经费困难的现状，李治找到刘伯承请求支持。刘伯承无奈地表示自己也无力解决经费问题，于是建议李治直接去北京向中央申请。
李治携带简单行李和一把手枪（为自卫考虑），奔赴北京。到了中南海的门口，警卫因他携带武器而阻拦。正在此时，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即刻指示警卫放行，他的话语中带着笑意：“李治同志即使带刀来，也得让他进来！”
在新中国初建的年代，李治作为军事学院卫生部的部长，面临着严峻的资金和设备短缺问题。一次在中南海的会议上，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困境。毛泽东关切地询问需要多少经费时，李治举起三个指头，说道：“需要3000万。”当时周恩来也在场，他微笑着接话：“3000万而已，何须大动干戈。”
李治一时迟疑，误以为中央可能有难处，正当他沉默时，毛泽东爽快地说：“这点钱不算什么，我给你再加一个零！”就这样，毛泽东决定拨款3亿元，以支持卫生部的建设。
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李治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尽管有人私下议论这一军衔偏低，周恩来亦有同感，曾轻描淡写地提及此事。但李治从不以职位论英雄，他回应道：“军衔是浮云，能为人民服务，吃饱饭，有地方住就足够了。”
尽管他身处高位，李治始终没忘记自己的初心，仍旧常常为普通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群众中度过，用他的医术和热情服务于人民。
直到1988年，为了表彰他长期以来的卓越贡献，李治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然而，时光流逝，到了1989年，李治因脑血栓在北京的301医院病逝，终年90岁。他的一生充满了无数为民服务的瞬间，尽管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被铭记。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