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熙在论述黄庭坚的“学古与创新”时，提及了黄诗在法度和辞藻方面对古典的采用，但他更强调黄的创造性,这也符合黄庭坚诗歌的特征。
黄庭坚的饮食诗多创作于酬唱赠答时，但也不乏专写之作，然都有学古之迹，除广收老杜诗法外，他的几首专写饮食的颂赞诗还兼取古诗笔法。
“融典以寄托”的饮食别味
黄诗在辞藻的学古方面，尤其体现在用典化典上，即取“陈言入翰墨”。这里说的便是对前人文辞的学习，但同时还蕴含着对创造力的强调，“陶冶”即重新熔铸、为我所用之意，这才有了自成一家的黄诗。
山谷饮食诗看似描摹日常俗物，但也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情感，能够“融典以寄托”。“典故”与“兴寄”看似毫无关系，但用典的过程也正是诗人表白心迹的过程。
钱志熙认为：“用典艺术，从广义上说，也应该是归入兴寄范畴的一种艺术表现方法。”用典诗借古喻今，当属寄托，而黄诗的用典正具有这一特性。
这种诗法也大量运用在饮食诗中，除《赣上食莲有感》和《次韵子瞻春菜》外，还有许多化“典”成“金”的饮食之作。
黄庭坚的饮食诗多以典故来有意营造诗“趣”，这也是他生活态度的体现，如《从斌老乞苦笋》《代二螯解嘲》，便是其中典范。这两首诗均为七绝，篇幅较短，然韵味无穷。
《从斌老乞苦笋》包含着两个典故。起首两句“南园苦笋喂胜肉，箨龙称冤莫采绿”，以卢仝《寄男诗》中的“箨龙正称冤，莫杀入汝口。
丁宁嘱讬汝，汝活箨龙不”为典；尾两句“烦君便致苍玉束，明日风雨皆成竹”，以《礼记·玉藻》中的“大夫佩水苍玉”以及乐天《食笋诗》中的“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为典，这里化用典故饶有趣味，表明了诗人对笋的喜爱。据任渊注黄诗目录知，此诗作于戎州时期。
《代二螯解嘲》涉及三个典故：“仙儒昔日卷龟壳，蛤蜊自可洗愁颜”，以《淮南子》“中州之人，不宜远至此”解嘲，又《汉书》司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泽之间，形容甚臞”，内含处境的艰难。
“不比二螯风味好，那堪把酒对西山”，借用退之诗“我来无一事，把酒对南山”（南山指“西山”，即武昌），表达自己的洒脱之感。此诗作于黄庭坚离戎州至荆渚之时。
诗人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几遭贬谪，“蛤蜊”“洗愁颜”是假，“把酒对南山”更显落寞，只好“代二螯解嘲”，表达内心的失落。不了解诗人身世背景的情况下读这两首诗，体会到的是幽默和豁达，然深入了解，则见端倪。
可见黄庭坚的部分饮食诗之趣（包括酬唱时所作），乃是诗人内心郁闷无法排解、故作幽默之态而产生的。黄庭坚虽然不似苏轼等人那般热心政治，但作为士大夫，对忠君爱国仍然怀有情结，这也是他屡次称赞杜甫不忘其君的原因之一。
因此，黄之饮食诗的轻松趣味，多是有意为之，用雅谑的方法劝慰友人、弥合心伤，这背后隐藏着他独特的人生观。
黄庭坚还有几首专写饮食的颂赞诗，如《绿菜赞》《又答寄糖霜颂》，还有专门赞颂酒的《清醇酒颂》《醇碧颂》《玉醴颂》《荔枝绿颂》等。这些诗歌或三言、或四言、或杂言，都以典奥的文辞写出，读来倍感清新雅致，其中也涉及大量的典故，将物性与人格勾连到一起，通过赞颂饮食来表达自己的志向。
饮食之物为“俗物”，配合以古典之雅，成就了黄诗化俗为雅的诗风。他将雅俗、新故更多地理解为精神性超越，由此才能生发出妙趣横生、理味充足的饮食别味。
他强调诗人人格内在的正气，具体方法就是用治心养性来达到对伦理道德的自觉，“不是斤斤计较诗的内容是否直接起到伦理（广义的伦理，包括政治意识等多种社会因素在内）的作用，而是强调诗人的伦理本质即思想道德上的修养。”
所谓“道德无多只本心”，因此，在对待雅俗问题上，能抛却成见：“以圣学则莫学而非道，以俗学则莫学而非物。”
道存在于万物，用本心去感触它，而不是偏狭地以“圣”“俗”相对立，要多关注自己未知的领域，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是也。
饮食之物虽是目光所及、触手可得的“俗物”，但只要诗人内心持“正”，就能够“化俗为雅”，这也为宋代诸多文人所认可。
此外，宋代上层士人格外讲究饮食中的礼仪和规范，这与他们的生活美学观念是一致的。黄庭坚在描述饮食制作过程时，往往配以大量典故，使得饮食之物在自身基础上有了书卷气、艺术味。
而典故所涉又不是单一的饮食之物，诗人为突显饮食之妙，往往由一到多，使人在品读时能够引发丰富的联想，如著名的《食笋十韵》便充分运用了这种手法。
黄庭坚饮食诗中的典故写出了食物之本味，又延伸出了“别味”，既抒写了自身情趣，又实现了“寄托”，可谓满诗玲珑，意蕴深远。
“以学养情”的诗学思想
宋诗讲求的“推陈出新”是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之外，宋人还讲究对传统优秀诗风的学习，希望从中找到诗法以为己所用。
黄庭坚在《与王立之（之三）》中说：“若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文绣妙一世。
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耳。”想要创作楚辞体，必须熟读楚辞作品，以“巧女文绣”为例，表明创作其他体裁自然也需要“锦机”—工具和方法，才能绣成“锦”。而典故和用典就是工具和方法。
频繁用典但其意义却不流于表面、化于无形是黄庭坚诗歌的一大特色，饮食诗基本也遵从这一用典规律。黄庭坚之所以将用典作为“寄托”的一种方法，根本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都将“学”作为培养道德根基的途径。
宋代饮食诗与其它题材的诗歌一道，都是作为诗人内在修养的外射存在的，这与宋代整个文人圈层的道德意识相关。
诗言情是古今共识，黄庭坚也主张诗歌表达性情，但他的性情理论不同于一般的自我表现，而具有特定的伦理内涵。黄在《与徐师川书》中说：
“甥人物之英。然须治经，自探其本，一一规摹古人，至于口无择言，身无则行，乃可师心自行。君子之言行，不但为贤于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独行者皆立于下风也。”
即是说，一个人心存道义，从内心根本着手，学习古人，身心没有别的选择，一心一意跟随内心，不只为了超越流俗，更重要的在于以己心超越古人。
关于“特立独行者”实源于韩愈的《伯夷颂》，其中有言“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这里说的就是向内寻求本心的意思。
黄庭坚之所以能成为影响有宋诗歌的一代宗师，不仅在于他广博的学问，更在于他懂得“以学养情”，使得他的诗歌情绪始终不张扬、不逼仄，即便是中期诗艺竞技之“奇”，也始终能以“理”节“情”，饮食类题材的诗自然也不例外。
他的《世弼惠诗求舜泉辄欲以长安酥共泛一杯次韵戏答》，作于北京，虽为“戏答”，然其典故颇具“正”味。诗云：“寒齑薄饭留佳客，蠹简残编作近邻。避地梁鸿真好学，著书扬子未全贫。玉酥炼得三危露，石火烧成一片春。
沙鼎探汤供卯饮，不忧问字绝无人。”涉及杜诗、梁鸿、杨雄《逐贫赋》、白居易诗，其中有安贫乐道、休养生息、恬淡生活之意，这些正是颜回式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乐道精神”，而黄庭坚在此诗中运用这些典故所传达的正是如此精神。
当然，黄庭坚的学术培养之材并非只有儒学思想，老庄、佛学之典也出现在他的饮食诗中。早年所作的《杂诗》七首是包含饮食之物的诗歌，其一“此身天地一蘧庐，世事消磨绿鬓疏。
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这里便有几处典故：蘧庐，语出《庄子》“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绿鬓”，古人以“青”或“绿”代黑，二字，典出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鹿”是指“蕉鹿梦”的故事。
“梦”“鱼”语出《庄子·大宗师》“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整首诗表述的意思无非是人生忙忙碌碌，没有几个人能够如愿，所有的一切都是梦幻。此诗作于熙宁四年叶县，此时黄庭坚刚开始他的从政生涯。
他在赴任之初写了《初至叶县》，其中所含情绪与《杂诗》颇为相同，“白鹤去寻王子晋，真龙得慕沈诸梁。千年往事如飞鸟，一日倾愁对夕阳。遗老能名唐都邑，断碑犹是晋文章。浮云不作苞桑计，只有荒山意续长”，充满愁思。
在此期间，结发妻子患病而死，公务繁忙，官场倾轧严重，他的心情沉闷，只能从老庄、玄学中寻求暂时的安慰。
结语
宋代饮食诗的书写既受诗歌传统和社会物质环境的影响，又是时人艺术生活的个性展现，是宋人“内省”人生哲学的外化。黄氏一生宦海沉浮，他的诗歌由“奇”入“稳”，固然与人生之路相映，但更多地体现了他的内在心性，与同期同僚们那般受外物影响不同，他始终能“不囿于物”，修养内心。
他的饮食诗正是这种心境的产物，它们给黄庭坚的生活和诗学思想增添了不少趣味与雅致。他将饮食作为消解内心、发掘诗意的来源，无论是友情还是仕途之感，都将其融化到了诗中，再借古意抒今情，使得饮食有了别样的味道，这也正是黄诗巧用典故带来的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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