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说 | 上海“老市府”大楼修缮迎新，工部局往事|上海市|华界|工部局|法租界|老市府|虞洽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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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说第150期

复刻沪说第25期

【本期提要】

历经10年打磨，作为外滩第二立面更新改造先行启动项目，被公开命名为“老市府”的大楼已完成更新改造，并面向全球招商。5月17日，外滩 ·老市府品牌揭幕仪式暨全球招商品鉴会在老市府大楼内举行。

所谓“老市府”，上海在19世纪40年代开埠至20世纪40年代的百年间，曾经有过一段“一市三府”的阶段，即华界的市政府（后期在在江湾五角场，今上海体育学院）、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汉口路和江西路路口，本文所述的“老市府”）、法租界的公董局（汾阳路79号，今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

公共租界的“老市府”大楼在汉口路和江西路的路口，是一座大门向内凹呈半圆的大楼，这幢楼不高，却很大，向南一直到福州路口，向西一直到河南路口，而这座将近百年的建筑曾经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中枢神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所在。

工部局英文名字叫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简称SMC，直译为上海市政议会，但它的中文名更为人所知。本期就以工部局大楼为引子，简略回顾一下工部局的一些往事。

工部局大楼今日风姿（作者自摄）

租界历史漫长，就算浮光掠影，也不免写得长了，建议阅读时间在5-8分钟。

工部局大楼附近（摘自上海历史导览图）

2017年央视纪录片《航拍中国》其中一集用最美丽的画面呈现了上海的美景，但是其中有一句台词却有待商榷——当镜头切换到外滩的时候，旁白说“英国人当初一上岸就看中了这块地方。”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上，或许是因为大家对于丧权辱国的深恶痛绝，因此常常只记住了大事件，总觉得林则徐禁烟，英国人一声炮响，然后就是外国列强一锤子一榔头，就把清政府敲成了一个重症病人，但是许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有那么一点过程。

工部局大楼--“石头房子”

昨日工部局大楼（来自网络）

坐落于汉口路、江西路路口的这幢建筑，距离外滩只有一箭之遥。如今归市属的一些机关单位使用，因为坐落于外滩附近，与周围的欧式建筑差异不大，而不太显眼。但是在其福州路的路口却有一些别致的景观，江西路福州路路口的四栋建筑的街口均向内凹进一个半圆，把路口衬托成一个小小的广场。

这桩不太高，体量却又不小，宛如一座城堡，且里面别有洞天的建筑被附近居民称为“老市政府大楼”，在1945年光复，以及新中国建政初期，这里的确是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但它最早的名称是工部局大楼。

它罗马式和巴洛克式混合的风格，以及大量使用花岗岩作为外墙的式样，也得到了“石头房子”这样的昵称。据称，这是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罗马艺术风格的建筑。”

河南路侧门（作者自摄）

汉口路上的车辆进入口（作者自摄）

福州路侧门（作者自摄）

这幢工部局大楼其实历史并没有特别悠久，1914年（不同资料上有1913，1915年的说法）在得到工部局纳税人会议的批准之后才开始修造。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建筑原材料物资运输缓慢，直到1922年才正式交付使用，因此工部局真正使用这幢大楼的时间不过只有20多年而已。那么比这段历史长得多的公共租界与工部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工部局大楼内景及西南立面（转载自“走近上海yuchen”新浪博客）

公共租界与工部局

工部局的旗帜，也作为上海公共租界的象征之物。其中中央位置放了十二面国旗（左：英美法空缺，右：意大利、俄罗斯、丹麦、葡萄牙，下：瑞典、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象征来自这十二个国家的侨民，左上方为英美法及德意志帝国旗帜，一战后德国的旗帜从工部局旗帜中摘除，改用白色代替。Shanghai Municipality意为上海市，金黄色的拉丁文“Omnia Juncta In Uno”意思是“合众为一”

说到租界、工部局，也总让人觉得这是和《南京条约》一并诞生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上海的租界初创时是清政府地方官员不得已也是自作聪明的权宜之计。英国人以为开了通商口岸就万事大吉，却没想到他们在口岸城市自由出入受尽了限制，而且城内中国人较为原始、天然的生活方式让已经拥抱现代物质文明的英国人也不太适应。而此时，五口之中最小的上海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1843年上海当局与英国人签订了《租界章程》，在上海县城北面划给英国人一块地，从此宣告上海租界的开始，而当时这块地完全未被开发，外滩也只是泥塘，堤坝和港口也是后来慢慢造起来的，实在很难相信会有谁能一眼就相中这块地。

早期的英租界，原先830亩的租界不断扩大，至1850年代已经西扩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

工部局的诞生也或多或少带着一些偶然性。首先，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似有继续向东南推进之意，为求自保，上海英租界成立由英国侨民组成的义勇军（后也被称为万国商团）。果不其然，上海很快就爆发了响应太平天国的小刀会起义，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杀死上海知县，活捉上海道台。大批中国人涌入北面的租界，当时英国驻沪领事要求起义军与前来清剿起义军的清军都不得进入租界。

然而，还是有一名英国侨民与其女友在跑马场（旧的跑马场，在今西藏中路东侧湖北路一带）附近与清军发生冲突，受了重伤。于是，英租界的义勇军以及驻防的英美军队与清军在泥城浜（也就是今天的西藏中路）一带发生激战，称为“泥城之战”。此役清兵伤亡三百余人，而义勇军方面仅仅是不足二十人的伤亡。这也许是中国方面军队和上海租界军队打得最为惨烈的一次，也确保了未来很多年清军再难以撼动租界的控制了。

义勇军也就是后来万国商团的军徽（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黑鹰旗还没有拿掉）

1933年5月，万国商团的一个美国连队在静安公墓（今天的静安公园）向天鸣枪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纪念活动（来源：USMC Archive）

为了处理其中造成的社会冲击，也为了维持租界内的安全，终结租界内的无政府状态。租界的代议机构，租地人会议（后改称为纳税人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能治理租界的市政机构，而这就造就了工部局。虽然称为工部局，听上去像个建筑公司，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府机构，只是因为当时汉语中还没有引入诸如“政府”“议会”之类经日本人改造的汉语外来词，觉得这个部门专事营造、修缮之事，所以就用中国传统六部（吏户礼兵工刑）之一的工部，而“局”字在南北朝已经有“官署”的含义。但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言，工部局的英文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只是说明了工部局是一个类似于市政议会的机构，也没有所谓市长之职，只有董事会和总董之职。

工部局巡捕的警徽

1853年7月11日这一天，工部局委员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工部局就正式创立了，统辖英美法三国租界，为十年后的公共租界埋下了伏笔，但法租界后来单列出来，自设公董局。从这一天开始或许才能算作是国中之国的发端。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制度创新，虽然和远在欧洲的母国文明有着传承的关系，但上海公共租界在今天看来却好像是一个中不中，洋不洋的新鲜事物，抛开主权层面由列强搭起的防护伞，其内部的制度有着强烈的自治以及中外组合的色彩，与外围一天天腐朽下去的清王朝相比，这里处处洋溢着新意。

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公共租界也涌现过不少从政的商人。其中代表者，亨利盖西克（Henry Keswick），第43任工部局总董（1906-1907），担任过怡和洋行经理和汇丰银行董事长，后来甚至回英国当选过议员。盖西克家族可谓是世代名门，亨利的父亲（William Keswick，汉名耆紫薇，从怡和洋行创始人手中继承了这家公司并缔造了盖西克家族的神话）和儿子都担任过工部局的总董，三代总董非常少见。目前盖西克家族的第五代仍持有怡和洋行的股份，在商界有所活动。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法租界退出工部局另立中央。与法租界向法兰西一国效忠不同，公共租界则是英美主导，多国侨民，多种文化的融合，是一种类似于安全岛、乌托邦一样的设计，而工部局则当仁不让是这个冒险家和逃难者组成的“世外桃源”的掌舵人。

“乌托邦自由市”与民族主义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乃至于大革命北伐，国共阋墙、淞沪抗战，经历周围地区的历次血雨腥风，而代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却永远采取严守中立的姿态，这不仅给寓居其中之人提供避难服务，也为保住这片世外桃源，战火中的玫瑰而做着最后的坚持。

1937年7月14日，公共租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对于敏感时期的中日战事的解读漫画

北华捷报上的这一幅漫画则折射出工部局所面临的挑战，动荡的外围局势下，政治谋杀和匪帮活动屡禁不绝，但工部局唯一的办法就是警告。

曾有人提出过上海“自由市”的建设理念，虽遭否决，但几十年的建设中无不是从这个理念出发，且为这个理念服务的。工部局的历任董事主要的心思是在于把上海租界搞得大大的，搞得繁荣起来，于是就有了苏州河上建桥梁，修建新跑马场，开办工部局所属的学校，将马路与花园弄扩建成大马路，也就是后来的南京路。还不断向外拓展，越界筑路，公共租界的面积从原先《土地章程》规定的英租界830亩拓展到了由中、西、北、东四个区33503亩之多。

但是，从一战之后，列强洗牌，全世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样的好日子，这样的乌托邦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五卅运动中向中国示威群众开枪的工部局巡捕（图片来自网络）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如果从旅居上海的外国人看来这是一次处于弱势的多数派中国人开始觉醒的巨大运动，以血腥收场，可见这种矛盾的深刻。1927年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战场虽在闸北，但在虹口和老闸的租界人士也不免神经紧绷，害怕在武汉和南京刚刚发生的事情在上海重演，而这或许为不久之后，租界当局旁观蒋介石在四一二大开杀戒提供了解释。甚至1932、1937年中日两国在上海打得惊天动地，把属于中国人的闸北都夷为平地，但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则几乎完全没有卷入战火，甚为奇特。

不过，民族主义的怒火终于还是一点点渗透进来了。首先若不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上海租界的扩张运动不会就此停止。而在1927年饱受争议的会审公廨制度终于废止了，标志着至少在形式上，收回了部分租界治外法权（英美等仍有在华最高法院作为行使治外法权的机构），国民政府的法院体系对租界有了司法管辖权。

曾为沪上怪相之一的华洋混合法庭——会审公廨（来自网络）

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如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兆丰公园（今）一般只为外国侨民和中国士绅开放的公园也开始向中国民众售票开放。而工部局内，也出现了华人董事，占租界人口九成的华人终于也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发言权了。1936年，工部局史无前例地将一条重要道路以一个华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原先只是属于外国名流的荣誉给了宁波籍商人虞洽卿，而虞洽卿路正是当年发生“泥城之战”的泥城浜填筑而成的西藏中路（当时称为西藏路），与其说是洋人高看华人一头，不如说华人在这个“国中之国”内说话的分量是越来越重了。

但1937年淞沪抗战后，日本占领了上海所有的华界以及苏州河以北的租界，只剩下半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后孤岛，谁也不知道磨刀霍霍的日本人将如何吞下这最后一座孤岛。

北华捷报的报道称有4万多中国人逃到上海租界躲避战火

1938年7月的北华捷报，专题讨论了孤岛时期的上海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亲日分子的暗杀行动

日出与日落

上海话有个词，现在不太说了，叫“东洋货”，意思是东西质量差，以次充好。20世纪上半叶，人们完全没有对于所谓日本制造的赞许之意。与之相对应的是，上海的日侨也是日渐增多。他们大多聚集在今天虹口吴淞路一带，以至于人们常把那里叫做日租界。工部局里也很快有了日本董事。而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日本侨民的数量成为了外国侨民数量以国别统计的第一名——且多于其他国家的总数，日本董事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1937年淞沪抗战之后，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中区和租界形成苏州河南北的对峙形势。直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等国宣战，日本人干脆完全接管了租界和工部局。最终，上海租界没像西柏林那样等到了柏林墙的倒塌，或者说墙倒塌的方向正好反了过来。

虹口的日本人聚居地

位于虹口区乍浦路西本愿寺遗址，为今天少有的日式建筑遗存（来自维基百科）

在这段时间里，工部局做了许多有利于日本人的事情，比如登记租界户口，发市民证，清除英美统治的痕迹，包括拆除一战纪念碑，移除赫德等英美人士的塑像，配合汪伪政权进行路名更改等等，他们把这种行为美化为帮助中国人摆脱英美殖民者，但在江湾的汪伪上海市政府却把好几条马路改成“明治通”“大正通”这样的日式路名。

这是上海沦陷前外滩的经典图像，图中右边即为一战（欧战）纪念碑，沦陷时期损毁

1943年7月，工部局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此时日本占领军象征性地将公共租界归还给汪伪政府，而这标志着租界时代的结束。在二战之后，英美当局向国民政府追认了归还行为。但一般认为1943年是租界结束的年份，距离《租界章程》的签订正好过去了100年！

冈崎胜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最后一任总董（1942-1943，此前历任均为英美国籍），实则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工具，是他亲手终结了工部局的使命。其参与日本投降的谈判以及东京大审判，在战后政治生涯仍有斩获，50年代曾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相等职务，后代移居美国。（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再生之再生

1945年上海光复，国民政府再次来到远东巴黎。所不同的是，这不再是个一分为三各自为政的城市。江湾的旧上海市政府被弃用了，一方面或许是对于上海全境来说江湾太过偏安，另一方面被汪伪政府糟蹋了六七年，很是晦气，反倒是这座石头房子看着很中意。于是，就在这里，新的上海市政府开始了行政区划的布置，新的上海俨然就要在地平线诞生了。1946年开始，就有了黄浦、静安、长宁、虹口、杨浦、普陀等区名，还包括如今已经归于历史的闸北、江湾、引翔、邑庙、蓬莱、泰山、提篮桥、榆林等区。

但是，仅仅三年多，经历了打虎行动，新生活运动，金圆券贬值等一轮轮折腾的上海就又换主人了。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的上海市政府在工部局大楼前举行了升旗仪式，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