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的污点，日本不宣而战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外交传统，从此在战争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日本的对手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这也是两国历史上的首度正面交锋。1853年，美国舰队司令佩里率领船队叩开了日本的大门，日本被迫从此和西方的世界有了直接的联系。88年后，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双方正式兵戎相见，一决雌雄。这之间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大正时期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阶段，一方面它继承了明治时期的政策继续推动政治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走马灯似的更换政府，令军国主义思想有了生存的空间。国内的法西斯风向也随着昭和时期的开始而更加明显，最终开启了侵略战争的大门。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日本皇宫
病弱的天皇与走马灯似的政府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体弱多病的大正天皇继位。关于他的疾病，国际上的学者一直众说纷纭，但大家的共识是这种疾病严重影响大正天皇的精神状况，使他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之中。据资料记载：
“在登基之后，政府期望他学习明治天皇的威严，使他的奔放性格受到压抑，健康状况也受到了影响；虚弱的天皇不符合强大帝国的形象，大正天皇被迫引退，政府发表声明归咎于其幼时脑病引发脑力衰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地位原本应该得到突显，以寻求国家的强大发展。可是大正时期短短的十四年内就有十二人先后出任了首相或者代首相，最短的一届任期仅有三个月。而明治时期长达45年，却只有八个人走上了首相的宝座，政府政期相对长久。这样走马灯似地更换政府，使得政府的威信有了很大下降。因此在这一时期，民主化思想也开始在日本的生根发芽，政党政治在政治上层的色彩不断加深。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就是在这一时期上台组阁，后世也有人把大正时期称为“大正民主主义时代”。而国家核心决策部门也不断朝着文官政府的方向发展，首相和军方的关系渐行渐远。明治时期的八位首相之中，军人首相占据了半壁天下。而大正时期的首相中除了桂太郎、山本权兵卫、加藤友三郎、寺内正毅之外，大部分都是文官的背景出身。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化才有了生发的土壤。不过，这也是大正时期政府较为脆弱的原因。
重病缠身的大正天皇
虽然在政府层面较为脆弱，不过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却有了很大发展。这都要归功于日本特殊的历史定位和地理环境。日本是传统的海洋型国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悍然占据了我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实力大增。也因此它可以在二十世纪初的科技革命中利用自身国力不断发展经济和军事。一战爆发后，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一边，也派出军队进入了欧洲战场。但是，其根本目的却是要大发战争财。据《大东亚补给战》记载：
“根据日英同盟参加协约国方面，于1914年8月23日对德国宣战，由第8师(师长神尾元臣中将)占领南太平洋的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等德国领地，并向遥远的印度洋、地中海派遣了舰队。”
这场战争积累的财富也直接催化了国内财阀的力量，助长了国内势力对于战争残酷性的掩盖。战后，底层经济由于受到政策转型的影响，基本生活物资出现了短缺。其中大米的缺乏直接酿成了“米骚乱”，从而导致了日本寺内正毅政府的垮台。不过从经济指数上来看，工业与产能不断提升，只是由于基本都处于财阀和大商人的垄断之下，才表现得不甚明显。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昭和时期的动乱）》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因这种战争繁荣而致富的，不只是明治以来的政治商人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而且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大商人也迅速地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因此，战后的日本，出现了暴发户泛滥的时代。战时获得的财富虽有一半因后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与东京大地震而失掉，但大多数的大小新旧财阀仍能保持其繁荣并施展着新兴资本家旁若无人的骄横态度。”
战争财大部分落入了财阀手中
在社会思潮方面也由于政府相对宽松，民间的社会浪潮此起彼伏。这种浪潮之中有一部分是积极的民主思想传播者，但也有一部分是极端思想的散布者。著名的平民首相原敬就是在民间极端分子的刺杀行动中殒命。同时，更令人不安的是军国主义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于社会当中流行。最有代表的就是极端思想家北一辉的相关理论，据后来人评价：
“北一辉是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他崇尚暴力，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理论是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直接理论依据。”
也是在这种风气的引导下，日本的年轻军人逐渐接受了极端激进的主张。同时这也是日本二·二六兵变的最核心理论来源，这种风气借助大正时期宽松的社会风气加以传播，最终酿成了大祸。
北一辉
总的来说，大正时期是日本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天皇身染重病，思维混乱，政府也如同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经济才能在相对宽松的状态下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滋养。同时凭借着地理位置的优势，在一战时期拓宽自己的经济视野，继续贯彻明治时期富国强兵的状态。而且，对外的态度也由于文官政府的上台而变得相对缓和。明治时期穷兵黩武、咄咄逼人的态度有了改善，到了大正末期的加藤高明政府中，国家的内外态度已经变得比较温和。据资料记载：
“（加藤高明）主张支持中国关税自主，采取对英美协调，坚持对华不干涉，仅维持日本之合法利益。加藤本人毕生提倡宪政。在职期间实行男子普选，裁减大量军队，削弱军部势力，减少贵族院权利，采用温和的社会立法。”
可以说从国家的大角度上看来，日本在大正时期已经逐渐在向现代民主国家的方向迈进。在很多领域如果坚持下来，那么未来的世界走向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加藤高明
不过，日本的底层社会和上层国家也是在这一时期被人为撕裂。明治时期，在明治天皇的号召下全民合力捐款造舰的景象消失了。取之而来的是底层民众对于上层财阀和官僚的不满，对于官员贪污腐败和国家温和政策的愤恨。这就让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有机可乘，它引导了当时社会上的矛盾，成功地将斗争的焦点指向了贵族、官僚、财阀身上。并且利用了年轻军官的热血，以他们作为先锋部队去冲击原本的政治秩序，这才酿成了昭和时期的几场军事动乱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台。也正如重光葵所言：
“北一辉写的关于国家改造的著作，无疑地已成了天剑党的青年将校及军部革新计划者的教科书。他的客厅成了对这些人灌输革新思想的课堂，他对青年将校的控制，在后来发生的“二·二六”叛乱事变中表现得最明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才会于昭和时期急转直下，将大正时代积累的正向因素全部破坏，最终走上了武装侵略东亚的道路。
二·二六兵变
为何大正时代会有如此复杂的社会发展
首先，元老势力的背后操纵与民间力量的积极涌动。大正时代仅仅十四年，明治时期著名的九大元老依旧有人在世，并且于幕后操纵着日本的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山县有朋利用他的得意门生桂太郎直接操纵政局，桂太郎也利用了自己内大臣的身份成为了隐藏在大正天皇龙袖之下的权臣。而西园寺公望则更为明显，大正时期的首相基本都是他所一力举荐。因此，看似更迭严重，统治虚弱的文官政府实际上是得到了元老派的力量与威势，所以才能稳定国家。也正是由于元老派的支持，日本的民主化进程才会前进。据资料记载：
“西园寺公望政治实践中，立宪政治与‘世界的日本’成为西园寺公望一生追求的两大梦想。他身为元老会议的一员，掌握推荐后继首相的大权，成为政党政治的监护人；外交上始终坚持国际协调主义，强调‘世界的日本’。”
可以说日本的民主进程是在西园寺公望的推动下进行的，他本人也被称为“日本民主最后的守护者”。但是，大正时期的底层民众也在民主化的浪潮中获得了力量，这应该是元老派始料未及的。桂太郎被当时的底层民众直接推翻，原敬首相遇刺也是由于民间社会力量对于高层元老们的反抗。在原敬遇刺案的卷宗内，凶手就是因为对政界高层不满才采取暴力行动。足见当时的分裂情绪就是由于高层与基层的冲突所导致的。
西园寺公望
其次，随着大正时代的到来，日本政坛也进入了老年时代。大正时期的十二位首相全部都生于明治天皇即位之前，就任时都已经六十余岁。其中最年轻的是若槻礼次郎，就任时也已经年满六十岁了，而身居幕后的元老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更是年逾古稀。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的青年世代得到的资源份额远远低于这部分元老重臣和他们的子弟，这就造成了实质上的对立。同时，年轻也意味着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伊藤博文成为首相时才四十三岁，黑田清隆就任时也不过四十五岁。明治时期的诸位首相中，就任时最年长的是大隈重信，当时他也不足六十岁。上层的执政者由于上了年纪，体力和魄力自然不如中年时期。对于国家内部出现的矛盾和对立也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积极的管制。正如《日本侵华内幕（昭和时期的动乱）》所言：
“在这思想混乱的时期，日本不仅没有能出现一位善于领导思想的人物，来很好地顺应世界大势和文明的潮流，而且连尊重条理的合理主义也加以排斥。一般人只在迷混之中无自省无深虑地追求着新奇，而陷入由极端走到极端的状态。日本陷入这种政治上、社会上，以及思想上的混乱，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弊病以及被浮浅的宣传煽动而呐喊革新所致。”
这才是导致日本大正时期出现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上层逐渐日薄西山，垂垂老矣，但是下层的青壮派却迟迟无法获得权力，自然矛盾就会越发深重。
元老派日薄西山，垂垂老矣
日本大正时期的社会分裂对于后世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当时的高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越发深入。而大正天皇的继任者昭和天皇裕仁本身又是一个激进的军国主义狂热者。所以，这种分裂的状态丝毫没有动摇皇室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即使在昭和时代中有多名首相和重臣被刺杀，也没有改变裕仁天皇的思维模式。在其真正掌控政权后，利用基层和军内的力量来对付大正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官政府。原本就十分脆弱的政府在其不断地冲击下最终和政党政治一道被彻底瓦解。日本的民主火花也从此淹没于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狂潮之下。随着广田弘毅内阁的上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开始控制了国家权力。这也迎合了基层民粹势力的要求，在他们的眼中57岁的广田弘毅，46岁的近卫文麿要比日薄西山的元老派年富力强得多。据《大东亚补给战》记载：
“ 政界虽然发生如此巨大的动荡，但陆军自广田内阁以后，进一步干涉政治，军国主义化加快了步伐，迅速扩充军备。近卫内阁在组成后的一个月就陷入了日中战争。原首相广田出任近卫内阁的外交大臣，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战犯中，除6名陆军中将以上军官外，仅广田弘毅一人为文职官员，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由此可见，大正时期的民主遗存到了广田弘毅之后就彻底结束了，基层的民粹主义披上了军国主义的外套成功篡夺了国家的权力，日本也开始走上了黑暗的不归路。
广田弘毅内阁
综上所述，日本在大正时期由于天皇本身孱弱，政坛之上在元老派的推动下实现了民主化的进程。但是由于民主政治先天的脆弱性，政府更替频繁，基础不稳。但是经济上却由于一战时期的战争财富积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成果也基本上被大型的财阀垄断。因此大正时代晚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对立，民众受到了当时极端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抗当时的元老派势力。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蔓延，加上后来的昭和天皇裕仁暗中推波助澜，随即酿成了一系列的兵变和法西斯军部的上台。最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国家也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1945年，日本战败，曾经狂热的基层民众只能在断壁残垣之上饮下这杯自酿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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