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雕塑在文化的体现和传承上起着重要作用。雕塑艺术与其他造型艺术同样，是一定的社会现状和思想意识的反映，它体现着整个时代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面貌。秦汉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演变不是其自身单独的延续与演变，而是不同政治文化、不同表现手法、不同时代审美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兵马俑——法家的美学思想

兵马俑其高度的写实艺术是源于其法制的大背景下，一统六国的秦朝所遵循的是法家思想。秦朝历史虽短，法家思想的影响力虽比不上儒、道两家那样持久而深远，但秦国后来一统天下，也就证明了法家思想对秦国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短时间内便助秦国治国强军最后统一中原。

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受法家思想影响的艺术，是法家美学观念的体现。秦俑呈现出的严谨又威严的神情，写实又复杂的衣着还有整齐划一的阵势，每一处都体现着法家的思想。在依靠武力夺取政权、拓宽疆止的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几乎都是急功近利、忙于战争。法家思想在那个时代里对于秦国而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韩非子》记载：“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也，可亡也。”

韩非子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严刑峻法，强调功用，他主张“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穀者也”，即言行都要以功用为目的。在美学方面，同样认为与满足功利无关的艺术活动都是不可行的。

结合美学思想来说兵马俑群的产生，首先它就是一个政治功利的艺术活动，是以巩固秦始皇的统治，宣扬帝威，慑服臣民为目的。武力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又用武力来巩固政权，这显露出他对军队作用的高度重视。而兵马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要表现的政治思想就是要宣扬军威，显示出秦始皇政权的高度和军队的强大。

秦俑在制作过程中多种处理方式也是和法家思想分不开的，法家的思想内容影响着艺术的形式。从整体结构上看；排列井然有序，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头部为圆，则脚部为方，这样的处理方式避免了形体的呆滞，增强了陶俑的体积感。在单个的处理上：陶俑人物的五官及发式刻画的写实精细，但下半身腿部的处理简约明快。

上半身错甲的甲片划得写实精致，下半身的衣纹线条则明了简洁，尤其是只有大体快的双腿和双脚，毫无修饰感可言。这是完全符合在秦朝占主导地位的法家思想中＂好质而恶饰＂的美学观念，这是法家共同的倾向。

陶马的身躯处理整体简单，头部却是形神兼备，连马的牙齿刻画都不含糊。同样的方与圆、精与简的处理方式不仅互相对比还互相补充，呈现于体量饱满的整体之中，使兵马俑的形象更为丰富。

精不是仅仅刻画事物的细枝末节，而是着重刻划出事物突出的性格特征。简也不是粗略随意，而是去除琐碎多余的虚饰。正是这种精与简、方与圆、整体和局部的艺术表现形式营造出了兵马俑整体又统一的效果，使陶俑形象既简洁又丰富。这样的处理方式正是体现了韩非子所说的“文为质饰”。事物的本质就是最美的，它的美不需要任何繁文缛节的夸饰。

秦雕塑从在内容题材到表现手法上，甚至在制作过程中都贯穿着法家的思想精神。雕刻的匠们在秦朝严苛的律法下制作出性格鲜明、千人千面的陶俑，让观者在寂静中感受到兵马俑蕴含着一种爆发力，在这样的法制大背景之下的兵马俑雕塑群，反映出与时代相应的法家强权意识。

但另一方面，雕刻者们在兵马個这样大规模的陶塑制作中，创造了英勇写实的秦军的形象，形象的生动，技法的熟练，雄伟的气势，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表现进步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优秀的艺术传统，为后世艺术奠定了基础。

二、霍墓石雕——儒道并行的美学思想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文化的丰富和交流，艺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吸收各方文化之所长，兼容并蓄，就如霍去病墓石雕就蕴含了多种思想的艺术精神。汉武帝时期，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学说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儒家文化深刻的影响着汉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但是，在“独尊儒术”的文化情势下，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虽不是主流，但它同样对没代的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儒家思想看重艺术的文化教育意义，大力弘扬人文精神，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成为了一种宣传工具，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艺术一般都是从政治教化、道德培养的角度来发展，它承担着很大的道德教育责任。

儒家文化下的艺术作品一般是不会从艺术的自身出发，去讨论原始艺术，而是与教育实践、社会人生紧密相结合。《霍去病墓石刻》就是以纪念、歌颂霍去病这种定国安邦、鞠躬尽瘁的民族英雄的石雕作品，通过雕刻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就拿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这个作品来说，它主体呈现出的是一匹气势轩昂的战马和被踏于马下狼狈挣扎的匈奴败兵，两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这是对霍去病生平的丰功伟绩的纪念与歌颂。战马浑厚有力，象征着胜利者的豪迈与自信，送与被踏在脚下垂死挣扎的敌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会让观者加强对霍去病的钦佩与崇敬。

整个石雕群并没有对战争场面的描绘，也没专门刻画霍去病的伟岸形象，而是借马踏匈奴的精神内涵，来象征英雄人物的性格。这样的有文化教育意义的作品，是符合儒家的审美的。当然，不仅仅于此，还有人格精神的独立也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

另一个方面，儒家强调人格独立，崇尚阳刚之美。为了保持尊严和一个独立的人格，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态度。霍去病正是有这种髙尚人格的代表人物，霍去病墓石刻就是人格精神的独立与阳刚之美的艺术表现的融合。他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国家出力，呈现出誓死保卫国家的这样一种英雄气概。

道家“道法自然，自然而无为”的思想，就是对于宇宙中的万物，都要遵循其本身的规律和原则，对于艺术创作而言也是尽可能的减少人为雕饰，保持其本身的规律。道家还主张“天人合一”的美学原则。万事万物都是存在联系的，人类无法超越自然对它的制约，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生存，这既是道家理想的境界，也是“天人合一”的精神。

“天人合一”的美学观，直接影响到了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创作，石雕追求的是艺术与自然相融合，使其蕴含着自然天成的艺术精神，总体上呈现出艺术与自然的统一。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以“相原石”为主体，采取“因势造形，因形取势，天人合一”的创作方式。

霍去病墓石刻追求的是自然美，创作者充分利用天然石材，巧妙的利用石头的原有形态，从石头原有的自然形态中，发现并发挥自然赋予石块的各种意象，只是略加雕刻，就呈现出大气简练的效果，最后再与原始石块的整体相结合，就把人为的创作之美与自然的本体之美结合的恰到好处，达到了犹如天成的艺术效果。

三、秦汉时期雕塑整体风格的变化

秦汉时期的雕塑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一座高峰，这时期雕塑除了秦兵马儒和汉墓石雕这两组标志性的雕塑，其他的雕塑作品风格也有发生变化。大体上分为青铜雕塑、石雕、陶雕、木雕这四个方面。

春秋战国之后，秦一统中原，尚法务实。秦代著名青铜雕塑《辭马》，铜车马共有两乘，每乘有醒马和一个驭手佣。四匹铜马大小一致，比例匀称，马具上镶嵌着金银珠玉，显得整个场面富丽堂皇。铜车做的也是考究精致，铜车上坐着一位驾车的御手，人物刻画逼真写实，头着冠，身着长袍，面部神情稳重深沉。

《中庸》记载：“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汉代的《长信宫灯》它的造型优雅端庄，是一个跟坐的宫女，她左手持灯，右手藏于袖中并笼于灯上。人物刻画写实，且把使用美与造型美相结合，整体呈现出一种夸张概括之感。秦至汉的雕塑风格已经在发生变化，除了对秦代写实的一定承袭，还出现了不同于秦代写实的风格，人物动作更加生动，画面感也更加丰富。

在石雕作品中，汉代几乎所有的石雕都与霍墓石雕有着一样写意的风格。如《牵牛石像》《织女像》，这两座石像是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时在池的东西岸所立的石像。牵牛像刻画简朴却传神，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紧闭的嘴把牛郎坚毅態厚的形象，表现的十分恰当。《织女像》中人物脸型圆润，身着长衣，双眉紧锁，满面愁容好像在诉说着被迫与牛郎分离的痛苦与无奈。

在陶雕作品中，秦代高度写实的秦兵马俑就不作重复的介绍了，汉代的陶俑与秦朝兵马個那高度写实的陶巧己截然不同，已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审美情趣。这些作品也可以反映出汉代时期的陶塑作品更加生活化。

在木雕作品中，汉代的木雕风格也是呈现出一种写意倾向。《木猴》是根独木雕成，手法大气不拘泥于小节，大块面的塑造出基本特征。塑造手法简洁明快，但顽皮可爱的猴子形象活灵活现。作品体量虽小却显大气，呈现出写意之感。

从这四类雕塑中可以看出秦汉两代的雕塑风格已然发生了转变，秦代无论是陶雕还是青铜雕塑所呈现出的是高度写实，没代在青铜、石雕、陶雕、木雕中均呈现出与秦代高度写实所不一样的风格，整体风格古拙写意。两代雕塑的不同风格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结语

秦代尚法尚实、手法严谨，整体呈现出高度写实之美。汉代尚儒，文道，雕塑风格自然发生了变化。整体呈现出一种质朴粗犷、古拙写意之美。除此之外，汉代的雕塑自由夸张，比秦代更富有生气与活力，神态动作由秦朝的写实变成传神。这也显示出汉代在艺术创作上的宽松氛围，所以雕刻者们大胆创新，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秦代的雕塑风格。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

[2]司马迁，《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