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蒋介石一道命令下，滇军第一集团军孙渡部乘坐美军军舰，从越南浩浩荡荡前往东北。
可出乎预料的是，刚一落地，孙渡就接到了消息，自己这个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已经成为空壳，所属曾泽生的60军、卢浚泉的93军已经被分别拆开调往其他各处。归属于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
孙渡吃了一肚子哑巴亏，却毫无办法。
蒋介石对滇军的防范，大抵上就是如此。
其实不仅仅是孙渡吃了哑巴亏，曾泽生在东北的三年时间里，也饱受排挤，60军乘船从越南到东北，刚从葫芦岛下船，所属的三个师就分别被拆散，划归新一军、新六军、52军指挥，而曾泽生率领的60军军部，身边只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被杜聿明安排在新民一个小县城驻扎，因为无所事事，只能以烤火度日。
60军所属的三个师分别被配属给了国民党军嫡系的三个军后，也基本不受重视，整日里备受排挤压迫。
曾泽生据理力争，几次向杜聿明要求，却始终没有一个结果。
事实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曾泽生就已经萌生了起义的想法。
兵围长春
1948年1月，曾泽生率60军进驻吉林，并担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吉林守备军司令。
尽管曾泽生率领的60军在几次战斗中，成功守住了吉林，但无奈自生损失极为惨重，对于自身的处境，曾泽生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比喻。
一次，60军在开战役总结会的时候，曾泽生在主席台上挂了一幅古画，上面画的是一头怒气冲冲的老狮子，把小狮子正在一个一个的推下悬崖。
“这幅画画的是大狮子考验小狮子能力的情景。狮子就是用这样严厉而残酷的办法，训练小狮子的。”
曾泽生的话不言自明，所谓的老狮子，其实就是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嫡系，而小狮子就是60军。
“据说小狮子堕岩后如果不死，大狮子就承认是它的好儿子，把它领走。如果小狮子堕岩跌死了，大狮子就毫不怜惜地丢下尸体走了。”
尽管这时60军下辖依然是满编3个师，但曾泽生知道，60军的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所属的184师在海城起义后，杜聿明下令重建，却始终不允许归建，所属的182师、暂编21师也是伤亡惨重，难有补充。更为关键的是，杜聿明虽然下令将李嵩的暂编52师划归60军，但该部本身却是用来监视和掣肘60军的。
驻防吉林期间，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在杜聿明指示下，几次想要吞并60军，借故不予补给，曾泽生几次反应，却始终没有回应。
命运还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948年3月，曾泽生率60军弃守吉林，因为事先行动迅速，以至于许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路透社甚至吉林为“东方的敦刻尔克”。
至于是不是名副其实，只有曾泽生自己心里清楚。
曾泽生退守长春后，就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
这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1947年，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已经丧失了90%以上的土地，只能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真正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东北野战军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于1948年5月发起长春战役，以野战军第一前进指挥所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指挥两个纵队加7个独立师进攻长春，并夺取了西郊大房身机场。
虽然没有夺取长春，却也让在长春的国民党军惊慌失措。
据曾泽生后来回忆：
“（到）9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赖着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面黄肌瘦……”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摆在曾泽生面前的就只剩下了三条路。
第一条路，负隅顽抗，结果必然是全军覆没，没什么好说的；第二条路，向沈阳突围，结果也显而易见，就算能突出重围，结果也必然会被解放军聚歼于长春到沈阳的途中。
那这么来看，就只剩下第三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
1948年9月22日晚，曾泽生打电话给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21师师长陇耀，通知他们来司令部面谈。
陇耀、白肇学都是原来滇军出身的老将，也是曾泽生最信赖的人，尽管到了东北以后，60军所属各师都被拆得七零八落，团以上的干部也多有被撤换，但主心骨还在，滇军就还在。
曾泽生知道，就算自己提出起义的想法，他们或许会反对，但绝不至于出卖，况且三人早在内战爆发后，就时常聚在一起谈部队前途的问题
进门以后，三人寒暄了几句，就各自坐下抽起烟来。陇耀、白肇学兼军长不表态，自己也不好发表意见，大家就只能这么一直坐着沉默着。
陇耀为人性急，一见军长要与他们商量部队前途的问题，立即开口：
“还商量什么，军长决定是什么就是什么。”
曾泽生注意到，白肇学进门以后就一直一言不发，对于这位部下的意见，曾泽生十分看重，从这一情况来看，白肇学对起义一事是有看法的。
就部队起义事宜，白肇学虽然同意反蒋，但却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这一提议立马遭到陇耀反对：
“我还要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事件’的仇！”
白肇学回去后想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军长曾泽生亲自上门劝说，白肇学本来就愤恨蒋介石排挤，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参加过护法运动、讨伐袁世凯的将领，他深知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曾泽生劝说下，白肇学当即感动，同意起义。
起义前夕
事实上，东北军区早在决定兵围长春之前，就已经决定加大政治攻势。
1948年4月，东北军区决定以遣返战俘的方式，派原国民党军60军184师551团团长张秉昌和原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到60军中执行策反任务。
张秉昌、李峥先回到60军后，在中下级军官之中迅速形成了影响，以至于尚未起义前，在60军中下级军官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
“60军除了起义，否则别无生路。”
事实上，两人的活动，早被曾泽生看在眼里，也因为有曾泽生出面庇护，两人才得以安然无恙。
曾泽生与陇耀、白肇学确定起义以后，也在私下里秘密商议，如何能与解放军取得联系，思来想去，考虑到在职的军官都不能够出面，张秉昌、李峥先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1948年10月10日晚，陇耀专程将两人请到自己的师部密谈：
“你们这次重回60军的任务，军部已经完全知晓，这次请你们来，有个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曾军长、白师长和我已经决心率部起义，并正式派你们作为60军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洽谈起义事项。”
需要指出的是，曾泽生此次率部起义，并于解放军接触，事先并没有提任何条件，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部队在起义之后不要打乱编制。
为表郑重，陇耀将之前曾泽生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两人，以表示起义的诚意，而且陇耀也承诺：
“如果起义过程中失信，解放军可将此信公之于众。”
尽管就起义事项谈判得非常顺利，但当中也有很多考虑不周的地方，60军虽然答应无条件起义，但起义时较有战斗力的郑洞国兵团、李鸿的新七军怎么办？长春市区的整体安全谁来保证，这些都是在起义前就必须谈妥的事项。
而我军在针对60军提出起义时，也谈到可否由60军出面去控制新七军以及郑洞国的第七兵团，可这一要求却让曾泽生很是犹豫。
“郑司令官是一个老好好先生，新七军军长李鸿又是身患重病，怎能趁人之危。”
双方两次派代表联系，谈了一天一夜，也始终没有一个结果。
10月15日当天，东北军区派代表入城与曾泽生面谈，也就是在这一天，60军与城外的东北野战军架起了电话线，曾泽生直接与城外的唐天际取得了联系。
10月16日，曾泽生亲自出城与唐天际面谈，就双方关心的事项进行了细致的商谈，最终决定，起义以交接防务的方式进行。并约定交接时间就在16日夜。
就在双方紧锣密鼓的协商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曾泽生感到有些麻烦。
郑洞国提议：不行就上长白山打游击
在起义当天，曾泽生考虑到暂编52师李嵩部原来并非是滇军嫡系，在安排好暂编21师、182师起义事项后，又通知了李嵩来军部开会，准备以开会的名义，控制住李嵩以及其手下的三个团长。
李嵩率领所部三个团长到了60军军部后，随即被控制，60军军部副官处处长张维鹏一直到当夜11时，才去通知李嵩：
“暂编第52师随军起义，服从指挥，不得随意行动。如破坏起义，由李嵩等人负责。”
李嵩尽管顽固，但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表示赞同，在与军长曾泽生通过电话后，李嵩又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所部副师长欧阳午带各团副团长来开会，传达起义事项。
欧阳午与李嵩尽管在同一部队，但分属不同派系，平日里也少袍泽情谊，欧阳午是国民党军嫡系出身，早年随宋希濂围剿中央苏区，立下过战功，欧阳午自己也时常吹嘘：
“毛泽东的弟弟、红军师长毛泽覃是我那个营打死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是我那个师抓到的！”
平常自吹自擂倒也无妨，可在起义关键时刻，欧阳午很担心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被清算，思来想去，他拨通了郑洞国兵团部的电话。
1948年10月16日深夜，局势已经坏到无以复加，身为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面对纷乱的战局，早已经有心无力，他将自己的爱枪放在枕头下，准备随时“杀身成仁”。
就在这时，床头电话铃声响起，郑洞国接起电话后，只听对面欧阳午说了一句：
“喂，是司令官吗？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天晚上就行动。”
郑洞国一听，吃了一惊，正准备细问，电话那头却已经挂断了。
放下电话后，郑洞国心里更乱了，如果电话说得是实情的话，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对60军向来宽厚，曾泽生也不是薄情寡义之辈，局势应该不会坏到如此地步，想到这里，郑洞国立即吩咐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去查证这件事。
10月16日晚10时，曾泽生突然接到了郑洞国的电话。电话那头郑洞国以极其严厉的口吻，严令曾泽生赶到兵团司令部。
曾泽生放下电话后，心里忍不住一阵慌张，要知道此刻起义正在紧张地进行，万一消息泄露，情况可能会有变化，他赶紧打电话问陇耀、白肇学，是否也接到了电话，得到了否定的答复，曾泽生心下稍安。
既然起义已经箭在弦上，曾泽生也并不担心，他嘱咐陇耀、白肇学一句：
“如果我被逮捕，一定要按照原计划进行起义。”
“长春郑副司令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现匪各纵队均被我部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立即开始行动，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该副总司令及军长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军法制裁，希知照。中正手启。”
郑洞国也接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上内容与电文差不多，只是口气上略有缓和：
“我已到沈阳，将停留三日，已派出青年军207师接应，你必须果断的率领长春守军突围，否则我将不能等候。”
在场的几个将军看了蒋介石的手令，均面面相觑，曾泽生也不由得苦笑：
“总统下个命令倒是简单，真正突围谈何容易，共军兵强马壮，我军人困马乏，仗还没有打，就可能溃不成军了，还谈什么突围。”
郑洞国心里很清楚，长春被围困了小半年，吃的穿的都存在问题，甚至就连城中的百姓也都缺衣少食，如果不是解放军心疼被围城的百姓，开一个口子往里送粮食，长春就连这点最后的口粮也没有，部队士气低迷，突围绝无可能。
本来开会是想商量一下突围的事，没想到参会的各位将军士气都很低迷，话说到最后，就连郑洞国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憋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话：
“实在突围不成功，就上长白山打游击去。”
曾泽生一时有些愕然，也没想到郑洞国最后回说出这番话来。
“桂公（郑洞国字桂庭）真想在共产党的地盘上打游击，共产党就是靠游击起家的，那可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我们能有什么作为？”
一句话，说得郑洞国哑口无言。
不管如何，郑洞国已经是抱定决心突围。
曾泽生安然无恙地返回军指挥部，安排好起义，等到10月17日凌晨，新七军爬起来一看，对面60军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就在郑洞国接到消息的时候，曾泽生已经打来了电话：
“六十军已经起义，这是全军官兵的一致要求，部队除此一条出路外，别无选择，所以请司令官谅解，请问司令官是否也能同我们一块采取同样行动呢？”
郑洞国没有回答，也顾不上电话那头解放军代表对他说话。也就在这时，郑洞国接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新七军也停止行动了。”
这下，郑洞国真正地成为孤家寡人了。
眼见大势已去，郑洞国回到卧室，找枕头底下的手枪，却发现枪早已被人拿了去，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他身边的副参谋长，作战处长早就私下里与解放军接触，就算是他想要突围，此刻也毫无办法，还是郑洞国的部下与解放军商量，为了表示司令“顽强抵抗”，司令部所属的特务团朝天放了一阵空枪。
曾泽生的60军宣布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后来还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打出了赫赫威风，不过这些就全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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