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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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今天刷韩剧日剧，看NBA世界杯一样,唐代初期是一个胡风劲吹风靡一时的时代。当然,引领起这一波社会风尚的首先还是出自那些有钱人的倡导。

众所周知,李唐皇室本身就有着深远的胡人血统,而数以万计的胡商胡姬又遍及长安洛阳和大大小小城市,这就为胡风盛行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唐三彩骆驼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融合

唐太宗李世民在向群臣兜售自己成功学理念的时候,也曾不无得意地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平等观念作为自己之所以成功的五大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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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爹的李世民还能“爱之如一”的话,到了儿子李承乾的时候,简直就成为了一名失去理智的狂热胡风脑残粉。

作为李世民的大儿子，李承乾不仅对汉族的宫廷生活不感冒，反而爱死了胡人的东西。他每天在家里都穿外国衣服说外国话,在自己身边随从卫队当中,选择一些长得像突厥人的手下,命令他们梳上辫子留上胡子,每天赶着羊群到外面去放羊。

过了一段时间，李承乾觉得学胡人放羊忒没劲，就放着宫殿不住,在自家院子里支上一个大帐篷,外面竖立起突厥人的狼图腾大旗,而自己三餐都是在蒙古包里吃烤肉大盘鸡,可以说是非常不拘小节了。

不但如此,李承乾对身边的人说自己很欣赏突厥人的葬礼,希望能按胡人的方式搞一次遗体告别仪式。说完就躺在了地上,左右随从打扮成胡人模样,哭声震天,骑着马在他身边一圈一圈地转,还要以突厥人葬礼的规矩“嫠(lì)面”。

啥是“嫠面”？就是在自个儿脸上划上一刀。仪式结束,走火入魔的李承乾站起来,大声宣布“一朝有天下,当率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

尽管这位太子李承乾的言语行为显然属于极端个例,但是也不难感受到胡风在皇室和上流社会中普遍风行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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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域外而来的音乐、歌舞、技艺、衣食,统统都为唐人所爱好和普遍追逐,比如来自西域的波罗球(类似于今日马球,Polo)、绳技、双陆棋等。

此外胡食(如葡萄酒、沙糖、烧饼等)、胡服(其特征为窄领、小袖、短衣、长靴等),也都风靡一时。胡风之盛,一直要延续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并达到极点。

▲唐代 蹀（dié）躞（xiè）带胡服女立俑

《太平广记》一则故事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唐代的时候,大城市晚上是要宵禁的,小区的大门和如今大学生宿舍一样定时开闭。有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某日清晨回到自己家所在的那个小区(“里”)。小郑回来太早,小区大门还没打开,旁边正好是一家胡人的烧饼铺,这个时候胡人正起床生炉子准备烤馕,小郑就坐在他家门口静静地等待小区开门。

▲胡人的烧饼又香又脆，隔壁的小郑都馋哭了

这应是唐代大城市居民所熟悉的生活化场景,胡风胡俗已经融入了百姓日常生活,只是在唐代以后,这样的场景就从中原内地消失了一千多年,以至于人们已经逐渐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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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风气的形成,影响了唐代的政治和文化品格,有关胡风盛行的评价,我们引一段历史学家傅乐成先生的思考:

从好的方面看,自魏晋以降,思想界脱离儒家的束缚而得到解放,同时又注入胡族的勇敢进取的精神。佛老思想与胡人习俗,经数百年的揉塑混合,乃能下开隋唐的盛世,文治武功,均极辉煌。从坏的方面看,儒学究不失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较好办法,儒学既衰,以佛老胡俗形成的政治秩序,始终动荡不安。隋帝国维持不久即告乱亡,固不待言;而唐帝国的盛世,远不如两汉的长久,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缺陷。

对中国文化起补闕作用、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东西易被吸收,被吸收的东西都经过改造,这是唐代文化汇聚的最大特色,也是对后人摄取外来文化最大的启示。

▲奈良正仓院晒出唐朝琵琶

唐代是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对于这种历史现象,一味地拔高而不谈其未必那么有利的一面,或者要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加以排斥,要么编排老子化胡一类的传奇加以否认,都显得十分不成熟。

盲目吸收显得幼稚,一概排斥过于愚昧,甚至有人连曾经有过的”汉人胡化“的历史都不敢承认,心虚到了何种程度,未免就让古人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