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然后也有人有不同看法，比如说凯丰，他竟在会上怒斥毛主席道：
“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打仗全靠两本书！”
凯丰为何会这么说？“两本书”分别指的是什么？他最后又怎么样了呢？
一 、谁是凯丰
1906年，凯丰出生于江西萍乡三角池村，那时候他还叫何克全。
那里山不高、林不茂，却有数条山溪从山上潺潺流下，在村口汇聚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池塘，村子因此而得名。
何家在村里算条件好的，他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后来，凯丰刻苦求学，考入了萍乡中学以及后来的武昌中山大学。
在前者求学期间，凯丰初步接触了进步思想，成为当地的先进积极分子之一；
在后者求学时，他更是被推举为学生干部，大搞革命活动。
凭借在《莽原》上发表的一篇揭露反动派的文章四海扬名，不过也因此遭到了通缉。
组织上为了保护他不受北洋军政府迫害，安排他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他在那里学习了三年理论，也与李德、博古等人结下了情谊。
这段求学经历，让1930年归国的他很快走上了人生巅峰，主要负责的是共青团工作。
1931年，他被委派到香港担任两广团省委书记，用的是“开封”这个假名。
后来索性取了谐音，这就是“凯丰”这个名字的由来。
彼时的凯丰可谓意气风发，不到30岁就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中央书记，后来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那么这样一位青年才俊，为何会在遵义会议上说出那种话？
这就不得不提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了。
二 、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4年末，从苏区撤离的红军主力接连突破了敌人的数道封锁，抵达湘江边展开了一番血战，这才短暂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然而，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到此时只剩下三万多了。
这个损失不可谓不大，就连当地同志都痛惜湘江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从此不食湘江鱼”。
从现在看，长征是红军撰写的一首宏伟诗篇；
可在当时，战士们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若不是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他们本不必走得如此艰难。
自打湘江战役打完，大家一直在讨论红军接下来该往哪个方向走，李德、博古等人认为应该遵循原定战略，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毛主席则认为，敌人已经在湖南通道以北阵地部署了天罗地网，这时候再往北走就是“钻口袋”，势必会给我军带来更大的损失。
通道紧急会议解决了这个争论，毛主席避其锋芒的想法得到了众人支持。
于是红军紧急“转兵”，避开了敌人的包围圈，来到了黎平地区。
这次转兵让我军短暂甩开了国军的追堵，不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有不少中央领导坚持原先的错误战略方针，这令我军面临着其他风险。
毛主席和一些同志认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上的问题，于是又召开了黎平会议，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明确指出：
“北上汇合的原定战略计划行不通了，接下来我们应当向黔北行军，到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李德、博古等人不愿意，他们还是抱着之前的那套理论不撒手，以至于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从白天一直辩到了深夜。
幸运的是，“理越辩越明”。
等到晚上的时候，大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毛主席的发言获得广泛支持，与会同志甚至将其整理成了相关文件。
此举意义非凡，因为从长征到黎平会议之间，毛主席的主张一直没有用文件形式确立，这也是大伙陷入迷茫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了黎平会议以及随后的猴场会议作铺垫，遵义会议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这次会议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总结过去的错误、确立毛主席接下来的领导地位。
直到此时，李德、博古等人还想将问题一笔带过，不愿承认自己的过失，博古在做报告时甚至有些趾高气扬的说道：
“红军一路走来，大体路线是正确的，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敌人太强了！”
这种说法难以获得同志们的认可，反倒是周总理主动站出来，承担了责任。
“我们没能胜利，有各种客观原因，不过在军事方面，我们的确犯了错误。”
在周总理挑起“话头”后，张闻天等人顺势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详细地阐述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了哪些错误的战略、战术。
比如说，不该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斗争方式，也不该分散兵力，明知不可为还坚持要北上会合……
听到这些话，李德、博古等人明显心乱了起来，博古不停喝水，还拿了支铅笔在纸上乱画。
其实，这一切早有征兆，“橘林谈话”时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就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请毛泽东同志来指挥。”
遵义会议的第一天，就这样在众人复杂的心情中落幕了，会议第二天毛主席直接站了出来，要求首个发言。
三 、凯丰怒斥毛主席
毛主席的报告，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问题，并且他还指出博古的报告缺乏事实依据，完全是在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毛主席的说法再度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不过这个时候与李德、博古等人交好的凯丰却生气的站了起来，朝着毛主席发难道：
“你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战术还不都是从《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这两本书里学来的！”
听到这话，毛主席直接反问凯丰道：
“你没读过这两本书，又是如何做出这种推论的呢？”
“倒要问问凯丰同志，《孙子兵法》一共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又叫做什么？”
凯丰被毛主席问得哑口无言，最终只能闷声坐了下去。
而其他同志的讨论还在进行着，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先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王稼祥提出要换掉之前的三人领导班子，朱德也表示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到这里第二天会议也基本结束了。
而在第三天的会议上，周总理直接指出认可毛主席的看法，同时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撤除自己的职务。
听到这番话，李德、博古等人是震惊的，而会场上则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不久后遵义会议正式落幕，毛主席则确立了领导地位。
此后，红军得到了正确的指挥，如同蛟龙入江、猛虎归林，不断地取得胜利；
同志们也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跟着毛主席不断向前。
四 、凯丰事件的后续
遵义会议落幕了，不过会上凯丰怒斥毛主席这件事的影响，还一直在延续着。
用毛主席的话说，那时他其实没看过《孙子兵法》，但凯丰硬说他看过，这倒让他觉得“不看不行了”。
索性后来专门找人买来了这本书，系统地学了一遍。
其实，早在1913年毛主席进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一部分《孙子兵法》的内容。
不过毛主席忙于革命，在长征抵达陕北前，都没系统性地阅读过这本书。
抵达陕北后，毛主席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
恰好统战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红军也有了从外面买书的条件，毛主席这才给刘鼎写了信。
当时红军经费有限，毛主席再三叮嘱，用起来要“节省再节省”。
不过他还是将《孙子兵法》列入了购书名单，甚至还表示张学良处如有可以借用一点。
刘鼎买了两批书，不过毛主席并不满意。
因为他买的大多是普通的战术书籍，没有多少大兵团和战略用书，而且这里面也没有《孙子兵法》。
后来，刘鼎等人四处求购，终于拿到了《孙子兵法》，给毛主席寄了过去。
毛主席也是越看越感兴趣，从中汲取到了不少经验与智慧。
毛主席1936年末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就引用了不少《孙子兵法》的内容，这倒像是反过来印证了凯丰当初的话，令人感到有趣。
不过，真正熟悉毛主席的人都知道，他可不是靠着啃兵书打仗的人，真打起仗来的时候局势瞬息万变，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孙子兵法》？
关键时刻往往要根据形势迅速作出决策，而毛主席在这方面无疑是有天赋的。
就拿“四渡赤水”来说，人们事后复盘都感到难以置信，更别说去临场指挥了。
毛主席的指挥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是日常积累和天才灵感的巧妙结合！
五 、晚年的凯丰
在遵义会议上，凯丰无疑是对毛主席有些不服气的。
不过事实胜于雄辩，随后毛主席的一系列指挥让他无话可说，也让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情。
六年后，就连凯丰自己都说：
“过去我坚持了错误的方面，如今想起来真幼稚可笑，幸好及时意识到了！”
凯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积极改正，多次主动剖析自己，自我批评，也因此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谅解。
即便如此，凯丰对毛主席还是有些愧疚的，这点并没有随两人友情加深而改变。
毛主席察觉到这点后，专门在给他的信件中指出：
“不必挂怀过往，不愉快的事，过一会儿就好了！”
实际上，凯丰在很多方面还是令人称道的。
比如他经得住磨难与考验，当初被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拷打，他始终坚守着底线，没有出党和同志。
再比如说，凯丰工作勤恳、清正廉洁。
凯丰虽然“年少得志”，但是他并不计较职务高低和个人得失，总是积极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工作勤勉。
1951年，凯丰得知女儿成家了，非常高兴，专门给女儿和女婿写信道：
“要保持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工作中注意廉洁奉公守法！”
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面，凯丰还特意划了几笔，可见他对子女的严格要求。
后来女儿生了孩子，负担加重，想调到凯丰身边工作，却被他拒绝了。
“要靠自己养活家庭，不要想着通过这种方式。”
实际上，凯丰在这点上和毛主席非常相像。
毛主席的妻兄杨开智，当初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够去北京工作，没想到毛主席直接回信道：
“服从组织安排，莫要作奢望，亦不要来京，一切走流程！”
不只是杨开智，毛主席对待亲友们皆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不徇私，不开后门，为人民和国家着想。
凯丰在这一点上也做得很出色，或者说老一辈领导人身上大多带着这种特质，他们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令人惋惜的是，凯丰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肺病，后来长期忙于革命工作又患上了肠胃病。
1955年，凯丰因为重病难治在北京去世了，去世时还不到50岁。
参考资料
《遵义会议：我们走自己的路》 人民网
《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 光明日报
《遵义会议上凯丰挖苦毛泽东不会打仗》 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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