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虽然人类社会形态各异，生产力发展程度不等，社会生活千差万别，但对于一项指标的追求却始终未有改变，就是公平。
人类对公平的追求由来已久，但几千年来遭遇不公平
中国古代有着大同社会的美好追求，人人讲文明、守礼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多农民起义领袖利用了底层人民对公平的追求，打出了“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有钱同使”的口号，据此吸引了大批量底层劳动人民蜂拥而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的“乐土”，通过底层劳动人民对奴隶主剥削的深恶痛绝，反衬出其对公平世界的强烈追求；与“乐土”极为相似的是，西方世界编织了乌托邦式的公平世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和平共处。
虽然“乐土”、“乌托邦”出生极早，但非常遗憾的是，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人类文明仍旧长久地停留在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循环之中，以至于人世间的痛苦哀嚎不绝于耳。
为何人类对公平的追求由来已久，公平却迟迟不来人世间报到呢？对此，中华老祖宗往往将其归结为统治者不够仁慈，自律不够，对老百姓缺乏同情心导致的。
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是执行标准出了问题，希冀于某个明君执行公平正义无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人生来就自带视野狭隘、思想专制的特质，新皇登基，往往都希望全天下的人围着自己转，这种自私专制的想法本就不公平，因此靠着人类自方约束自己实现公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之所以不提正义是因为正义二字本就带着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正如哆啦A梦中所言：交战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所以公平和正义虽然总是放在一起，但二者着实有着天然之别。
由此可见，树立一个公平的标准，是实现人类世界公平的关键。人世间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标准呢？很显然是有的。
牛顿：自然界中我看到了公平
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泰斗杨振宁先生曾说：“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无形无相的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无形无相的上帝指的就是客观规律，比如运动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
因为规律客观，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群的不同而心生好恶，使得这个“无形无相的上帝”真正做到了公平。在这个上帝面前，不论你的出身高低，不论你来自天南海北，还是白种人黄种人，只要遵从实践操作流程，你就能获得蕴藏在自然界背后的客观规律。
早在1600年前后，西方的伽利略、培根、卡文迪许、培根等科学家放弃了口舌上的无妄之辩，厌倦了对圣人、哲学家的无脑崇拜，转而将检验真理的标准交给了实践，并提出了动手思考（hands-on thinking）检验方法，使得实验科学破土而生。
在这群实验科学家的引领下，力学之父牛顿总结前人的工作，发现了隐藏在自然界中的公平原则，于是写下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巨著，第一次不带个人感情色彩、不谄媚帝王权贵地将隐藏在自然界中的真理公之于众，引发了西方科学革命，也助推人类文明迅猛发展。
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优雅地生活，得感谢牛顿将自然界中的公平标准请了出来。虽然牛顿本人尚未从人格化的上帝中走出来，但他的这一举动却不自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型。且随着科学的到来，各种造神运动逐渐迎来了破产的倒计时，人类也终于迎来公平的一天。
中华老祖宗看到了啥？愈演愈烈的尊卑关系，一声叹息
令人可惜的是，中华老祖宗在自然界中并没有看到公平，有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尊卑关系。
早在春秋时期，中华大地虽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不论是法家还是儒家思想，都觉得尊卑是常态，公平是短暂。
首先，两家都充分肯定了君主对于国家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家思想认为君主与官吏，官吏与平民百姓有着天然的势差，官吏对君主，百姓对官吏必须无条件服从，如此才能法度畅行、国家富强；
儒家思想虽然打着“民贵君轻”的大旗，给人一种老百姓翻身做主人的错觉感。实际上它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是站在统治阶级角度告诉他们：不能忽视老百姓的作用，要考虑他们的感受，否则他们一民变，你统治阶级的地位也将不稳。
而且，对于君主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举双手赞成的：天上不可能有两个太阳，所以人世间也只能有一个君王。而且更为过分的是：儒家主张以出身和血缘来定尊卑关系。帝王的后代永远是帝王，嫡亲永远大过庶出，一万年不动摇。对于尊卑关系的界定比法家还过分。
至于后世褒扬的儒家之礼，更是儒家用于规范化这种尊卑关系的工具。百姓遇到士绅，下级遇到上级，官员遇到皇帝，都必须行相应的礼节，以示“尊卑有别，上下有等”，反之则属于大逆不道。
在这种固化了的等级之礼下，我们常常看到官员在皇帝面前，百姓在官员面前往往都是佝偻着背的谄媚相；反之，皇帝在官员面前，官员在百姓面前，往往都是鼻孔朝天、拉长脸的跋扈相，正是儒家森严的尊卑关系留下的产物，着实让人一声叹息。
由此可见，中华老祖宗因为将真理的标准放在了人自身之上，导致尊卑盛行、等级森严，距离公平越来越远，而近代西方因为发觉了实践这个检验标准，使得公平终于立足于人间，并助推人类文明迅猛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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