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大到足以藏起大大小小无数中国人。

没人知道这些藏起来的中国人如何活着，活得怎么样？这是我接触《盐镇》这部非虚构作品的最直观感受。

作者别开生面地从一个小小的乡镇剖开整个中国的灰暗面，从地图上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深挖小人物命运，继而窥探整个中国无数个角落的小人物命运。

现年92岁的陈炳芝是《盐镇》中的第一个女性人物，她生于1932年，是四川自贡市富顺县鸡公岭人。

在谈论后面的事情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陈炳芝的基础身世，以及后天形成的人生格局。

陈炳芝的父亲陈细蓝是一位教书先生，母亲毛淑芬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

由于毛淑芬给陈细蓝连生了四个女儿，却没有生下一个儿子，无法完成延续烟火理想的陈细蓝自觉养着一堆女人浪费米饭，于是带着小老婆别妇抛雏人间蒸发。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父亲是个教书先生，陈炳芝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原因。因为被视如敝履的女娃不值得陈细蓝花费任何精力生命在她们身上。

四个未成年女孩，一个没文化的妇女，加起来是五个没有能力赚钱的女人，通过挖野菜卖砍柴，盐巴炒米饭度过抗战时期的艰苦日子。

到了18岁，陈炳芝开始外出打工。她最先是到县里给地主人家照看十个孩子，后来又到一位支书家里当女佣，最后又去给一个老师当帮工。

她那廉价低等的劳动力并没能给家里带来什么补贴，只不过是使得家里分饭吃（争饭吃）的人少了一个，而她自己也能稳定地吃上有钱人家的一口饭得以果腹。

微薄的工钱让她画地为牢，陈炳芝常年没路费回家，也没条件给家里写信。饥荒肆虐的年代，母亲以为她死了，结果噩耗反了过来，陈炳芝得知母亲饿死了。

陈炳芝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她去一个茶馆做帮工的时候。

茶馆为了热闹气氛经常请来戏班演出，在某一天，一个唱戏的花脸和陈炳芝看上了对眼。

这个花脸戏子叫邓修玉，是陈炳芝的第一任丈夫。

邓修玉结过婚，有过孩子，又是下九流的戏子，世俗把这种人归为“难找老婆”的光棍户，但陈炳芝“别无选择”地跟了邓修玉。

邓修玉没有给她支付彩礼，也没有给她举办仪式，能做到的就是带她走，跟着戏班走南闯北颠沛流离。

1957年，陈炳芝怀上了孩子，不方便跟着戏班四处漂泊，邓修玉把她丢在了仙市，没告诉她多久回来，也没给她留下一分钱，更没给她安排一处栖身之地。

等到快临产时，邓修玉仍然杳无音信。窘迫之下，陈炳芝找到一间废弃的房子，点了盏桐油灯，自己给自己接生，自己给自己剪脐带，又自己爬起来给自己做饭。

即使经历过风暴，陈炳芝也没和邓修玉闹散伙。几年后他们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邓修玉再度消失，这次是真的没再回来，就跟父亲当初的人间蒸发一样，邓修玉这个人再没有在她生命中出现过。

30岁的陈炳芝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媒人婆眼里的“拖油瓶”，更加“别无选择”地跟了一个渔民。

这个渔民叫张运成，是个退伍军人，打过仗离过婚，左手在战斗断掉，平日嗜酒如命，家暴极凶，对陈炳芝动辄拳打脚踢。

张是个极其大男子主义的男人，看见陈炳芝和其他男性说话，二话不说拽过来就打；酗酒发疯，逮住陈炳芝就打；打渔推船累了，心里不爽，也要把陈炳芝拖过来打一顿。纯纯把老婆当沙包、出气包。

最恶劣的是，张那极端暴躁的脾气，殴妻手段相当令人发指，即使他只剩一只右手，也能把仅有一米五矮小的陈炳芝拎起来打个鼻青脸肿，又或者一手把陈炳芝的头摁到水里面，喘不过气的陈炳芝无论如何扑腾都无法挣脱张运成孔武有力的大手。

诸如此类奔着取人性命的家暴场面，往往惊动其他渔民前来喝止，张运成才善罢甘休。

“他把我按到地上，我躲了一下，他的手敲到咸菜坛上，都能留下很长一条血口。打一次架，我头发都能被他扯脱几撮。”

陈炳芝说那时没得报官，也没法离婚，日子忍着过。在给张运成生下一儿一女后，陈炳芝终于狠下决心逃离这个家，但又给张运成劝了回来，接着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也就是生下第三个孩子的第七天，老天开眼——1969年，张运成醉酒捕虾摔死了。

陈炳芝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有婚姻事实的最后一个男人，叫袁新历。

袁和张一样，都是残疾人，都是靠打渔维生，不一样的是，袁是一个瘸子，袁也没有暴力倾向。

但很可惜的是，袁是个短命鬼，在和陈炳芝生下一个女儿后，便患癌去世了。

至此陈炳芝已经有了四子二女六个孩子，这时她才四十出头，与她母亲的命运轨迹虽有不同，结局却何其相似，她也要像母亲一样，一人抚养一群孩子。

从童年到自己的婚姻，陈炳芝的家庭填满了遗弃和家暴，最终她又沦落到和母亲一样的田地。

这样的困厄之境很容易就能溯源到悲剧的根源。

她似乎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四肢健全的男人，三位丈夫都身有残疾，且要么地位低等，要么已婚再娶，而她自己也在一次又一次的结婚生子过后，不断地损耗自己的择偶资本，转而拖着一堆累赘，奔向下一个更低质量的男人。

除此我们也看到，彩礼虽然是中国社会诟病较多的陋习，但在一个没有娘家的女人身上，是没有彩礼可言的，而且缺乏娘家的女人，在择偶上，是一个缺乏军师的莽夫将军。

没了父母亲的陈炳芝如此年轻，竟然以闪电速度屈身一个结过婚又穷得叮当响的戏子，全因她成了脱缰的野马，没了娘家的束缚和掣肘，自主掌控了婚姻大权。

试想一下，如果陈炳芝的母亲的尚在，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不入流又居无定所的男人吗？

这样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在普遍情况下，女性的娘家发挥着质检和品控的作用。

也许这个看法有贬自由婚姻，但现实中个人独断专行的嫁娶在中国社会仍非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暴力在婚姻中永远是万恶之首。谁能想到，光荣负伤的退伍军人张运成，居然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打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需要用逃跑来寻求解脱，可想而知，张的暴力去到了何等程度，以至于张死的时候，陈炳芝一滴眼泪也没掉。

“还在月子头，他就打我，我才没有哭。”

家暴的数量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未知之数。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旧社会农村，男人在家里可以横着走，说打老婆就打老婆，就算把老婆打死，也不会有什么大祸临头的事情发生，所受的惩罚充其量是宗族内部的道德谴责。就像陈炳芝所说的，没得报官，没得离婚。

就算到了现在，去村里榕树头乘凉的石板凳一坐，听听那些闲人高谈阔论，不时仍能听见有中年男人大放厥词呵斥自己的女人：“要是放以前，你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宁教人打子莫教人分妻”，以往没有法律的时候，中国人总喜欢用调和折中的方法来处理家暴，缺少杀伐果断的狠招，所以女人只能一直忍气吞声被动挨打。

但现代婚姻大不同，越来越多人抛出“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指导思想，这就意味着，一旦动手，就得有离婚的打算。

但在不少社会事件中表明，暴力殴妻的男人会在老婆提出离婚后，把人打得更惨。如果想申请隔离保护，也困囿于取证困难，难以证明男方家暴。或者说，想要证明，还得处心积虑再给男方打一顿，然后成功录下影像。

女人是天然的弱势一方，保障天平倾斜多一些都不足为过。像陈炳芝这样生活在封闭隔绝的小地方的女人被打，只能指望好心的邻居出手相救。最终她不再被打，也是因为张运成死了，而不是有谁来结束这一切。

要是把“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丢进马桶，要是有暴力机关毫不含糊地强有力介入，张运成还敢打吗？打了还能活到第二集吗？

家暴一旦开启，就是地狱。陈炳芝说自己没出月子头就被打是在生完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说明张运成把逃跑的陈炳芝骗回去后，根本没有痛改前非。

陈炳芝竟然听信甜言蜜语重回虎穴...这我也能理解，耐死忍受是中国人特有的基因。况且这么多个孩子要养，她一走了之？传统善良的中国妇女大都过不这一关。

随着最后一个男人的死去，孑然一身的陈炳芝无力独自打渔，她最先到粮站当苦力过渡，接着开始做些小生意，比如到学校门口煎胡豆、豌豆卖，一分钱一勺；卖凉水，一分钱一杯。

后来她又通过民间借贷，购入一些机器，从事煎花生，绞肉，绞糖等小本规模的生意，当地人夸赞她敢想敢为，富有生意头脑。

但事实上她在生意场上只是逞匹夫之勇。因为她在各种生意之间辗转投入的机器，一台就一千、两千多块，最终却因生意惨淡，以几块到几百块不等的价钱把机器当烂铁卖掉，所赚到的钱，几乎也只能平本还债。

1990年，58岁的陈炳芝再次通过借贷搞到一笔钱，租下一个门面，买来一台黑白电视，开了一个茶馆。

前面说到，陈炳芝其实并没有什么生意头脑，很多生意想法，都是她看到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大刀阔斧地通过借钱跟着做，而在实际经营当中，总是以关门大吉收场。

茶馆的经营也朝着殊途同归的失败进发，一碗茶水卖五分钱，一天下来，收入也没有三五块钱，倒闭指日可待。

一个卖牛的贩子见她不容易，替她招揽了不少牛贩子来喝茶，但总归是杯水车薪，心忖横竖不是办法，那人干脆告诉陈炳芝一个来钱更快的路子——把茶馆变成猫儿店，说白了就是地下性交易场所。

于是，陈炳芝走上了这条臭名昭著的路。

茶馆，自古以来就是间谍特务出没交接联络的地方，有着便于隐藏肮脏交易优势，如今陈炳芝把她的茶馆变成隐秘的“妓院”，自己当起了“老鸨”。

那时当地已经兴起不少地下性交易场所，无一例外都是五光十色的霓虹装潢，竞争十分激烈，小店虽可夹缝求生，但到底不会存活太久。

可令人意外的是，陈炳芝不仅把茶馆成功转型猫儿店，还站稳了脚跟，一开就是二十多年。

秘诀在于她走的路线与众不同，她的茶馆主打低端市场，扎堆的小姐全是不请自来。因为长得国色天香的小姐都被招揽去了高档夜店，能来她这里的，都是些被淘汰，被嫌弃的庸脂俗粉。

“我这里的女人尽是四五十岁， 一个个很丑的。人家不要的小姐，就往我这里来。”

陈炳芝从来不组织小姐，她声称自己只是提供场所，小姐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小姐每成交一单，她就抽佣几块钱，她所得的获利也从不投入到茶馆的升级包装，所以她的茶馆一直都是简陋破烂，就连床坐上去都是摇摇晃晃快要散架陈旧木板。

“我想管他女马的...床铺反正又睡不烂的。”

每位小姐的皮肉价格由她们自己敲定，所以陈炳芝从不在乎小姐的质量，“进两块钱是两块钱的事。”

小姐的价钱十分便宜，来得这里的嫖客，都是乡镇上上了年纪的老、弱、残、穷之类的男人，他们大多数是光棍又或者丧偶失去家庭，迫于生理需却对消费昂贵的夜店望而却步，最终他们来到茶馆。

在这里，他们仅仅需要花上三十块，甚至是十五块，就能够和女人睡上一觉。

不论小姐的成交价格是多少，陈炳芝都只抽两块到五块，遇到有客人花上两百包夜，她也只抽不过十块。有的小姐长得歪瓜裂枣没人点，好不容易开了一单，陈炳芝则分文不抽，对待这类没人光顾的小姐，她认为抽佣不厚道。

但无论茶馆的生意是兴隆还是惨淡，陈炳芝都要负责这些性工作者们的一日三餐。

低价的抽佣号召小姐相聚于此，平价的嫖资吸引嫖客慕名而来，你可以把这里看做是一个烂人聚集地，也可以把这里看做是边缘人群庇护所。

不管里头多么肮脏，但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小卖部杂货铺无异，都是卖着香烟冰棍，酒水花生，还有各色渔具和生活用品。

唯一不同的是，门外的长板凳常年坐满谈笑风生的老头和搔首弄姿的中年大妈，这倒是别处所没有的风景。

茶馆的红火让陈炳芝解决了温饱甚至积攒起了财富，但同时她的名声也掀起非议。

“做这种事一定会有报应，好人家没有干这个的。”

这是街坊邻居背后戳她脊梁骨时说得最多的坏话，搞得整个家族形象声名狼藉，因此家里人都一致反对她开店。

但陈炳芝丝毫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她太需要钱来扭转贫穷，她从来都是听别人说什么好赚钱就去做什么，她才不管这是什么歪门邪道，在她眼里，所有正义凛然的条规都为生存糊口让路。

早些年小镇被列为古镇，新领导开始对辖区的黑色场所严打，深谙茶馆暗藏玄机的老警察来陈炳芝店门口撵人，警告陈炳芝不要再做了。也算是先礼后兵，勿谓言之不预。

但陈炳芝依旧我行我素，直到2019年，直接抓了她个现行，她才惊觉警方是动真格的。

庆幸的是，她年纪太大，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监外执行。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样一天。”

就算被抓了，陈炳芝也不曾为自己开过“茶馆”而懊悔反思。

“我听嫖客说（鸡窝）满世界都有，这里变成了古镇，就不让做了......为啥子别个可以做，我就做不得？”

这并非什么死鸭子嘴硬，因为她从不认为自己有错，她的理由也很简单。

“我没得办法的。要吃饭，要养娃儿。”

吃饭穿衣人伦物理，是天经地义天大的一切，这就是她的道德观，她用道德观主宰规范着自己的言行举止，至于法律观在她眼里根本没有，因为似乎也从来没有法律帮过她，她又从何树立法律观？

她也不认为那些来茶馆撒欢的嫖客有错。

“我觉得只要他把家庭照顾好，拿钱回来用，让家里有得吃有得穿就行。”

陈炳芝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旧时代，她对道德的审判是『责任制』，如果一个男人完成了责任，寻欢作乐是可容忍的，只有那些不管老婆孩子死活，只顾自己花天酒地的男人才是不可容忍的。更遑论来茶馆的男人大多数都没有家，就更不存在上述道德问题了。

在茶馆出卖肉体的小姐，任何人都可以对她们肆意指摘，充满歧视地称呼她们为“妓女”，揶揄她们“低贱”，但她们也有一个正规的行业名称，唤作“性工作者”。

不否认许多小姐可能真是为了赚大钱而倚门卖俏，但茶馆的小姐显然是游走在社会最底层，被社会忽视或极少关注的群体，是生活在垃圾堆里的边缘人群。

陈炳芝说她这里有个新疆姑娘，十几岁被拐卖过来的，没有名字也不知道家在哪里，到底是不是新疆人也不知道，可能就是长得像新疆人才得此雅号。

新疆姑娘少女时就跟着一个“老鸨”干皮肉生意，得来的钱全给老鸨诓掉，年长了来到茶馆，得来的钱又全给家里男人打牌输掉，男人还骂她出去卖贱得很。

陈炳芝说新疆姑娘是个笨蛋，“她连钱都不会认，十块和一百块分不清。她看到一个人觉得很亲热，就抱着人家亲嘴。”这种人怎么可能在社会上找到正经工作？

新疆姑娘没上过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任何家的记忆，政府知道她是被拐卖来的，但无能为力送回原籍，后来她在一次意外中被车撞死了，留下的三个孩子由政府义务抚养。

可见这类人的命运都带有随机性，比正常人更容易非自然死亡。陈炳芝晚年常唠叨，那些嫖客和小姐都比她年轻，但都比她早死，不像她那样能够自然老去。

“我认识的那些老头，就是那些嫖客，死都死完了咯。小姐也死了很多个。”

就茶馆而言，实际上不管是这里的小姐还是这里的嫖客，都属于危害治安的重点管理人口。你要用严苛的道德来压死他们，他们很可能用极端的罪恶来吞噬道德。这些老弱残穷的男人把生理需求撒泼在了茶馆，总好过心生恶念觑觎妇女，这些迫于生存的小姐用身体赚钱养活自己，总好过去当人贩子坑绷拐骗。

我们必须相信，大部分人都在竭尽所能用尽可能不伤天害理的办法来为社会维稳贡献自己的一点本分，这才有了还算美好的社会。

从陈炳芝的叙述当中，我们可以获知，警方对茶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小姐们也是采取温和宽容的态度，政府会定期给小姐们发钱补贴生活，和给她们打针做检查。直到这个地方被列为旅游古镇，“茶馆”才遭重拳出击。

可能在“非黑即白”价值观的人的世界里，就应该把茶馆一锅端，因为这些小姐触犯了法律。然而，法律还没神圣到可以定义这世间所有是非对错的程度，你也很难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评判这类边缘人物。更何况政府没法安排这些“没有任何正当生存技能”的小姐们的生活，无情剥夺她们赖以为生的活计只会释放治安风险。当然这些不光彩的真相并不能拿到台面上说。

总而言之，社会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当政府无法妥善解决的时候，就会选择容忍，让社会自行消化缓解。

中国人在养儿育女方面喜欢用“含辛茹苦”四个字，然而当他们面对自己含辛茹苦的结果——子不成龙，女不成凤，到底是大失所望还是坦然接受？

陈炳芝有六个子女，她生得多不完全因为她跟的男人多，在农村，就算她一生只跟一个男人，也许也不会比现在生得少多少。

她的子女，全都是平庸之辈，没有一个读到初中，没有一个走运稍有建树，全都是底层到不能再底层的市井青蛙。

她的大儿子是个渔夫，一辈子在渔船上打渔，后来古镇禁渔便失业赋闲在家，早几年还得了癌症死在了陈炳芝前头。

老二婚姻不幸福，离婚后开摩托车搭客，在一次严重的摔车事故中评了个残疾，一直领着每月两百的低保补贴。

老三在火车站从事防盗宣传，每天给乘客的行李做防盗测试，人家说他就是干的小偷行当。

女儿老四19岁还没到法定年龄就早早结婚，开了个破餐馆天天拍苍蝇，饭票全赖当老师的丈夫身上。

小儿子小五喜欢打架，动不动就跟人大打出手，陈炳芝姑息纵容，以“见不惯不公平的事（她才打别人）”来为小儿子开脱，最终小儿子因为小事把别人砍个脑袋开花，陈炳芝给对方赔了个倾家荡产才把人从拘留所捞出来。小五当兵回来转业做了辅警，待人才平和宽厚许多。

小六，即小女儿，远嫁泸州，住在密不透风的笼子楼房里。

晚年的陈炳芝承认自己不懂教育，只知道喂饱孩子，但她没有过分苛责自己，她觉得自己也很可怜，从未真正从父母亲那里得到过一丁点教育，所以她一直弄不明白教育是何物？

然而，对陈炳芝来说，最大的悲哀或许不是儿女不成才，而是她与子女们糟糕疏远的关系。

陈炳芝和六个子女都算不上亲近，其中老三和她的关系最为淡薄。老三是她和张运成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张死后，老三就被婆家接了回去，没想到不久后婆家的人就全都死光了，老三没人管独自流浪，如今与母亲住的地方相隔仅一里地，却不相来往。

远嫁不在身边的小女儿，陈炳芝一辈子也只去过泸州看过她一次。其余子女虽在身边，但与陈炳芝住不到一块，那种儿孙绕膝欢聚一堂的福气，陈炳芝无从想象。

落得如此冷清局面，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陈炳芝六个子女的留守儿童时期。

陈炳芝和张运成出门打渔一次，回家的时间通常是遥遥无期。家里的孩子由未成年的老大老二领着，陈和张只需给孩子们留下勉强饿不死的口粮。

女儿老四的同学描述说：

“她哥哥和她好像永远没人管。每次去她家都没有大人，也没有饭吃。她常年脖子都是黑黢黢的，还是我们去她家给她烧水，督促她洗澡。”

儿子回忆没有一道属于妈妈的菜，女儿回忆妈妈从来没有教过她女孩该如何保护自己。

这些孩子，说好听点是自顾自长大，说不好听点形同自生自灭。

精于世故的中国人常用血缘关系来套近乎拉关系，甚至以为母女父子间同流一种血，就订立了死生不改的契约关系，这是相当幼稚天真的，这种所谓的血缘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生物证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真正调动人与人内心深处感情共鸣的，是在漫长岁月流淌中，点滴汇聚而成的那些温暖人心的共同记忆。

没有共同记忆，就不会产生痛彻心扉恨，也不会产生至死不渝的爱，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即使有，那也是意识形态的蛊惑，极其容易更改变心。

陈炳芝和她的六个子女，恰恰就是欠缺了太多太多的共同记忆。

藉此我们可以俯窥整个中国，我们有着数不清的留守儿童，大片的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共同记忆断层隔膜，注定造成大量家庭的亲情危机。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农村家庭往往内斗得厉害的原因。

这对于外出打拼的父母而言，这样的结果相当讽刺寒心，他们为了儿女背井离乡，最终却落得被儿女们精神抛弃。

多子多福的观念残害中国人上千年，子女众多的陈炳芝并不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得以安享晚年。

陈炳芝开茶馆的时间点在1990年，那年她58岁，在外人的诘责下，她的辩白是：“我没得办法的，要吃饭，要养娃儿。”

但是当家人反对她开店时，她的辩白是：“我说管我的， 你们又不给我一分钱。”

两套说辞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端倪。

陈炳芝最后一个孩子（小女儿）出生于她四十出头的年龄节点，到她58岁开茶馆那年，也差不多该成年，加之小女儿在90年代中期嫁人，距离抚养重担卸下业已不远，陈炳芝声称“要养娃”的苦衷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要吃饭，要养活自己”，才是她笃定开茶馆的根本原因。因为她已经58岁，到了退休需要被人赡养的年龄，却无人赡养。当然，她的几个子女养活自己的家庭都甚为艰难。

所以开店时面对子女的霸道阻挠，陈炳芝也驳斥得干脆利落，“你们不养我，还不让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

那时她还领着低保，后来是因为被抓了才被取消的，理由是政府觉得她有这么多子女，不应该再占用财政了。

我们无法搞清政府是否对陈炳芝经营的“黑店”勾当早已有所调查掌握，因为按照陈炳芝真实的经济状况评估，她的低保早该要被取消了。

茶馆给陈炳芝带来不菲的黑色收入，她能在那个时代攒到一万块钱，这个数目令人艳羡又瞠目。每攒足一万块钱，她就在镇上买下一间房子，她给每个儿子都买了一套房（除了不来往的老三），加上她自己的茶馆铺面，她名下起码拥有不低于四个物业。

然而很矛盾的是，只要这些物业不变现，陈炳芝确确实实又过得很清贫。

她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饮食清寡而单调，主食是一两左右的白米饭，副食或是一碟干胡豆，或是一份辣椒搅皮蛋，又或是红辣椒拌青椒。有时她还会去捡隔壁餐馆客人吃剩下的饭菜，人家酒厂丢进垃圾桶的猪儿粑，她也捡回来热一顿。

她独居的茶馆一直没装空调暖气，夏天酷热，冬天酷寒，隆冬时节四面漏风，晚上睡觉要盖三床旧棉絮，直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才算暖和。

派出所给她送去二十斤米、一桶油，她自己舍不得吃那么好的米和油，转头就拿去卖掉。二零年的时候，听说打疫苗能有两百块，她想都不想就跑去打，完全忽略自己的高龄风险。

以上种种，你很难把她和一位坐拥多个物业的阔老太联想起来。

随着古镇开发，她当初用一万块钱买来的房子翻了三十倍，她卖掉了手头上的一套房子，回了三十万，孩子们立马急着要把钱分掉。

虽然大儿子死了，但她还是兑现承诺把茶馆这个铺面分给大儿媳，现在她住在茶馆里，每月都要向大儿媳支付房租。

早前她生了一场大病，儿女们让她把戴着的金戒指金耳环脱下来卖了支付医药费。

我们不难看出，陈炳芝为家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己似乎却没有被很好地善待，就连想把手头上的一堆残破陈旧的五十元散钱兑换成新的五十元整纸币——这样的小事，都没人抽空替妈妈去银行走一趟。

＂娃儿们都说忙，没一个愿意帮。”

但这都不妨碍她仍然处处为儿孙辈牵肠挂肚，她开茶馆被抓这件事，她从不感到羞耻，反而听说会影响孙子升学而感到自责愧疚。

这无不凸显了中国传统女性骨子里奉行终身责任制的思想，对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终身售后，买房娶妻带孙子，一条龙服务，到老了也还是“我轻于鸿毛，子孙重于泰山”的观念，你解释不清这是伟大还是可悲。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我们累，却无从止歇，我们苦，却无法回避。”

这句话恰恰是这些伟大又可悲的女性的拓印，千百年来带领着中国女性陷入死循环。

更可怕的是陈炳芝这一代人的思想遗毒了好几代人，这好几代人不死完，这好几代人死完之前若不在新一代人身上加以阻断，中国就很难有希望迎来女性真正意义上解放的时代。

她们依旧会不断地榨干自己，不断地忘掉自己，希冀着晚年会得到什么天堂般的回报，为此舍身忘己奋斗终生，殊不知她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错把奋斗的意义当成活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