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开国领袖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名字是最响亮的。两个出身不同、早年经历不同的人确立了同一个革命理想，人生的道路便渐趋重合。
回顾周恩来和毛主席并肩作战的四十余年，我们不难发现，周恩来始终有意识地拱卫毛主席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和领导地位，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才略是十分推崇的。
不过周恩来对毛主席的信任和支持也有一个发展历程，1935年的“周博长谈”中，周恩来揭示了自己信服毛主席、全党和全军都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原因，并因此一举解开了困扰博古的心结，使得红军内部团结一致，拯救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世界反压迫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带去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的有志之士自觉被先进的理念所吸引，马克思开始在中国的文人团体中广泛传播。
异地同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虽然两人不在同一片领土上，却在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领导下遥相呼应，进行共产主义的前期宣传和拓展。
1924年，孙中山有感于中国革命的多次失败，到苏联学习先进经验，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内外的中共党员通过国民政府的平台聚集在一起，共同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
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初次见面也源于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任职，彼时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始终对孙中山容纳中共怀有异议，屡次在会议、工作、权力和地位方面为难共产党员，孙中山逝世后，他们的作为更加无遮无拦。
黄埔军校内的孙文学会和青年联合会斗争不断，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随之升级，最终导致了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也第一次将国民党独裁的野心摆在台面上。
年轻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迫害促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他们在李富春家中相遇，闻名而不相识的两个人分别给对方留下了青年才俊的印象，却没有产生更多的合作往来。
周恩来和叶挺、贺龙等人领导南昌起义时，毛泽东已经深入农村考察农民运动，二人之后的发展始终不在一处，却同时成为了党内赫赫有名的领导人物。相对来说，周恩来在革命前期一直比毛泽东的职位更高、更接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团体。
毛主席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后，毛泽东开始扩大战果，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却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红四军的七大会议上落选中共前委书记，此后毛泽东一直在党的领导边缘徘徊。
此事传到上海的周恩来耳中后，他和陈毅、李立三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对毛泽东失去红四军军事指挥权的事情进行讨论，认为红四军只有坚定朱、毛的领导，才能维持团结和胜利。
于是周恩来和陈毅给红四军写了一封信，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坚持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前敌委员会工作，就是大名鼎鼎的“九月来信”，也是毛泽东在之后的古田会议上重新领导红四军的主要原因。
九月来信
1931年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建立，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却碍于当时的特殊原因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真正能力。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但周恩来直到12月才从上海脱身，此前的职位分别由毛主席和项英代理，期间毛主席领导中央苏区的红军进行了第一、二和三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
红军反围剿战争
1932年1月，红军内部根据苏联“攻占中心城市”的经验准备派红军攻打南昌赣州等城市，毛主席对军事决策人周恩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红军目前的力量不足以攻打中心城市，应该去攻打敌人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
周恩来同意毛主席的看法，向中央发电汇报，却遭到王明等人的反对。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真知灼见，红军连续攻打赣州33天，最终伤亡3千多人。周恩来派项英去山上请毛主席回来，毛主席一听到周恩来的口信就冒着大雨匆匆下山。
毛主席和周恩来
之后毛主席主动提出率东路军前往漳州，发展闽西根据地，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和支持，成为毛主席领导三次反“围剿”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歼灭4个团的敌人，为红军补充了大量物资。
当时毛主席和朱德长期在红一方面军主持工作，而周恩来则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但周恩来是一个十分愿意放大别人优点的人，他看到了毛主席的军事才能，从不把毛主席当成自己的下级，在军事指挥上一向认真听取毛主席的意见。
可惜红军指挥系统内部又对毛主席没有按照“攻打中心城市”的路线产生了不满，半年后宁都会议上，红军内部再次提议取消毛主席在军队的指挥权，让他担任后方工作。周恩来据理力争，坚持让毛主席继续主持战争。
半个月后，毛主席还是按照中央的意见回到政府工作，将红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交给了周恩来。1933年春天，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指挥了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在红军获胜的欢呼声中，周恩来想的却是如何能够让毛主席的军事才能得到更多的发挥。
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
毛主席回到军中不久，王明趁机将周恩来和朱德从军队中撤离，并让周恩来在新成立的三人团中负责执行命令，实际决策权力由李德掌握。而博古、李德多次对毛主席、周恩来建议的质疑，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也因此被迫进行长征之路。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之前，毛主席给中央写信申请留在瑞金，收到信的博古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去找周恩来商议。周恩来冒着大雨跑到毛主席的住处，和他畅谈了一两个小时，最终让毛主席跟着红军一起转移，也奠定了遵义会议及以后毛主席指挥全军的基础。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
长征初期，红军仍然由李德和博古按照苏联经验指挥，导致红军两个月的时间损失五六万人，朱老总痛心不已。周恩来和朱德力排众议，将毛主席邀请回来参加军事决策会议，也是毛主席从1932年的宁都会议后第一次参加军事会议。
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上，毛主席和博古根据红军接下来的行军方向产生了争议，周恩来依然选择遵照毛主席的意见，率军渡过乌江向贵州进发，准备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李德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迅速甩开了身后的敌人，而贵州军阀王家烈尚且没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红军难得的有了足够的休息时间，中央便在遵义进行修整，顺便召开政治局会议。
与博古寻找客观原因不同，周恩来狠狠进行了自我批评，令与会众人都心有戚戚。他又顺便对李德和博古存在的问题进行指正，提议由毛主席来领导红军，这个决定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与王稼祥对博古的严肃态度不同，周恩来对年仅24岁的博古有着很大的耐心。博古是个很好的理论践行者，但他对苏联经验的盲目信从，无法让他很好地结合中国实际。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和红军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决定，但对博古来说却是一场令人郁闷的会议。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一职后，博古便时常把自己闷在房间里，平时也不怎么说话。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从赤水河赶到了云南“鸡鸣三省”，周恩来和博古进行了一次深入透彻的交谈，阐明了自己为何长期支持毛主席领导军队的原因。周恩来认为：
南昌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证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源在农村，因此我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领导。虽然他和博古都做过一些工作，但他认为他们不适合做统帅，而应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毛主席则更加擅长农民运动，也很熟悉中国革命。周恩来说自己是到苏区后才知道毛主席打仗很有一手，却在宁都会议后使中央失去了帅才。他又举了红军战斗的例子，让博古明白，毛主席参与指挥的战斗都获得了胜利，而失败就发生在毛主席离开之后。
博古
周恩来的一席话彻底解开了博古思想上的疙瘩，也对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心服口服。后来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圈，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证明了毛主席的帅才，也证明了互相信任、和谐齐心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性。
周恩来一直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到具体执行者的位子上，让毛主席去做一个全局的决策人和指挥官。就像辛亥革命的孙、黄，为中共建立做出巨大理论贡献的“南陈北李”，周恩来和毛主席的组合也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毛主席、周总理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在他的书《领导者》中说：毛主席是拿主意的人，周恩来负责执行。但毛主席不仅仅负责拿主意，他在农村和基层多年的锻炼达成了他高屋建瓴的认知，能够从中国的全局和最基础的层面考虑问题，恰巧是因为毛主席对其中的细节把握地很精准。
而周恩来的战略思想毋庸置疑，他在中共前期的领导地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29年的“九月来信”也充分体现出周恩来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前瞻性。
在周恩来心中，自己对军事战斗的决策和思考能够达到95分，而毛主席才是取得满分的人。
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决策领导人，毛主席的有些想法是很深邃广博的，周恩来能够根据自己的博学和对毛主席的了解理清楚毛主席的具体意思，因而也能将事情分布得更加有条理。
毛主席、周总理
周总理有多年教育形成的“顾全大局”之风，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果断，而毛主席在这方面的魄力显然更胜一筹，因此毛周的配合才造就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了新中国迅速在世界站稳脚跟的态势。
中国历史上因出现毛泽东、周恩来二位而大放异彩，他们为新中国、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永世都不能磨灭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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