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随着最后一场放映结束，第14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也正式落幕。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密集地看了近15部影片。这些影片来自世界各地，每一部影片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群体的真实样貌。它们非常不同，但感觉又彼此共振。
我最喜欢的是每天晚上的“离线时间”。主办方在华山光点电影馆附近的黑胶咖啡馆营造出了一个线下交流的空间。每晚21:30，看完一天电影、饥肠辘辘的观众们会聚集在一起，一边享用免费的食物，一边交流当天观看的影片。
坐在不大的咖啡馆里，我听到英语、粤语、普通话等各种语言随着音乐声融合在一起，而我跟朋友们的交流也常常从一部影片迅速联系到另一部影片，从一个国家马上跳到另一个国家。前一秒，我们还在聊韩国，下一秒，话题可能就转向了缅甸、伊朗、乌克兰或阿根廷，然后回到各自的创作上。
纪录片这一媒介，好像在彼此陌生的世界之间搭起了桥梁，我们在影像中看见对方，也看见自己。
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从何而来？我想，除了相似的历史脉络、共享的时代困境，或是普世的情感与哲思之外，纪录片个人化的叙事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感觉，在如今这个动荡的后疫情时代，个体叙事变得尤为重要，真实的记录也显得更有力量。
TIDF观影笔记｜在真实影像里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
作者：王丹妮
编辑：张劳动
纪录片到底能带来什么？
在我这次观看的影片中，很多故事都是从导演真实的生命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它们的画面或许不够精美，但叙事都非常地真诚动人。比如，《南韩民主家政课》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影片之一，它也获得了亚洲视野竞赛单元的评审团奖。
《南韩民主家政课》剧照
导演南雅琅的家庭可以说是韩国政治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个人即政治的完美阐释。她的父母是见证南韩民主化的386世代，爱国且充满理想。民主化后，父亲于政府从事公职，母亲投入妇女运动，而导演和双胞胎妹妹出生于前总统卢泰愚首次出庭审判之日，这一天也是之后每五年一次的韩国总统大选日。导演通过大量家庭影像和个人讲述，将自己的成长史、家庭内部的交流和韩国近代民主化进程有机地编织在一起。作为外国观众，尽管对韩国历史政治不太熟悉，但当我们跟着导演的镜头走进家庭内部，跟着家人们一起大笑或流泪的时候，我们也就离共情和理解更近了一步。
有朋友觉得导演在挖掘父母的故事时还不够深入，有些表达略显稚嫩，但我觉得，这种稚嫩正是导演当下的真实的写照，也让影片因真诚而打动人心。导演在映后谈中也提到，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也是她自己在迷茫中寻找自己的过程。接下来，她还会继续记录自己的家庭，相信也会有更多深刻与动人的作品产生。
《南韩民主家政课》剧照
此次，来自草场地计划的两部影片《自画像：47公里2020》和《复活》也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故事在回应历史与时代中的作用。
《自画像：47公里2020》创作于草场地计划于2010年开始的“民间记忆计划”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导演章梦奇带着摄影机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北随州的钓鱼台村（又称“47公里”），展开了“自画像系列”的创作，《自画像：47公里2020》是这一系列的第十部作品。
《自画像：47公里2020》剧照
影片从2020年的疫情展开。一群小朋友在章梦奇建造的蓝房子前逐一讲述她们严重的病毒是什么。有人说，病毒是看不见的，像风一样；有人说病毒会隐身、会跳舞。跟随着这些天真的孩子，章梦奇的镜头长久地、深入地进入到乡村体系之中，疫情似乎呈现出了另一种时间性。在乡村里，疫情引起的恐慌和混乱似乎很快就褪去，村民们迅速地回归土地。导演将村民们日常生活与劳作的素材以二十四节气的时间线编排在一起，大量的长镜头带领着观众们跟山林土地一起呼吸。
在映后谈中，章梦奇导演谈到，疫情也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她感觉整个乡村的系统接住了她，给她带来了很多平静的力量。由此，她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纪录片到底能够带来什么？
另一部作品《复活》也是导演胡三寿长期扎根家乡而孕育出的作品。2022年，一座象征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即将在导演的家乡横穿而过，村民们被要求迁移坟墓。导演以冷静、克制的镜头，记录下三十多座坟墓被挖开的过程。由于导演在乡村里生活和拍摄已经超过十年，村民们早已习惯了镜头的存在，甚至还会主动邀请导演近距离拍摄挖开坟墓的过程。
《复活》剧照
在映后谈中，导演分享到，一开始他只是记录坟墓迁移的过程，并不了解每一位逝者的信息。于是他开始采访村民们关于逝者的记忆，同时以水墨画的形式慢慢描绘出逝者的样貌，也打捞起久远的历史记忆。导演说，采访和描绘的过程，是三十多位逝者复活的过程，他们的面貌在村民的回忆中逐渐清晰。三十多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整个村庄的历史，当导演逐一拼凑起这些历史记忆时，他亦能感觉到过去与现在的关联，历史的暴戾，似乎在新的时代里再次复活。当他面向过去的时候，也在对未来发问：我们将何去何从？
纪录片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我想除了记录和发问之外，有时候纪录片甚至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私影像作品，往往都能带来震撼人心的力量。
《蜻蜓飞过的岁月》是韩国导演洪多艺的首部纪录长片，从她2014年读高中时开始拍摄，2022年成为了大学毕业作品。在历经大学联考、放榜、入学与重考、进入社会的过程中，导演和身边的朋友们都面对着很多痛苦和黑暗的时刻，甚至时常产生轻生的想法和行为。观影的过程中，我和朋友们时常感叹，幸好导演找到了纪录片这个媒介，摄影机似乎成为了导演和朋友们的树洞，拍摄的过程或许曾经有轻轻地托举起她们的生命。
《蜻蜓飞过的岁月》剧照
在另一部来自匈牙利的纪录片《小鬼当街》中，导演巴林特·瑞斐斯和大维·米库兰花了十年时间，记录并陪伴着一个街头男孩的成长。影片主人公成长于一个底层的家庭，父母们疲于谋生，没有精力陪伴和教育孩子，于是他们常常在街头游荡，独自面对着成人世界的危险。
《小鬼当街》剧照
在导演的镜头中，观众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摄影机给予孩子们的安慰，他们常常直视着镜头问，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拍？母亲也常常在镜头前，将孩子们放心地交给导演，带他们出去玩耍和拍摄。
影片中大量的手持直接镜头，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导演和被拍摄的孩子们之间的紧密联结。在漫长的十年里，他们彼此陪伴的意义远远大于制作纪录片本身。看着混迹街头的男孩从八岁成长到十八岁，在成人世界里挣扎，最后因犯罪入狱，我们不禁感叹，是什么将他引向了这样的命运？
《小鬼当街》剧照
名为缅甸的真实
本次影展的焦点单元是“时代的隐喻：名为缅甸的真实”。此前，我看过2022年的《缅甸日记》，这部作品是一群纪录片导演对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的直接、当下的回应。如今两年过去，缅甸内战持续，创作者们也在以更多元的形式继续讲述缅甸故事。
本次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一共展映了26部来自缅甸的作品，其中既有青年抗争者的影像日记，也有前线军民的真实记录，既有直接的纪实作品，也有间接的实验影像。这些电影语言时而直接，时而抽象，而作为观众，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作品之中蕴藏的多层次隐喻。
《缅甸日记》剧照
对华语观众来说最熟悉的缅甸纪录片是赵德胤导演的《诊所》。当缅甸政局变化，整个国家沦为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时，成长于台湾的导演赵德胤重返故乡缅甸，以仰光的一个小诊所为切入口，记录下身兼医生和艺术家身份的夫妻治疗病人的日常。他们既用药物让病人镇定，亦用艺术让患者抒发臆想。
《诊所》剧照
片中的主人公翁明，其实也是一位独立影像创作者，他在2010年完成的首部纪录短片作品《我的诊所》也入选了本次影展。导演翁明说，“这部电影完成于第二次政变的十年后，几乎所有抵抗势力都被粉碎，人民也被击溃。在贫困丶疾病，以及无所不在的黑暗下，群众几乎失去了所有希望。现在，随着另一场发生于2021年的军事政变，糟糕的局势卷土重来，人民彷佛重新经历那段艰苦的岁月。即使过了14年，我希望这部片能让观众理解缅甸的局势。”
《我的诊所》剧照
另外，由导演翁明成立的影像创作团体Ten Men也持续地制作了很多回应现实的作品，比如入选此次影展的作品《十年缅甸》就有该团体的参与。“十年系列”从2015年在香港开始，后来在日本、台湾、泰国等地一路展开。该片制作人之一杜笃娴（Thu Thu Shien）在映后谈中提到，他们在看过《十年泰国》之后萌生了创作的年头，于是召集了多位不同代际、不同背景的缅甸纪录片导演，创作了这部《十年缅甸》。影片以近未来科幻类型、社会写实家庭剧、后设的电影拍摄等多样题材与风格，想像与回应自2021年政变后分裂的缅甸。
我个人觉得其中的五部短片质量层次不齐，但将这些多元的视角和语言放置在一起，就能看到缅甸创作者的活力以及背后强大的社群力量。
《十年缅甸》剧照
《十年缅甸》项目的制片人杜笃娴（Thu Thu Shien）和泰狄（Thaiddhi）在2011年创立了缅甸的第一个影展-瓦旦电影节。在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举办本土独立电影放映、与海外电影学院合办工作坊，建立起了一个紧密的创作者社群，也培育和帮助了很多独立影像创作者。
入选本次影展的《十年缅甸》《气旋纳吉斯：当时间停止呼吸》《吟唱灵魂之歌》等影片的创作者们都是这一社群的一部分。这些创作者们互相协作，即使面临诸多限制，他们也以一种近乎“集体”的方式，支撑起了缅甸独立电影的丰富样貌。
在《十年缅甸》的映后谈中，有观众问三位创作者认为十年后的缅甸会如何？导演拉明乌说，他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虽然目前的情况很糟糕，但他仍然愿意相信会有所改变，所以他给自己的影片也编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尾。制片人杜笃娴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笑了一会儿，她坦然承认，缅甸的现状很差，如果需要改变，十年远远不够。另一位制片人泰狄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连下个月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怎么能预测十年之后的缅甸会如何呢？”
《气旋纳吉斯：当时间停止呼吸》剧照
把故事讲下去
缅甸创作者们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同样存在于世界其他的角落。看完缅甸纪录片后，我和朋友们常常会联想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比如乌克兰、伊朗、哥伦比亚等等。
此次影展还有一个单元名为“忧郁与希望的十年”，精选了六部设置于十年俄乌冲突期间的作品，以2013年底的“广场革命”开始，不仅反映、反思战场上的冲突，也记录了重返平静、实现正义、追求梦想以及保存文化等不同面向的真实困境。
在当今社会，世界各个角落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发生新闻，像缅甸军事政变、俄乌战争或巴以冲突等事件或许在一开始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流失，人们的注意力也会迅速流失。而更多深深植根于历史、长达几个世纪的问题，则更难得到长久的关注。
《无迹可寻》剧照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纪录片创作者们面临着几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把故事讲下去？如何找到新的语言让故事被更多人听到？在这次影展中，我似乎看到创作者们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很多年轻创作者选择以个人故事来讲述大的历史。有观众质疑，一些太个人化的叙事是否会让观众难以带入，但一位导演回应说，第一步是把故事讲下去，“能说出来已经很重要了”。其次，她也相信个人叙事的公共性，影像之外的想象空间或许能够让观众更多地与自己的经历产生联结，从而实现共情。
此外，很多创作者还选择以实验影像、伪纪录片或“虚实结合”的叙事结构来间接地抵达真实。比如，哥伦比亚导演泰欧·蒙托亚的作品《天使坠落之城》就从一部B级鬼片的选角现场开始。起初，他希望拍摄一部剧情片来影射这座宛如同志坟场的绝望城市，并呈现他和酷儿朋友们的绝望境遇。但在筹备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就像多元的性别或性向一样，他的创作也应该是多元的、跨越边界的。最终，导演将纪实拍摄、剧情片片段、实验影像和个人独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有了这部《天使坠落之城》。我觉得，相比于此前的同议题作品，《天使坠落之城》以一种新的语言，创意性的表达，重新唤回了观众的注意力。
《天使坠落之城》剧照
另一部让我非常震撼的影片是伊朗导演梅赫兰·塔马顿的《我最可憎的敌人》。作为一个海外的观众，我通过一些伊朗的电影和书籍对这个遥远的过度建立了一些基本的印象。这一次，导演通过这部具有实验性质的纪录片，将伊朗的现实更直接、强烈地展现在我面前。
《我最可憎的敌人》剧照
导演梅赫兰·塔马顿因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他找来几名有着类似背景丶流亡至法国的伊朗人来进行一场实验：让这些流亡者重新搬演伊朗政权的审讯人员，拷问身为政治犯的导演。一方面，他想透过这个行动来重新理解被审讯的经验，同时也希冀藉此完成一部「能与当局开启对话」的影片。
一开始，两位伊朗政治难民小心翼翼地扮演审讯人员时，影片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当伊朗女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登场时，影片开始对观众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在阿布拉希米扮演审讯人员的过程中，扮演与真实的边界变得模糊，人性的幽暗也逐步显露。
当导演无法承受残酷的审讯，想要停止这场实验的时候，阿布拉希米仍然步步紧逼，抛出一连串的拷问。她质疑政权的暴力，也质疑摄影机的暴力。请政治难民重演这样的事情是否有存在伦理问题？导演如何保护参与拍摄的难民？拍摄这样的纪录片到底有什么用？
《我最可憎的敌人》剧照
影片结尾时，阿布拉希米从审讯人员的角色中跳出来，她选择帮助导演完成了这部作品，但我对纪录片伦理的质疑仍然悬在那里。最后，导演在影片中承认，他不确定创作能带来什么改变，但好在有了这部电影。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无力的结尾。“好在有了这部电影”这样的表述无法回应影片中提出来的对电影伦理的质疑，这句话甚至是傲慢和冷漠的。但和朋友们讨论的过程中，我又意识到，如果没有这部电影，我们现在的一切讨论都将不复存在。
导演提出复杂而尖锐的问题，但并未给出答案，或许也很难有答案。但通过影片，导演将残酷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推着我们去直面问题、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小小的讨论空间就被撑开了。我想，这就是纪录片的重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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