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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人们普遍认识到视觉图像对于社会共识凝聚的重要性。视觉活动普遍地渗透于当代人的文化整体经验之中，文化的基本价值属性是视觉性的，文化构成的基本方式是视觉化的。
英国政府及时通过鼓励发展电影、漫画这一类不同于一般视觉图像、大众喜闻乐见的视觉形式，将民族认同感潜移默化地植入大众意识之中，促进了国家认同以及建构价值话语体系。
动态视觉:战时电影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伴随着战争而来的社会秩序混乱，突如其来的空中袭击，考虑到保证民众安全等因素，政府决定关闭所有娱乐场所，其中包括音乐厅、剧院以及电影院。
但这一决策却并未得到公众的支持，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不满的情绪，并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反对。一方面，关闭电影院使从事电影业的工作人员、商人没有了生计，商业根据自己的商业利益考虑，宣扬电影以愉快、无害的形式展现，使人们从非常丑陋的世界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爆发，人们逃避现实的需求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关闭电影院却使人们失去了原有的情感寄托，《运动摄影周刊》在1939年9月提出保持人们的心理平衡也是值得做的工作。诚然，电影作为为公众娱乐的场所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显然，国家新闻部(MOI)在战时清晰的认识到了电影作为娱乐和宣传工具的价值。在1929年的一份政策声明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该部门充分认识到了电影的重要性，无论是从提供一种有价值和受欢迎的娱乐和消遣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作为一种媒介，不仅在国内，而且全世界都在以一种人们都完全熟悉的形式来展示我们国家的情况。因此，部长认为，该部电影司对英国战争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外交部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极力论证电影在战时的重要性，表明一些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了把大众钟爱的娱乐形式作为宣传工具的潜力。于是，在二战爆发的一周内，英国各中心城市及各地城镇先后开业，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电影院也仍然保持开放。
因此，在战争期间，英国社会确立了“时代的基本社会习惯”，即观看电影。由“大众观察”在1940年8月进行的调查问卷表明，大部分大众认为其观看电影的习惯并不会因为战争而终止。
1939 年，英国平均每周看电影的人数为19万人左右，到了1945年，增加到了3000万人。即使在这期间，国家调整政策，导致电影院的票价上涨，观影人数也仍然处于上涨趋势。
此外，根据战时社会调查显示，看电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而且其中很多人是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在新闻和信息获取的渠道依赖于电影新闻。
另外，工薪阶层(包括士兵、战争工作者)也希望通过消费电影这一他们最喜欢的娱乐形式来减轻战时生活和劳动的压力。因此，电影在为英国公众提供娱乐和信息、缓解生活压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战时英国的电影业中，对于电影的娱乐和宣传功能常常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因素。电影商人认为，没有娱乐价值的电影将是商业上的失败。
因此，在具体制作一部电影时，娱乐价值往往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之后才增加一些宣传要素，以免破坏电影原本的娱乐性。娱乐价值才是战时电影的根本属性，而宣传作为附属品，只能根据观众的满意程度选择保留或去除。
对于这一极力推崇电影的娱乐价值的观点，《纪实新闻快报》并不赞同。《纪实新闻快报》认为，过度的去理清一部影片里的娱乐和宣传这两种价值，反而会使观众怀疑电影内容的纯粹性。
毫无疑问，电影是鼓舞士气的一大利器，也是国家最有效的宣传武器。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时任新闻部电影司的主席肯尼斯·克拉克就开始试图通过专题片的媒介传播其宣传政策，具体表现在通过电影展示英国正在为什么二战，国家是如何战斗的，以及告知民众如果要赢得这场战争就需要牺牲。
总之，电影艺术无论是作为娱乐媒介还是宣传工具，都在战争时期得以充分利用。电影经销商利用大众的国家认同感，在电影宣传中成功地运用了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的概念，通过英国电影的噱头，以及邀请明星、目击者等方式，使英国人确立了战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英国政府将电影艺术其作为国家想象的重要表达方式，通过组织战斗和辅助部队登台演出、征兵活动、为部队募捐、推出各种舞台表演等活动，在推动形成英国特色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增强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英雄形象的塑造
受纪录片的影响，英国在战时发明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电影风格，即把英国艺术和英国电影混合在一起。
1949年，美国影评人帕克·泰勒在为《美国季刊》撰文时指出，有人认为英国电影表现出现实主义风格特征，而这种观点与约翰·格里尔逊长期以来是纪录片冠军有关。
的确，面对战时电影所面临的是娱乐媒介或是宣传工具的性质问题。格里尔逊在电影上，主张塑造出一个新的英维神话以调节战时电影两种性质之间的矛盾。
格里尔逊把英雄定义为积极参与社会非凡事业的人，以此抵制在战时只表现出表面价值观的戏剧人物，以及他们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
格里尔逊的观点，承认了娱乐媒介和宣传工具二者是电影的基础，并认为英雄主义依赖于社会的观点，很好地契合了英国。
二战期间，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经常会将通过镜头将社会中的普通人转化为英雄的形象。例如，电影《工业游行》，讲述了克里特岛战役中的沉船事件。影片通过一系列的倒叙，表现船只上人物的相互服务和支持，为了获得生机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船上有英国社会的不同阶层的各类人物，在船只沉没后，船员们在一边等待救援，一边在水中挣扎求生。即使是胆小的人，比如妇女也最终救赎了自己，最终传达出了电影的英雄主义主题。
因此，在电影中塑造戏剧性的英雄形象，通过在这一形象上融入大众经验，对于促进战时增强民族认同感十分重要。
很显然，电影中所呈现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可以用来创造一种理想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专政国家，人们都会发现所有形式的电影制作其实都是由政府管理的。
电影利用故事情节向民众介绍了战时的战况、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等内容，相应地，他们也通过电影感受到了英国人在战争中所发挥的精神，使电影中呈现的社会事件、英雄形象等转换成爱国等情感氤氲于英国民众的心理，促进了战时国民性的建构。
国家民族记忆的建构
在战争年代的英国，政府鼓励制作电影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可取的。因为这在为民众提供高级娱乐的同时，可以增强这个国家人民的决心，并能以坚韧不拔地精神承受混乱时代所带来的任何困难。
并且，这种精神可以通过一系列讲述在战时英国人面对挫折最终实现自己目标的电影中来进行发扬。而这一过程，正是建构民族国家记忆的有效手段。
建构国家民族记忆并不限于现实层面的国家政权、制度、组织的建构，更重要的是，也需要确立起一套促进认同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及主流艺术形态，即实现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
于是，民族国家记忆成为另一个关键词。其核心是关注民族国家重大事件、政治事件以及社会事件的叙述，形成人们的记忆共同体。而战时的英国政府正是认识到了建构民族国家记忆的重要性，并以此为目的开始鼓励制作以英国民众生活、战争场景为背景的情节电影。
正如电影《有翼的狮子》，在建构社会文化方面，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当然最具影响力，因为在观众接受心理方面，更加期待电影故事与现实生活的趋近性甚至是同一性。
在电影艺术中强调国家背景和民族身份，是成功建构民族国家记忆的重要方式。英国新闻部在战时电影中处于非常强大的作用，因为它在批准从电影供应到军队演员和技术人员的公开等基本要素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二战时期，新闻部就鼓励电影制作人在电影中强调四个主题，即:胜利需要平民战斗人员积极参与，社会团结在一起，社会和谐。英国这一国家值得为之奋斗、它(英国)比敌人更民主和人道。
针对这些主题的要求，战争时期的电影商甚至通过在电影广告和电影推广中成功地植入爱国主义问题和民族认同概念来进行创新。诚然，认识战时电影表现及其在英国电影中的位置，是研究二战期间英国电影的一个关键问题。
作为大众艺术，电影在保进国家认同、建构话语体系方面，必然发挥重要的功能。其透明的镜头语言、诉之感官的肢体表演、起伏跌宕的情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民众，获得观众量的““最大化”，进而有效唤醒复苏民族国家记忆。
所以，二战英国战争题材的电影既关注国内前线，也关注战争前线，同时还在其中注入了乐于牺牲、平等的观念，即使是是一些以军事事件为重点的电影。
较有代表性的如《与祖国同在》，在关注战争对妇女、儿童以及战斗部队影响的同时，也试图刺激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将民众对于自己国家的记忆与电影中对于他人、集体、国家的叙述关联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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