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海晏河清、民殷国富、文化繁荣、风气开放，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大唐盛世更被历史学家视为历代盛世之最。
在唐朝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都城有三个，分别是开封、洛阳和长安，它们既是不同时期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且无一例外都位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
发生于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让中国的经济重心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迁移。
为了躲避战祸，大量人口被迫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推动了南方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从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基本上一直处于南方，直到今天都未曾改变。
- 唐朝经济重心南移的开端：安史之乱
唐朝之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满着分裂与动荡。从春秋战国到东汉三国，从五胡乱华到南北朝，山河破碎、日月无光，老百姓深受颠沛流离之苦。隋唐统一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局面，进入了一段难得的太平时光。
在唐朝建立后的一百多年里，除了对外扩张之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事。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提供了保障，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也进入到一段高速发展期。
不过，盛唐的人口大都集中在北方，重要省份也以北方居多，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重心还是围绕在黄河流域。
历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大唐的繁荣于公元755年底达到极点。此时唐玄宗还在华清宫内寻欢作乐，沉浸在杨贵妃的温柔乡里，根本没有觉察到危机的降临。
远在北方边镇的安禄山，一人兼领三州节度使，手握十几万雄兵，早已拥有了叛唐的实力和野心。
只因其善于溜须拍马，深得唐玄宗的信任，才能够一直拥兵自重，一日坐大一日。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攻城拔寨一路南下，眼看距离都城不足百里了，听到战报的唐玄宗竟仍旧不以为意，还认为是有人造的谣言。
《资治通鉴》记载，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直接控制的户籍总量锐减三分之二，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对外关系，都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
唐朝从此一落千丈、沦为平庸，进入长达二百年战火纷飞的藩镇割据局面，再没有中兴之日。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国北方的社会安定和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同一时期的南方却相对稳定，受战争影响较小，广袤的沃土良田并没有被鲜血浸染，所以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纷纷选择背井离乡，来到南方重新开始安定的生活。
随着大量移民举家南迁，南方的人口数量激增，大都散落在江北、江南和淮南等地，为这些地方带去了充足的劳动力，加速了南方的经济开发。
同时，北方人口还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果，大大推动了南方由衰转盛的崛起进程。
- 唐朝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社会动荡、自然条件、生产技术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国家财政主要靠农业支撑，其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手工业和商业，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唐朝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发达的农业生产，安史之乱后的经济重心南移也与农业密切相关。
（一）北方社会动荡经济下滑，大量人口迁入南方定居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而一个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主要是看当地的人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安史之乱发生前，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长江以北的河南河北一带，南北总人口比例大约为4：6。但是战争爆发后，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化作一片焦土，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死于乱兵的铁蹄之下。
《旧唐书》记载，安禄山叛军进京后，不仅大肆焚烧宫廷别院，对当地百姓也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稍微有点家产的人，都会选择拖家带口远离战地，来到江南生活。
北方人口锐减，大量百姓涌入南方，导致南北人口数量发生逆转，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人口变动给整个国家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农业发展的失衡。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得黄河流域周边的农业经济严重受阻，大片田地无人耕种、闲置荒芜。
随着千千万万北方人口向南迁徙，进入长江中下游平原定居生活，南方的农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二）南方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
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温暖宜人，四季如春，降水丰富，水系发达，适宜种植各种农作物，本身就是一片丰饶的沃土良田。
北方人口迁入南方后，在当地大力修复水利、开垦圩田，还通过引水造田的办法，降低土壤含碱量，不断提升土壤质量、扩大种植面积。
早在隋炀帝时期，大运河开凿工程就为南方城市交通和贸易的发展注入活力。唐玄宗在位时期，也曾多次对大运河进行修缮，扩展了大运河的运输范围。便利的水上交通，将中国北方和东南沿海串联起来，为唐朝后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南一带的农民非常重视土地利用率，在以往一年两次的农作轮作制基础上辅以间歇轮作，逐渐向一年三次过渡，使一年之内能够得到三次丰收。
蚕沙、牛粪和豆类是唐朝时最常用的肥料，养牛耕地在江南一带已经非常普遍。此外，许多荒废的泥塘也得到了修缮，大多用来养鱼，或者种植菱、苇、蒲等其它经济作物。
土地的高度开发与合理利用，使南方农业迅速崛起，不仅成为远方来客的第二家园，更是闻名天下的“鱼米之乡”。
（三）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南方自然条件优越，受节令气候波动的影响较小，有利于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而各式农业耕种工具的普及，也是南方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唐朝农民最常用的农具，耒耜在古代农业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耒耜是犁的前身，由一根木棍加上一把铲子构成，二者连接处有一段短横梁，翻土时可以用脚踩着横梁用力。
耒耜的大面积使用，使真正意义上的“耕种”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推动了农业发展。水稻种植技术的提高、种植周期的缩短、种植面积的增加，使得南方粮食产量激增，几乎翻了一番。
长江中下游平原丘陵众多，不仅适用于各种农作物种植，还可以培育多种经济作物，如水果、茶叶、桑树、鱼类、药物，以及麻织品等等。
著名的《茶经》《四时纂要》等典籍，都记录了这一时期江南一带的农业发展盛况。
三、唐朝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奠定此后一千余年中国的经济格局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的生产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财力和国力。
正所谓“天高皇帝远”，老百姓最关心的并不是谁做皇帝，而是每一天的衣食住行，以及每一年的土地收成。
纵观古代历史不难发现，但凡重视农业、与民休息的朝代，往往都是稳定繁荣、国运昌隆；而那些战乱频发、伤化虐民的时期，则大都民怨沸腾、难逃覆灭。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北方战乱频繁，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南方则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北方土地长期以来遭到过度开发，水土流失、环境恶化，不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
进入战乱年代，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出现了许多经济性繁荣的大都市。
叛军在杀伐掳掠的同时，从客观上打破了唐初建立的坊市制度，传统的商业活动遭到破坏，“以绢计价”的交易形式不再适用，推动了“柜坊”和“飞钱”的迅速普及。
“柜坊”就是银行的前身，而“飞钱”则相当于后来的“汇票”，二者的广泛应用为战后经济的恢复、货币经济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成为了不可逆转的天下大势，这一漫长的过程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历史，直到今天仍旧未曾改变。
这种现象在分裂或割据战乱的大动荡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并不以某一位君王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劳动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万千辛勤智慧劳动人民的共同选择。
参考：
1、《史记》
2、《旧唐书》
3、《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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