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被害人权利意识增强，社会法治化程度提高，人们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时，用拳头越来越难以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法律责任。因此，被害人遭遇侵害时，更加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相比于其他的维权方式，以刑事控告的手段进行维权往往是比较好的选择。

民事诉讼各方了解的事实真相非常有限，民事法庭主要依赖各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当事人都很少出庭，更很少接受高强度的审讯，因此事实真相难以查实。而刑事案件侦查的力度非常大，司法机关侦查的案件事实更加接近于真相。很多被害人通过民事维权难以获得成功，知道案件事实真相，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被害人的主张难以得到支持。刑事控告维权借助于司法机关的力量，能突破形式上的证据材料，直接调查表面证据背后的事实和行为，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真相，比民事诉讼更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例如，在A公司与某银行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中，该银行原董事长与衣某商定，由银行以单一资金信托的方式向B公司发放3亿元贷款，A公司和B公司都被衣某实际控制，衣某通过各种影子公司，成为A公司的实际大股东，通过向A公司派驻董事的方式，取得A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让衣某的下属于某担任A公司董事长。同时在银行以单一资金信托的方式向B公司发放3亿元贷款业务中，衣某安排A公司与银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A公司届期受让单一资金信托项目的全部信托收益权，由A公司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3亿多元，作为银行发放贷款的担保措施。银行发放的3亿元贷款全部都被衣某实际使用。后B公司逾期，银行要求A公司按照约定履行款项支付义务。

在诉讼过程中衣某安排A公司董事长伪造A公司的印章，与银行签订和解协议，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后经过银行的执行申请，法院对A公司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A公司发现被法院强制执行后，更换了董事长，且迅速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控告A公司原董事长、衣某等人伪造A公司印章。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将侯某、衣某等人进行审讯， 侯 某供认其根据衣某的安排，私刻A公司公章与银行签订和解协议造成A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债权3亿多元的犯罪事实。在A公司的沟通下，公安机关向执行法院出具《告知函》，告知侯某、衣某等人伪造A公司印章、相关和解协议所使用印章并非A公司印章的犯罪事实，并建议法院中止对A公司的执行程序。

在该案中，A公司虽然得知公章被私刻，但只有印章不一致的事实和证据，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印章被私刻的事实，基于什么原因、由谁进行私刻、私刻后的印章存放在哪里等事实，通过民事诉讼手段均难以查实。这些事实只有通过刑事控告，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才可能水落石出。很快，公安机关将相关人员抓获归案，他们都如实供述私刻A公司印章的事实，并交出私刻的印章。A公司的公章被私刻的事实真相才被证实，刑事案件才能直接让民事执行程序中止，为A公司后续进一步维权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