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如果没有中华文化不绝如缕的文化奇缘,两岸三地就会形同陌路,各走各的方向,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强劲的黏合剂,将不同的社会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气场,化解了政治的危机,也使得一度出现的“港独”和“台独”逆流,被强势反击。

反击背后就是国共两党势力的合流,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党斗到最后,都会觉得中华文化是彼此最大的公约数。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推广逐渐出现质的变化,也和台湾地区的蓝营有更多的共同点,彼此惺惺相惜,化解了两岸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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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对中华文化认知的质变始于过去十余年间,冲破了马列历史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开放给更多元化的解释,重视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更多现代化的内涵。同时全社会历经西潮的冲刷下都要寻回文化的“主体性”。这表现在传统文化的普及浪潮,电视综艺节目如《中华好诗词》﹑《典籍里的中国》等,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沉浸在唐诗宋词、经史子集的世界,又往往可以与现实世界连结,展现文化的传承,没有任何的历史断层。

神州大地的中华文化传承,曾经面对历史断层。60年代“破四旧”政治运动,以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很多知识分子受害,而中华传统也被马列意识形态凌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当时香港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民间力量,承接中华文化的道统,在岛屿弦歌不绝,尽管在殖民地的体制下,欧风美雨是主流,但民间拒绝花果飘零的命运,在深水桂林街的破旧唐楼,一些南来知识分子如唐君毅、钱穆、张丕介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筚路蓝缕兴学,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成为香港的文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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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中国8、90年代与中华文化传统再续前缘的伏笔,钱穆和唐君毅的著作成为中国大陆的畅销书,影响社会文化方向,对知识界和政界带来暮鼓晨钟的作用,理解香港曾建成一道文化长城,在殖民地的氛围下力抗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艰苦寻回那些在抗战与内战中飘远了的文化碎片。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兴起了“国学热”,也要去意识形态化,不要机械地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作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工具,而是要直接回到原点,也要广泛使用更多的历史与社会科学方法,重新认识中国,传承中国的智慧。

台湾地区在中国文化与历史研究也是人才辈出,带来很多新视野和洞见,对中国大陆有所启发,台湾地区也乐见神州大地转向,不再以马列为圭臬,而是回归中华经典,要追寻自我创新之途。

更让台湾地区蓝营势力共鸣的是,中国大陆在国家建设上争分夺秒,于十几二十年间变身为“基建狂魔”,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高速公路、隧道和桥梁,提早实现孙中山所提出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这都使台湾地区具有中国人认同的民众,感受中国现代化步伐为十四亿中国人带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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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反映中国大陆的流行文化,吸纳台港灵感,凝聚两岸三地的软实力。8、90年代台湾地区的流行曲,邓丽君《小城故事》的温柔、齐豫《橄榄树》的清新、罗大佑的《滚滚红尘》都让大陆人民耳目一新,发现在高亢的革命歌曲之外,还有如此柔情的旋律。香港的功夫电影和警匪片,曾经让两岸目眩。最近大陆风靡一时的《周处除三害》,台湾地区演员阮经天是男主角,但导演黄精甫却是香港人,折射两岸三地影视“三赢”的范例。

中国大陆的电视剧也在台港流行。《甄嬛传》被称为长销不坠的“神剧”,台湾地区近年春节期间,八大电视台都在重播《甄嬛传》,被誉为台湾地区的另类“春晚”。中国大陆以职场为背景的电视剧,如《城中之城》《平凡之路》《装腔启示录》《精英律师》《白色城堡》等,让“台港”观众惊艳,了解中国大陆民间社会的运作,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心态与游戏规则,让人大开眼界。当然,也有描绘农村与基层社会的《山海情》《人世间》等,可以看到中国底层社会翻天覆地的变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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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台湾地区绿营和香港“黄丝”等分离主义势力近年都在妖魔化中国,并且套用以前国民党的口号如“匪区”“共匪”等贬词,但聪明的香港人会用脚投票,纷纷涌去大陆,在复活节与清明节假期逾三百五十万人次到中国大陆,分享神州大地最新的生活方式。台湾地区虽然组团到大陆旅游被绿营政府限制,但自由行人数飙升,脸书上“陆剧讨论会”群组也高逾三十万人,台湾地区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喜欢驰骋在小红书和抖音的世界。两岸三地的文化奇缘是不能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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