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伯特·钱伯斯1983年出版的著作《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中，他提醒那些住在城市且带有城市偏向的官员、学者，甚至学习发展的学生，若想做好发展工作，使得发展行动能够真正惠及普通人，那么就“要尽可能把自己看得不重要，要尽可能像弱者或穷人那样感受世界！”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了解弱者或穷人的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我们才能够理解弱者或穷人的生计压力和生活需求。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想成为一名强者，没有人想成为弱者。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强者是胜利的象征，而弱者则是失败的代表。因此，“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说起来容易，但真正践行起来，却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对于拥有权力、资源或身份优势的强者，保持一种弱者心态，更为困难。
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物质财富的积累有目共睹，几乎所有中国家庭都是受益者。我们的社会进入了物质大丰富时代，但伴随的“戾气”也在加重。例如，在餐厅、公交车、地铁、高铁甚至飞机上因为抢座而吵架厮打，医闹事件、校园欺凌、家庭暴力、插队加塞、开斗气车，甚至因为被看了一眼就殴打他人……这些现象似乎并不少见。而在网络场域，更是戾气四溢，那些所谓的高端人士，在微信群里常常一言不合，便恶语相加。
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是社会风气却越来越充满戾气呢？原因很多，但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不少人总以强者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他人。持这种强者心态的人往往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
这样的强者心态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常常是目中无他人，唯我优先，容不得他人的意见，容不得他人超过自己。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例如，我多次见到西校区早晨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将车子直接停在带有明显禁停标识的学院正门口；高端小区里有的业主直接将车辆停在草地上；网络上，一旦他人提出不同意见，便开骂约架；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在餐厅、马路、高铁，甚至飞机上，拳脚相加。
这样的强者心态最为恶劣的表现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例如，餐厅顾客辱骂殴打服务人员；小区业主辱骂殴打保安；男性辱骂殴打女性；成人辱骂殴打儿童老人；有权者辱骂殴打普通人；有钱人辱骂殴打穷人。这样的强者心态，不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社会发展中也无助于新发展理念的践行。
例如，这样的强者心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剥削自然，而不会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这样的强者心态表现在理性和感性关系上，常常是崇尚算计、效益至上、蔑视感性，而不关注体验感受、行动意义；这样的强者心态表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上，每每是科学沙文主义，即迷信科学的客观性和功用性，而蔑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和情怀感；这样的强者心态表现在城乡关系上，一般是要农村向城市看齐，尤其是为了城市化建设和城市人的生活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
正是由于强者心态在社会建设、国家发展中的诸多损害，我们才要尝试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
假如你从事扶贫工作，请努力理解穷人的生活现实和生计压力，不要将自己想象的扶贫方案强加给穷人，若穷人不接受你的方案，请不要贬损他们的素质和眼界，你需要尝试像穷人一样感受世界。
假如你从事乡村振兴工作，请努力理解农民的生活世界和生产逻辑，不要以为可以将一个外来者的产业方案和市场方案强加给村民。钱伯斯提醒过我们，“自己冒险是一回事，而鼓励其他人冒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许农民还保持着斯科特指出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你需要尝试像农民一样感受世界。
假如你如我一样，是一位男性，请努力理解女性的多重角色和多重压力，不要在一切生产劳动和工作安排中都要践行狭隘的“男女平等”，其实女性一直面临着因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而制造的不平等，一位女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人口再生产责任和职场压力。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在生产安排和工作考核中，男性需要尝试像女性一样感受世界。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请你努力理解那些服务人员、保洁人员、保安人员，努力理解那些无权者和无钱者，努力理解那些老弱病残人群，不要以为你真是他们的上帝，不要以为你真比他们高明，不要认为你真是他们的救星，很多事情对你可能是小事，而对他们，则可能是令全家焦虑不堪的天要塌下来的大事。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穷苦生活体验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明白穷苦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借钱难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体会到向别人开口借钱的感受；一个从来没有抚养过残疾孩子的父母，永远不可能真正感受养育残疾孩子所需要的各种付出和各种滋味。
正是因为人们其实根本不可能真正体悟到弱者的生活现实和心理世界，因此，我们更加需要保持一种态度，也就是要尝试“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

卢梭曾说，“看到你们这种端庄朴素的装束，谁还不鄙视虚浮的奢华？”我想对我们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毕业生说：“看到你们的朴实纯真，谁还不鄙视浮躁圆滑；看到你们的高洁志趣，谁还不鄙视精致利己；看到你们对弱者的尊重，谁还不鄙视强者的骄横？”
（本文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2019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来源：《环境经济》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