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一生最大的功劳或许不在解放战争打了多少仗,而是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培养出来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开国将军。
当年徐向前麾下有四个军,四位军长都是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名将、猛将。
不过有意思的是,几位军长后来的成就高低不一,有的人中道而别,有的人后来居上,有的人却是高开低走,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本文主角,说的就是其中一位意难平的开国上将。
一、四大军长
红四方面军建制变化比较大,一开始各种建制,不太正规,带有游击队性质,就不多说了。
1931年9月大致形成了以红四军为旗帜的4个正规师,这就是后来四大主力军的雏形。
直到1933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立足后,扩充组建了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共4个军级单位。
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剧烈变化,4个主力军又分别扩充或缩编,变化比较复杂,我们也不多说,只截取这个最有标志意义的历史断面来看。
4个军的军长都是谁?
第四军军长王宏坤,第九军军长何畏,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第三十一军军长由王树声兼任,王的本职是四方面副总指挥,徐向前的副手。
红军时期的王宏坤(画像)
谁最可惜呢?我们做做排除法。王宏坤建国后授衔为上将,何畏于1937年叛变投敌,1949年被逮捕后处以死刑。余天云1936年长征时溺水牺牲。王树声建国后授衔为大将。
中间两位就不提了,王树声大将功成名就,毫无疑问,就是王宏坤上将。
为什么说他可惜?
以他红四方面军首将的超然位置,起步非常高。
我们做个比较就知道了。
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几位开国上将,傅钟是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王新亭是军政治部主任,许世友、陈再道是师长,王建安是师政委,洪学智仅是师政治部主任,陈锡联是团政委,郭天民还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担任红九军团长的参谋长。难以想象的是,那时韩先楚仅是红二十五军的一名排长。
至于王必成、王近山、陶勇、郑维山等开国中将,那时都还是团级干部。当然彼时建制、级别调整频繁,有的人可能在几个月几由团长升任副师长,还有的由师长升任副军长,这都无烦多举。
除傅钟外,这些猛将们都和王宏坤有着很大差距。
但结果如何呢?
王宏坤建国后,职务上他担任海军副司令员,被好几位追平,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一定程度讲是反超了)、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洪学智(都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王新亭(济南军区代理司令员)。当然,还有那位差别不可以道理计的排长韩先楚,同样做到志愿军副司令员及大军区司令员。
行政级别上,王宏坤是正兵团级,许世友、王新亭、陈锡联同系正兵团级。
各方面比较,许世友已与王宏坤不相上下。
再作个比较,抗战时期四方面军老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29师,129师最初的两个建制旅,王宏坤是385旅旅长,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386旅旅长陈赓。
如果王宏坤一直能抓住机会,竞争大将也不是不可能啊!可惜,可惜。
王上将的人生曲线起初就很高,之后一直略有下降。从什么时候开始降呢?笔者注意到1935年的一件事。
二、军长调换风波
据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回忆,1935年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长征向北进发时,时任第四军军长王宏坤突然接到命令,让他调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
命令是由红四方面军王树声当面传达的。
这个命令比较奇怪,干部调动的命令由政治部负责,虽然方面军首长可以直接决定(那时组织程序并不是很严密),但也应该由政治部出面通知。
王宏坤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就算由方面军首长宣布,那也该是徐向前或者陈昌浩,为何由王树声这位副总指挥来宣布呢?
揣其情理,这个任命肯定不是很合乎情理,才由堂哥来给堂弟(王树声与王宏坤是堂兄弟)宣布,以血缘关系淡化一下王宏坤的个人情绪。
王宏坤回忆说,把他调任副参谋长是变相处分,很不高兴。
那时参谋长地位不高,算不上是方面军首长,地位略逊于下级部队军事主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文章中讨论过多次,就不多说了。
参谋长尚且如此,何况副参谋长呢。王宏坤有这样的情绪很正常。
有意思的是,根据另外一条史料,四方面军总部对王宏坤还真有可能是处分。
查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院1990年版),红四方面军司令部,根本就没有过王宏坤的名字。
参谋长前后任分别是倪志亮、李特,副参谋长只有一位,李特。李特升为参谋长之后,副参谋长一职空缺。
这本《名录》是比较权威的历史资料,是根据各类正式文电、军史记录确定下来的。那么很可能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连续作战,徐陈等方面军领导人感到王宏坤的作战指挥能力似乎略逊,尤其是反六路围攻作战对各级将领考验最大,谁行谁不行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方面军总部准备把指挥能力突出的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提拔起来,当第四军军长。
调离王宏坤可视作对他的敲打,但王宏坤不愿意接受命令,默默带着一部分部队继续转战,而未到司令部履职。故后来四方面军各种史料和正式文电,都没有记录王宏坤的工作痕迹,后世因此未记录这一任副参谋长。
左王树声,右王宏坤
当然,这只是略作推测。
红四方面军后来转战受阻,第四军遭遇重大损失,许世友调任红四方面直辖骑兵师师长,为了稳定红四军军心,于1936年4月间把王宏坤调回来当四军军长,王建安与其搭档当军政委。不过仅仅过了4个月,四方面总部又把陈再道调来当军长,王宏坤改任政委,王建安则与许世友等人一起去红军大学学习。
陈再道同样是长于作战指挥的将领,这次短暂的调整同样未记入《名录》,想来只是过渡之举,军史资料承认的是陈再道,王宏坤大概只是短期代理,完成了稳定军心的任务后,让他改任政委,仍是发挥他在第四军的威望,而不是指挥方面的能力。
可以想见,如果一直以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王宏坤的前途可以说晦暗难明。
幸运的是,像王新亭后来遇到贵人徐向前从而绝地逆转一样,王宏坤也遇到了贵人:刘邓首长。
三、刘邓首长三次恩情
抗战时期大家的职务相对固定,就不多说了。
解放战争时期,王宏坤初任六纵司令,与陈锡联、陈再道、杨勇、杨得志、陈赓等同列,或许是感到他当年级别甚高,只当纵队司令有点低,不久即升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这是刘邓首长的第一次恩情。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南下,挑选主力纵队,带走了一纵(杨勇)、二纵(陈再道)、三纵(陈锡联)、六纵(王近山),陈赓在晋南豫西统一指挥四纵和九纵,以及三十八军(国民党军起义后改编),就是著名的陈谢兵团。
王宏坤留在晋冀鲁豫后方主持工作。
怎么说呢,这其实又让王宏坤错过一次大好机会,如果能和刘邓一起南下,在军事上有所作为,这岂不更好。但可能确实是他指挥能力不足,或者别的原因,留守了。
王宏坤是很焦虑的,打大仗缺席,这对将军来说太要命了。
所以1947年下半年陆续组建十纵、十一纵、十二纵南下时,他主动要求放弃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地位,到新建的十纵当纵队司令,就是要赶紧南下参战,重回一线。
王宏坤的理由是,十纵是冀南军区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他当年长期在冀南军区主持工作,人情熟。而且南下挺进大别山,他当年从那里出来的,地头熟。
刘邓首长心知肚明,允可了。给机会讲情义,这是刘邓首长的大格局、大情怀。
然而南下是南下了,刘邓大军那时正是战场上要劲的时候,打仗必须把最狠的将领派出来,一场关键的仗打不好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大家看那段时间的战史,陈锡联、陈赓、王近山、杨勇出镜率特别高,硬仗狠仗基本都是一、三、四、六这几个纵队打的。
连一向号称骁勇的陈再道都弱了一些,后来陈再道在1949年被二野整编成军时退出一线领兵将领序列,可以说与这一时期的最高等级的考验不无关系。
新建南下的几个纵队怎么样呢?王秉璋十一纵留在华东成了屡建奇功的幽灵纵队,在粟裕手下用的得心应手。十纵和十二纵呢?并没有捞到什么大仗打,而是就地转为地方军区。
王宏坤率十纵转为桐柏军区,任司令员。
说起来这也是发挥王宏坤有威望、能团结和凝聚部队的长处。在白崇禧各种反复围剿和进攻的情况下,王宏坤能在基本没有根据地基础的情况下,把桐柏军区稳稳扎在国统区前沿,也是一大功劳。中共中央也看到了王宏坤的功劳,致电:“庆祝十纵在桐柏之胜利。”
不过和几个主力纵队的战功相比,还是有点欠缺。
等到局面略稳时,刘邓首长又给了王宏坤一次很好的机会,王宏坤也把握住了。
1948年6月襄樊战役,刘邓首长有意让王宏坤露脸,让他统一指挥桐柏军区部队和陕南十二旅,以及王必成六纵,围攻襄阳、樊城。王宏坤当仁不让,六纵是他的老部队,王必成是老部下,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全灭国民党军十五绥靖区部队,活捉蒋介石的爱将康泽。
几个月后淮海战役打响,王宏坤一直坚持在桐柏地区牵制白崇禧,使华中剿总大批部队无法东调参战,王宏坤总算是在大决战中立了功。
这是刘邓首长的第二次恩情。
第三次恩情则是1949年2月的整编。
当时全军大整编,成立了兵团级单位,二野共有三、四、五共3个兵团,陈锡联、陈赓、杨勇分任司令员。
当时二野正规军兵力有限,不像三野、四野兵团那么雄厚都是四个兵团,只编了三个兵团。但也有编第四个兵团的打算,大家注意,一野包括一、二兵团,二野是三、四、五兵团,三野是七、八、九、十兵团,四野是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华北有十八、十九、二十兵团。
中间并不是连续的,缺了第六、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等兵团。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全军原计划编二十个兵团,空缺的四个兵团番号也准备组建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实施。
王宏坤回忆录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组建兵团的同时,刘邓首长给王宏坤打招呼,如果渡江作战不顺利,就将王树声的鄂豫军区部队、张才千的江汉军区部队,以及桐柏军区部队,组成3个军的正规军,编成第六兵团,由王宏坤任司令员。
后来渡江作战非常顺利,这个计划就搁浅了。
刘邓首长打招呼不会随随便便就说,肯定是经过组织研究过、向中央军委报告过的。
这一道组织程序走过了,相当于以二野党委的名义,给王宏坤的地位、贡献、功绩做了定性定位:具备兵团战役指挥的能力。
可惜王宏坤上将,虽然有点高开低走,但基本没有降维跌落,没有被许世友等年轻一辈真正反超,这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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