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清政府，都仍然未能透过鸦片战争的硝烟清醒地意识到来自欧美的洋人有别于历史上的“夷狄”。区别在于，太平天国的对外观念在沿袭了传统的天朝大国意识、视洋人为进贡藩邦的同时，又依据其独特的宗教教义，视对方为“兄弟”。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太平天国以傲慢但又不失亲善的态度与洋人进行了早期的交往。

投石问路的英国

太平天国兴起之初，英、法等国原以为有机可乘，一度打算用武力介入中国内战，以此换取处于困境中的清政府的让步，从而达到通过修约来攫取更多权益的目的。

但是，随着太平军轻取南京，在军事上呈现出强劲的势头，列强一时吃不准交战双方谁更被看好，不得不谨慎从事。此外，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也使不少西方人产生了幻想，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与自由贸易、国际平等之类的观念是一体的。

在上述背景下，列强决定对华暂持“中立”政策，以静观事态的发展。于是，太平天国定都后不久，各国驻华使节便走马灯一般先后访问天京，以试探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摸清其实力。

最早前来投石问路的是英国人。

韦?志正

咸丰三年（1853年）4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率员乘“赫姆斯”号军舰从上海溯江而上，27日抵达天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出面接待了英方代表密迪乐翻译。

双方刚一见面，韦昌辉便询问对方是否同拜上帝，当得知英国人守此信仰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后，他和石达开互换了眼色，示意密迪乐看座。

密迪乐申明英国政府将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立场，并探询太平天国对英国的态度，以及太平军进攻上海时对英侨的态度。对此，韦昌辉答语甚少或不置可否，而是饶有兴趣地谈论宗教话题。他表示，既然大家同为上帝的子女和信徒，那么，彼此就是兄弟。密迪乐表示赞同。

韦昌辉又提问“天条”，密迪乐刚背诵几句，他便友好地将手搁在对方的肩上，喜形于色地喊道：“和我们的一样！和我们的一样！”翼王原先凝重的表情也随之消失。

韦昌辉就双边关系阐明了态度，表示彼此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他还补充说，英国人现今可在天京登岸，并可以随意游逛。

韦?志正

接着，北王又滔滔不绝地讲述天父上帝如何眷顾太平天国，并针对英国人的中立态度说道：“如果你们偏袒满妖，这将是错误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天父在帮助我们，任何人都无法与他匹敌。”

来访洋人同为兄弟的消息在太平军中传开后，人们纷纷登上英舰参观。士兵们对英国人同样蓄有长发但没有留辫子颇感好奇，一个小伙子甚至想摘下文翰公使的帽子看他的头发，并对这顶别致的帽子羡慕不已。

当英舰起锚欲驶近城墙时，不少士兵主动跑到绞盘边帮忙。费熙邦舰长则在一名太平军军官的陪同下，在城内骑马畅游了12英里。他对此次访问印象颇深，认为人们的态度始终十分友善，与以前所接触过的中国人大不相同。

法国人与美国人的观感

法国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访问天京的西方国家。

同年12月6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率团乘“卡西尼”号军舰行抵天京江面。次日晨，使馆头等参赞顾随登岸，与夏官正丞相赖汉英接洽公使入城事宜。

太平天国方面表示：“既然你们和我们一样崇拜上帝，既然我们大家只有一位唯一的造物主，那么，你们不单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兄弟。”

在法舰停泊仪凤门外的数日里，军舰上始终挤满了来访的人群。为此，一位太平军军官特地前来维持秩序，每次仅让25人登舰，首领们可以随意游览，士兵则不得越过大桅杆。几名法国军官曾登岸观光和打猎，“所到之处，总是被友好的笑脸相迎”。

美国则是西方国家中动身最晚、行程最远的一个国家。咸丰四年（1854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乘坐“色斯奎哈那”号军舰自吴淞口往访天京，后又一直驶到安徽境内的芜湖。

在太平天国境内，美国人同样感受到了各地军民的友善：在镇江，守卫炮台的太平军“心地淳朴善良，情感诚挚纯真，称来访者为‘我们的兄弟’”；在天京，与前两次的情形类似，约有上万人前来围观军舰，“上至诸王及为数众多的将军，下至苦力，人人都对其庞大与高雅惊叹不已”；在芜湖，军舰还未及抛锚便观者如堵，“上下舷梯的人一度过于拥挤，几乎造成生命危险，然而他们的友好态度与恰当举止无与伦比”。

许多美国人漫游了该城和近郊，“当地人民和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极为友善。向导陪伴他们穿街走巷——正如在别处一样，人们始终称他们为‘兄弟’”。

为何没能建立“兄弟”般的关系？

在最初的这几次外交接触中，太平天国之所以亲切地称洋人为“兄弟”，表现出友善的一面，主要基于上帝教的“天下一家”理论。

洪仁坤

洪秀全认为：天下所有人的灵魂皆禀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世人都是其子女，即“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所以，人们应胞与为怀；后来，他又对之作了补充说明，强调拜上帝者方为上帝子女，反之则是妖徒鬼卒，从而被排斥在天下一大家之外。这便是上帝教的“天下一家”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直行拜上帝这条大路到底的西洋番国无疑同属这个上帝之家的成员，与太平天国有着手足之情。

因此，太平天国从一开始便承认了这层兄弟情缘。然而，由于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双方最终并没有能够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

太平天国此前从未有过办理外交的经验，对于这几批不速之客的来访事先也毫无思想准备，故而显得较为被动。

由于不知道对方的来历，这些擅闯长江的外国军舰都曾在镇江或天京的江面上遭到过太平军的炮击。

太平天国对洋人的“中立”态度颇感诧异：既然彼此同为兄弟，为何竟然宣布中立而不帮助天朝？此外，他们对洋人的来意也不无疑虑，担心对方有刺探军情的企图。太平天国曾经在不少场合流露过此种心态。

在英国公使文翰天京之行的一个月后，殿左伍检点罗大纲在镇江接待了密迪乐，态度虽然友善，但明确表示希望外国人最好不要在太平天国和清朝辖境之间来来去去，以免清军故意杀死一些“洋兄弟”，然后嫁祸于人。

罗亚旺

密迪乐感到罗大纲话中有话，认为他是在担心一些来访者名为朋友，实际上却在干间谍的勾当。

美国公使麦莲一行来访时，几名美国人未经许可便擅往天京南门外观瞻报恩寺琉璃塔，结果事后受到太平天国的警告。

咸丰四年（1854年）6月，卢因?包令和麦华陀率英国使团再次来访时，更是明显受到冷落。他们在城外吃了两天闭门羹，直到第3天才有人前来联系。此行他们甚至未能进城与任何太平天国官员进行接触，双方的交往仅限于文书往来。麦华陀领事后来分析说：“很明显，他们非常不愿意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以至于禁止叛乱者访问我们的轮船，而我们自己则被限制在远郊的栅栏防波堤以外，不准穿越。”

不过，太平天国对洋人来意的疑虑和猜测并不是双方交往的主要障碍，外交礼仪才是彼此争执的焦点。由于外交礼仪上的冲突，亲自来访的英国公使文翰最终不得不打消了与太平天国要员会谈的念头。

负责接洽此事的密迪乐刚与北王、翼王见面，士兵们就促令他行下跪礼。密迪乐断然拒绝，仅按西方礼俗行了脱帽礼。双方交谈时的气氛远没有谈论宗教时那么融洽，几经折冲，最后仅商定会谈的地点设在城内某衙门内。

韦昌辉还特意向密迪乐强调：“太平王即真主，他是上帝次子，全世界人民必须服从并追随他；真主既是中国之主，也是你们的主。”在就会谈事宜致文翰的文书中，太平天国以同样的语气说道：“天父皇上帝派遣吾主下凡，即为天下万国之真主。天下臣民有愿来朝者，对于礼制必须严格遵守。”另一以东王名义发出的复函也有“尔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吾朝”等语，即暗示对方必须行下跪礼。

英国公使文翰深恐双方在礼仪上发生直接冲突，遂托词拒绝登岸赴会，在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复信后便匆匆返航，从而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访问。

傲慢的代价

类似的摩擦在以后的几次交往中也有发生。

顶天侯秦日纲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见面后，指定对方在大厅台前的椅子上就座，法使则提出一同在台上就座，双方争执不下，后来会谈只好改在隔壁的客厅举行。韦昌辉在决定会见法国公使后致函对方，内有“北王命令法国兄弟来到本藩之前，接受口头谕知”等语。布尔布隆对此极为不满，复函表示拒绝参加以此口吻发出的邀晤，并在文末写有“仰即知照”字样，结果被勒令离境。

美国公使麦莲刚到天京便递上一照会，表示希望能与杨秀清会晤。地官右正丞相罗苾芬拒绝将之转呈东王，函斥美使擅用“照会”等语，不合天朝礼制，强调：“输诚者必须备办奇珍宝物……尔等果能敬天从主，我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方就此复照，对来函的措辞表示诧异，申明以后凡有外事往来，双方应互按礼仪照会。由于话不投机，麦莲并未登岸便离开了天京。

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一行来访时，东王在诰谕中对其“不远千里而来王”表示欣慰，强调“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指责对方不但没有进贡，反向天朝讨要煤炭，实属不合天情。英方就此提出抗议，申明“英国不是未开化国家，甚至也不是二流国家，而且她又不受你们的管辖”。

综上所述，在最初的这几次交往中，外国使节一致对太平天国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极为反感，而且这一印象远远超出了太平天国友善的一面所留给他们的印象。麦华陀甚至认为太平天国“在傲慢骄横自命不凡方面，比现政权高傲自负的清朝官吏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麦华陀对此并不感到意外，知道“夷”字一向被中国人用来称呼粗野、未开化的部落。密迪乐也认为，太平天国“对国际交往的观念大部分可能来自现今帝国的疆土被分裂为数国时期的记载”。

隔膜与敌视

应当承认，这几位西方外交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鸦片战争前夕，朝野上下普遍以此心态来看待浮海而至的西方人。战后，洋炮的呼啸声依旧没能使绝大多数国人从天朝大国的残梦中惊醒，太平天国也不例外。

天王府内有一幅《太平天国万岁全图》，其正中为一块陆地，四周一片汪洋。陆地代表中国，位于中央的城市指天京；香港没有标注；日本仅是一小点；在西北方标有二小岛，分别是英吉利、法兰西，其他国家则付诸阙如，该图的构思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太平天国的天朝大国观念及其贫乏的世界知识。

不过，太平天国办理外交时的傲慢心态并非单纯受传统的影响，其中也有宗教的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万国真主”一说在理论上是直接从上帝教推衍而来的。

洪仁坤

按照上帝教的解释，世上所有的上帝信徒构成了天下一大家，但洪秀全在其中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一般，他是上帝的亲生子，奉命下凡作主，是上帝在凡间的化身，因而是“万国真主”。

在前引几份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都是从“天下一家”的角度述及洪秀全是上帝次子、万国真主，进而称对方来访为“谒主”、“归顺”的。由于上述因素，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颇为奇特。他们一方面用传统的眼光视洋人为“夷”，另一方面又依据其教义，称对方为“兄弟”，以至独创了“夷弟”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洪秀全是万国真主，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既是兄弟关系，同时又是宗藩关系，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是合而为一、互为一体的。显然，太平天国这种奇特的对外观念，是西方国家所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的。

在这几次来访中，三国使节都曾提及或提交他们与清政府所订条约的内容或文本，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其条约权利。对此，太平天国并没有直接表态，仅表示并不反对与外国通商，也同意开辟商埠，但强调一切要等全国平定后才可以定夺。这种答复自然不会令洋人感到满意。

通过最初几次在友好中又充满了争执的交往，西方三国普遍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感到失望，加之太平军在军事上并无迅速取胜的迹象，于是，他们便不再理会太平天国，改将对华政策的重心确定为与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

太平天国与列强围绕礼仪问题所引发的争执颇耐人寻味。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太平天国抛弃旧的夷夏观念，彼此平等交接，这本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要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洋人在要求他人平等待己的同时，却毫无诚意平等待人，而是恃强凌弱，肆意践踏国际准则，鸦片战争便是其所谓“平等”的一个绝妙的注脚。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傲慢和偏见并不等同于爱国意识，相反，正是由于缺乏近代国际知识，昧于世界大势，太平天国在授人以口实、无法妥善地办理外交的同时，却又对洋人侵权的举动茫然无知或漫不经心。

在这几次交往中，外国使节公然乘坐军舰擅闯长江，这是连不平等条约中也并未规定的特权，粗暴侵犯了中国的内河航运权，但太平天国从未就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由于列强对华政策的投机性，加之太平天国始终为陈旧观念所左右，以一种封闭、被动的姿态来办理外交，因此，在此后的数年间，除咸丰八年（1858年）英国特使额尔金曾率一支舰队闯入长江外，太平天国与西方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双方的关系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沉寂期，西方人士最初激起的对太平天国的好感和幻想也随之淡化，逐渐为隔膜和敌视所取代。

洪仁玕为何没能改变与洋人关系？

这种局面直到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才得以改变。

在二次离港投奔天京前夕，洪仁玕曾明确表示他此行的目的有二，其一便是实行与外国人修好的政策。

在《资政新篇》一书中，洪仁玕具体阐述了其新的国际观念和对外政策。在该书“法法类”部分，针对太平天国前期的天朝大国、万国真主等傲慢心态，洪仁玕扼要介绍了世界大势，旨在强调旧的夷夏格局早已不复存在，来自欧美的洋人是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族类，其国力远在中国之上。他指出，英国“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美国“礼义富足，以其为最”，法国“邦势亦强”，俄国“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甚至相邻的暹罗“今亦变为富智之邦”，日本“将来亦必出于巧”，而中国则是今非昔比，“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

洪仁玕对世界大势和近代国际观念有如此清醒的认识，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针对太平天国前期外交上的闭关政策，洪仁玕提出了一个新外交政策，主张“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师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即允许发达国家优先前来通商，允许外国传教士和科技人员入境指导或为国献策，但禁止擅入内地，禁止毁谤国法。该政策不卑不亢，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洪仁玕

从上文不难看出，洪仁玕力主采取一种开放、务实的外交姿态，谋求改善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洪仁玕的这种态度固然与他思想开通密不可分，但同时也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即试图在抗清大业上赢得列强的理解与合作，至少避免与对方处于敌对状态。

视清政府为死敌，引西方国家为打击清政府的同道，这是太平天国的一贯态度。

早在文翰公使来访时，杨秀清便寄语英国人，希望对方能够“助吾杀绝妖魔”，“随吾等勤事天王，建功立业，以报答魂父之恩”；镇江守将罗大纲、吴如孝则对英军在鸦片战争中的举动表示赞许，函称“慨自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邦。此前贵邦创议入境，良有以也”。

数年后，当额尔金特使闯入长江时，洪秀全又亲自下诏表明了类似的态度。

咸丰八年（1858年）11月20日，额尔金舰队驶至天京江面。当时的背景是，因与清政府修约谈判破裂，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于咸丰七年（1857年）12月攻陷广州，次年5月陷大沽炮台，6月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英国由此获得了长江开放和选择三口作为通商口岸等权益。

额尔金此行的主要使命便是考察长江商务和选择口岸。此时，天京至安庆的长江一线仍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由于不明其来历，天京守军对英舰进行了炮击。

詹姆斯?布鲁斯

英舰趁机炫耀武力，将浦口炮台夷为平地，然后扬长而去。然而，炮击事件后，洪秀全却写了一道御诏，派专人溯江追送给额尔金。该诏先是讲了一番天情道理，只字不提双方的武装冲突，而是将额尔金的顺道路过喻作“兄弟团圆”，敦促对方“同顶爷哥灭臭虫”、“替爷替哥杀妖魔”，即希望对方能与太平天国联手对付清政府。

洪仁玕主持外交后，太平天国的这一态度仍未改变。

洪仁玕的汉民族意识尤为强烈。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洪仁玕最为推崇光武帝刘秀和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光武能恢复汉室，洪武能用夏变夷”，“而洪武尊华，超乎三代，尤为春秋大义所必褒、今古人心所必予者也”；反之，斥元、清两代统治者为“元妖”、“鞑妖”，声讨满人“剃我毛发，毁我冠裳，辱我祖宗，掳我财帛，变我华人，口其言语，家其伦类”之罪，号召汉人投袂而起，以“复睹中华锦绣江山”。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太平天国并不认为打击清政府便是打击中国，因而对列强的侵华行径表示赞赏。

然而，洋人的“第一印象”已经形成，要想改变，谈何容易？而洪仁玕到来时的太平天国已然是风雨飘摇，生存成为第一要务，况且洪秀全和洪仁玕的汉民族意识自然不会为了洋人的观感而奴颜婢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