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女儿出生没几个月，我又迎来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叶公超先生是我的大贵人，我那时和他交朋友，纯青陶苑工作室名字也是他帮我取的，他给我题了书法，还让我到他在阳明山的书房取字。当年叶公超先生有个职务是Taiwanese Government Office的委员，他提了个文化事业的建议：派艺术家去美国宣扬我们的台湾艺术文化，在他的赏识以及自己获得几项国际艺术大奖的加持下，我被作为文化使者到美国去参加巡展，进行文化艺术交流。而这次巡展，也开启了我旅居美国的缘起。
我记得我参加美国费城巡迴展的时候，美国人看见我是台湾来的艺术家，让他们很惊讶！他们认為我们台湾是落后的小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前卫的作品呢？那时我英文也不是很好，看见老太太、老先生在围观我的作品，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很欣赏，还给我拥抱。回想我在台湾，虽然已经举办过几次的展览，但都感觉不到那种温暖、那种温馨、那种认同感，很多时候都是要靠朋友来捧场。在美国认为艺术家是上天派下来的天使，而在台湾认为穷艺术家，没有钱的人做艺术赚不到钱的，这些概念认知的不同都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纽约是艺术之都，画廊很多，美术馆林立，有看不完的艺术天地，而这些在台湾很少有，在台湾更多的感受是人家排斥你、冷落你，不然就是嫉妒你，这让我起了一个念头：我要留在这里发展。在去美国巡展之前，我就已经买了回台的机票，也跟家人说我在美国呆一个月就回来，但一旦留美的念头升起，它就在我心里扎了根，于是我托朋友去找了律师办绿卡。
当时朋友带我去找的律师是很有名的一个犹太人，我把我的个人资料及获奖资料给了他，他就沉默不语地在那里看。我有点忐忑，但英文又不好，就让朋友去问律师费需要多少。那位犹太人律师竟然回答我们：“不要钱，只要你一件作品就可以了。”听到后简直就是喜从天降，毕竟那时候办绿卡至少要花1000以上美金，在那个年代，这个数目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律师帮我递交资料后不到三个月我就拿到了绿卡，最后我还多送了两件作品给他，结果不到三个月，这位律师朋友又带着他的亲戚朋友来收藏我的作品，所以别人都笑我，人家办绿卡花很多钱，你不但没花一毛钱，人家还买你的作品，简直赚大发了！
当我拿到绿卡后就毅然决然地对我父母亲、太太说：“我不回去了！”听到我这个决定，他们都吓坏了！
其实在我拿到国际大奖之前，我还有一段珍贵的经历还没跟大家回顾，是这段经历使我之后的作品艺术风格更显前卫和现代化。
我在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上班的时候，我担任该中心工业综合部的主管兼设计师。1967年左右，台湾某部门要派手工艺、农机、水利等共五位专家到非洲考察，我们中心的总经理、董事长就推荐我参加这个考察团，于是我们一行5人就踏上了尼日共和国的旅程。
当地气候非常炎热，我一下飞机时瞬间呼吸就不舒服，在机场蹲了约莫半个钟头才恢复，幸好当时的旅馆有冷气设备。第二天我们五位专家就接受了尼日共和国的总统召见，告诉我们他们国家手工艺发展的期望。总统召见后，当天晚上的国宴，就在公园里举行，料里只有一只烤羊，什么餐具也没有，是用手去抓来吃的，但这条件对于落后的当地来说已经是国宴的待遇了。
第三天我们就一起去考察相关老百姓的手工艺作品和材料。尼日共和国处于沙漠地带，为了要找工艺材料，当地政府派了五部吉普车来接我们，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要那么多车？他们回答：“这路途遥远，沿路都是沙漠，要有些车储备石油和物资。”我们走了两三小时来到一个村落，结果这地方没有金钱交易，只有以物易物；这里手工艺制作的东西都比较粗糙，我将它拍照记录下来，也跟当地传统的手工艺人了解状况。那时我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想着带回到台湾做些什么。我在那里考察了一个礼拜，回到台湾写了一份援助计划书。最后我的计划书被相关部门呈到联合国，由联合国拨经费和人员去援助尼日共和国。
在尼日共和国呆的这段时间，当地的原始主义对我的作品创作有很大的冲击，就像当年毕卡索曾被非洲面具影响的道理一样。
泥土带给我无限的遐想和乐趣，带给我无穷的灵感与永恒的美，抓起那可塑性的泥巴，随心所欲会激起我生命的火花，永远永远地迴旋不息……
上回我说过，美国是一个充满艺术的地方，深受我个人的喜爱，因为在台湾作为一个艺术家，似乎是没有社会地位，艺术家不被人重视，以人们的价值观来看就是艺术家不值钱啦！
纽约堪称世界艺术之都，我觉得要再深造必须定居下来，为了艺术而艺术，就要待在美国！但留在美国，还是要养家糊口的，于是我就去餐馆打工，我打了三天工后，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灯罩公司征人画灯罩，一小时工钱3美元，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继续了，因为赚的钱实在不足以支撑生活。后来我就到唐人街画招牌和做装潢工作。
为设立陶瓷工作室，我租了SOHO区百老汇那条街主干道的一个铺面，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呼吁要文创，鼓励美国人要有文创的计划，但当时SOHO区是个工业区，最后还没落变成了仓库区。因那地方房租便宜，后有当地、欧洲及台湾的艺术家相继进驻，我就在新百老汇331号设立了工作室，并把铺面间隔成两层，平时我就睡在楼上。有一天我在SOHO路上碰到艺术界的朋友，他提议我不妨在工作室那里开一个茶馆或餐厅，弄点简单的餐食如炒饭、炒面。因为当时SOHO没有一间中国餐厅，他们都懒得跑到唐人街去觅食。我和太太合计了一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就在那里开起了餐厅，亲自动手装潢，做得比较有艺术气氛，茶具也是自己手拉坯的，引起了不少食客的注意，渐渐我们的餐厅纯青亭就因为富有艺术特色而打开了名气。
当年我的餐馆里有很多的美国电影明星来用餐、聊天，奥斯卡演员玛丽史翠就是其中一位常客。
餐厅白天由我太太经营，忙餐馆又要照顾小孩，而我白天做美术设计、陶艺工作，晚上经营餐馆，前前后后我们夫妇不分昼夜地做了十几年，也就熬过来了。
因为原本的工作室改成了餐厅，我就把李氏工作室搬到了隔壁，前面陈列着我的作品，后面就是窑，这引起了很多国内外专家、艺术家来参访，也认识了很多当地、大陆和台湾的艺术家朋友。
我的工作室渐渐引起当地学术界和艺术界的重视，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到他们学校授课和学习，还颁了一个荣誉美术硕士给我；时任美国副总统洛克斐勒及国家安全局官员也曾来参观访问过我的工作室。
当时我在美国的经纪人提议：“既然您有这么多华人艺术家朋友，不如成立一个组织——中华当代艺术协会，这样就可以与别的华人艺术家进行资源对接，让来自大陆和台湾的艺术家有个互相观摩、切磋、展览的地方。”我心想这个提议好啊，于是我就成立了中华当代艺术协会，并陆陆续续因此参加了美洲世界博览会、万国博览会，给华人提供一个平台和当地艺术界互相切磋，起到了一个正面的影响。
大概在1980年，纽约来了一个大陆的访问团，他们是第一次来纽约，听闻SOHO是很有名的文化园区，也听说过我的名字，他们透过一位在联合国任职的工作人员联络到我，我带他们去参观SOHO的顶尖画廊，并召集了当代中华艺术协会的成员举行座谈会，因此启开了海峡两岸艺术文化的首次交流。
1987-1988年，联合国开发计画署邀请我担任陶艺顾问，派我到大陆去指导和推广现代陶艺。其实在两三年前，我已经曾经到过大陆去考察过，当时我觉得大陆对现代陶艺还是没有观念的。
中国是一个陶瓷之国，我们祖先在景德镇开发了瓷器，在十八、九世纪时景德镇产的瓷器名扬欧洲、美国，以前景德镇的名称是昌南，英文名字叫china，因此，很多外国人就称瓷器为china。
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读中国的陶瓷史就知道中国是陶瓷之国；中国发明了瓷器，在我们认知上，为什么景德镇有名？主要是先人发现景德镇附近山上有土石，这土石烧出来的东西非常好，它是很洁白的瓷土；原来在景德镇有个高岭村，高岭村的土是石块，是瓷器非常好的原材料，加上彩绘可以做出美轮美奂的餐具、花瓶、工艺品等等。
虽然中国的瓷器在历史上曾经鼎鼎有名，但到现代陶瓷工艺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别的国家，因为我们太保守了。作为联合国开发计画署的陶艺顾问，我毅然决然要前往大陆，把现代陶艺带进大陆。
当时中国国务院青工部是管全国陶瓷业相关的单位，这个部门召集了全国陶瓷从业者，我以“全国性现代陶艺产品设计与创新”为题和全国的学者、专家、工程师在北京怀柔县的园区，举办了一个讲习班。我在那里讲了两个礼拜，就讲陶瓷产品设计与创作，学员们非常认真也很喜欢我讲的内容。到了第二年，青工部希望我继续举办这个讲习班。因为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它有八大瓷器产区，所以我希望到窑场去讲课，亲自指导，传播现代陶艺的概念，于是我回复青工部：“我很愿意再到大陆授课，但我不愿在讲台上讲，我要到各厂区去讲。”就这样，第二年我来到了景德镇和佛山市讲授现代陶艺的设计和创新。除了理论讲课，我还给学生上了实操课，这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和学习的热切。我还走访了中国大陆当地的陶瓷厂。
我走访景德镇陶瓷公司和工厂时，问厂长：“你这个产品有没有销到国外呀？”他说：“有啊！我们国内、外都有啊！也有到美国的。”我说：“虽然有到美国，可是在百货公司里面没有，都摆在纽约地摊上，我们中国产品、日用品摆不上百货公司的架子。你设计的东西，产品还比较粗糙，你告诉我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是多少？”厂长不知道具体成本数据，他喊员工过来了解。因为我过去在台湾也办过工厂、也做过外销，有这个经验，我虽然学艺术但也做过实业，我在手工业中心也接受过国外专家评估产品的成本，所以我有经验，我猜测的成本跟工厂员工说的相差无几。
我们国家的陶瓷过去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但现代产品的设计却远远不如日本、欧美国家。
为了两岸现代陶艺的发展，我把研习会也办到了台湾，不断地讲授，但不能老是由我来讲，这实在太低效了，我认为两岸需要多举办活动多交流才能更好促进现代陶艺的发展。于是1991年我向联合国开发计画署提议邀请专家带上作品到北京举办国际陶瓷研讨会，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陶艺北京研讨的特展；1992年在景德镇也办了类似的活动，这些都是我一手策划的，并引起了大陆各地的迴响与重视，他们认为我开拓了大陆现代陶艺的先河。
在此期间，我也培育了一批年轻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现在已成为大陆陶瓷界的中流砥柱，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陶艺家。
1985年我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上课，吕品昌（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李见深（现著名陶艺家，景德镇三宝国际陶艺家村主持人）是我的学生，那时候他们的任课老师对现代陶艺的概念模糊不清，学生们连拉坯都不会，他们只会画彩画，这不是现代陶艺。现代陶艺要从拉坯→成形→配釉→烧成，一系列操作要懂得技巧再加上所学的美学概念，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1991年国际陶瓷研讨会，我推荐吕品昌和李见深以学生的身份参加，和国际陶艺家接触；之后，我还推荐李见深到美国州立大学陶瓷学院进修，我跟李见深说：“你要学基本功夫，牢固基本技巧，你到美国才会一劳永逸。老师希望你学成归国后，来接我的棒！”吕品昌和李见深是同班同学，我要求吕品昌做好作品后给我看，我们两个经常就作品进行交流，后来他到中央美术学院去任教，从讲师到副教授到系主任，一步一脚印慢慢成长，现在已经是中国大陆陶艺学术界的典范。
除了这两位优质学生，我还教过很多人才，如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学院院长黄修林，他后来还向学校建议成立李茂宗陶艺馆，我也向陶艺馆捐了多件作品，除了观摩作用外，还希望这个陶艺馆能成为现代陶艺交流的一个窗口。
自1985年起，我就多次往返中国大陆，走遍了大江南北。曾到过新疆大学做客座教授，也在中央美院、湖北美术学院办过讲习班。除了北京、上海、景德镇、佛山、广州、杭州的美术学院，几乎大陆所有的美术院校，我也去推广过现代陶艺。后来景德镇高龄陶艺协会还特别颁了＂陶艺贡献奖＂给我，让我觉得非常高兴。
我从事现代陶艺是从苗栗出发，苗栗土成长了我，也成长了我的事业，所以我想要回到家乡重设陶艺工作室，用自己一份力去回馈我的故土。
经苗栗联合大学韩雄文教授的介绍，联合大学成立了李茂宗陶艺空间，我也向空间捐了30件作品，希望在当地从事陶艺事业的工作者可以互相交流观摩，促进学术文化的交流。
谈到苗栗陶我有很多的愿景，因为苗栗是台湾的陶瓷重镇，过去有很非凡的成就。曾经苗栗的陶瓷产品在国际上很受欢迎，但因人工成本高，产业外移，近几十年没落了。对我个人而言，对苗栗愿景的实现是有责任和义务的，所以想要推广苗栗陶，希望苗栗陶能够走向国际。苗栗有三宝一是优良的苗栗土，二是充足的天然资源——瓦斯天然气，三是这里有一大批陶艺人才，如果把这三宝结合起来，可以做得很好，但我们的努力还不够。
近几年举办的苗栗陶艺术节，是我建议县长推动的；每年举办的陶瓷艺术节是希望透过产、官、学共同努力，为我们苗栗陶做贡献，走向国际打出一个品牌。
五穀文化村也是在我的提议下打造出来的一个文旅项目，当时那里只是工厂区，但因为外销严重萎缩，园区显得死气沉沉。我建议业主把文化观光元素加进去，带着业主夫妇到金门陶瓷厂参访，并把两岸的艺文界人士介绍给他们，让他们吸收文化艺术的养分。同时我也建议他们把前面的土地租下来作为停车场，将来有个大停车场就可以让观光巴士、游览车进来，把更多的文化艺术元素融进去，渐渐地五穀文化村在苗栗成为了一个有名的文化地标。
我从事陶艺工作，从台湾走向美国，又到大陆再回到台湾，一路走来我有很多感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正面的是我走向了国际舞台，同行都知道我从事这方面的努力，很荣幸受到大家的肯定和鼓舞，这是值得我高兴的事。
但是有时候我也在遗憾，我为了陶艺的事业忽略了家庭的乐趣，比方说，我当年到大陆讲学带着我的太太一起，因为我白天忙着上课也没办法陪伴太太，我就拿经书给她看，没想到她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出家”去了。我们回到纽约就形成她走她的路我走我的路了，这对我而言是一辈子的遗憾；小孩从台湾带到美国变成美国人，美国小孩独立自主，不再依赖父母，他们过着美国式的生活，没有受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洗礼。父母子女齐聚一室，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这只能成为我心中美好的蓝图，却因各种原因无法实现。
这一路走来，泥土、泥巴构筑了我的人生，是我的精神食粮，也是我的一方理想和抱负，希望大家也能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并为之而努力。
我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对艺术的追求不会停止，谢谢大家。
作者：李茂宗
编辑：眼界EYES
整理：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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