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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有三个特点，生人要熟、熟人要亲、亲人要生。而这三种人际关系间的分寸，往往不被人们重视。”
——马未都
鲁迅和林语堂两人相差十四岁，又同在北大和厦大任教，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两人有着近十年的挚友关系，最终导致两人关系出现裂痕，以至于恶言相向，其实是源于一件小事。
鲁迅与林语堂这两位文坛巨擘，昔日曾在沪上北四川路横滨桥旁比邻而居。一次两人在林家闲聊，鲁迅不慎把吸剩的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蚊帐门下，烧掉了蚊帐一角。林语堂心中十分不悦，将火扑灭后便厉声责怪鲁迅。
鲁迅觉得他小题大做，便还嘴道：“完全烧了便怎样？一共也不过五块钱罢了！”于是二人大吵之后绝交。
文化名人之间的其实交往也很有意思，和凡夫俗子一样，他们的故事或者一些糗事总让人忍俊不禁。
不过，鲁迅和林语堂的绝交，吸烟烧蚊帐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罢了，背后隐藏的还是思想不同、意见相左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鲁迅在文坛上始终以斗士的姿态屹立，其文字锐利如匕首投枪，向来是巨笔如椽。
每一篇文章都似一场烽火硝烟的战斗，爱憎分明，从不妥协，展现出鲜明的战斗精神。
而林语堂则以《论语》、《人世间》等杂志，开辟了一条以幽默为特色的文学道路，试图以轻松诙谐缓和社会的紧张。
对此，鲁迅持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幽默文学容易使人陷入安逸，缺失了唤醒民众的力量，并称林语堂的幽默文学为”麻醉文学“，甚至有几次故意当众给林语堂难堪。
他还曾经戏谑地建议林语堂转向翻译外国经典，以期带来更深的思想启迪。
林语堂则幽默回应，将此事留待晚年，以此婉转表达自己坚持文学风格的决心，两人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天生蛮性》，通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提及辜鸿铭与郑孝胥，一者为清朝末年的守旧学者，一者则担任过伪满洲国的总理，身份背景迥异却同样富有争议。
在这篇仅寥寥三句的短文中，鲁迅先生巧妙地将这三位人物并列，有意针对林语堂创办的刊物《人世间》强调的“独抒性灵”，其间的讽刺之意不言自明，无需赘述，尽显文豪笔下针砭时弊之犀利。
1936年，当林语堂踏上赴美之旅，未料仅仅月余，鲁迅便于十月中旬因肺结核而不幸离世，两位文学巨匠的世间交集自此遗憾终结。
鲁迅的逝世消息传至大洋彼岸，触动了林语堂的心弦，他提笔倾诉心声，公开表达了对鲁迅深藏的敬意。
林语堂阐明，尽管外界纷传二人不和，实则是个性差异使然，彼此间的些许隔阂纯属自然发展，并不影响他内心对鲁迅持久的尊崇。
他在《鲁迅之死》中这样写道：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他强调，思想观点的相异无碍于真挚友谊，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皆非个人意气用事的结果，而是君子之交的另一种呈现，反映出他们超脱于世俗争议的文人风骨与豁达。
他的女婿也曾将鲁迅作品《中国小说史》翻译成英文，林语堂为之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
林语堂回忆鲁迅时还曾经这样说过：
“鲁迅这个人，文章实在犀利，可谓尽怒骂讥弹之能事，愈骂得好，他愈高兴。我看见他嘲笑虐谑之时，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的情状。”
鲁迅因其鲜明的情感倾向与不妥协的立场，在其时代树立了不少对立面，也波及到了与林语堂、胡适、钱玄同等同辈文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尽管如此，鲁迅的杰出贡献与深刻思想普遍受到认可，这些思想交锋更多被视为纯正的学术辩论与理念碰撞，映证了那个时代文化界活跃且多元的思辨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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