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错误的常识认为，过去是固定、永恒和不变的，而现在则是不断变化的。相反，至少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过去是可塑的和灵活的，随着我们的回忆对已发生的事情所进行的重新阐释和说明而不断变化。
点击上方视频观看图书详解。 《报道肯尼迪之死》出版已逾30年，探讨了一甲子之前的事件。这部经典之作提供了超越时空限制的智识启发，体现出高超的学术想象力，在新闻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书也奠定了作者芭比·泽利泽作为真正的媒体观察者和评论者的地位，中文版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白红义翻译。
这是一个由美国记者重新讲述的有关约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故事，他们既向公众讲述，也向自己讲述。对大多数成年美国人来说，根据1963年11月22日发生的事件形成的记忆是难以磨灭和刺痛人心的。而对美国记者来说，这一天又具有额外的意义。那些负责“报道身体”（cover the body）——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无论总统去往哪里都会被贴身报道的新闻术语—— 的记者只不过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巡查一个新闻条线（journalistic beat）。然而，对那些在当天受命前往达拉斯的记者来说，这个术语具有令人恐怖的弦外之音。
“报道身体”变成了报道肯尼迪尸体的代号， 一个指代这一事件的书面用语，而该事件至今仍搅动着大多数美国人的记忆。 《报道肯尼迪之死：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的主题是讨论记者和美国媒体在那些记忆中的位置。 哪些因素使得他们成为可信的、权威的和首选的刺杀事件讲述人，这是一个具 有许多曲折和微妙之处的传奇。它起源于大众普遍展现出的对于记者的敬意，因为人们直截了当地将记者提升至这样一种地位：对“真实世界”的权威而可信的观察者。然而，从对于水门事件 的讨论，到有关美西战争 或1937年兴登堡号空难的回忆，新闻业中充斥着某些实践行为，这类行为使得人们质疑记者讲述新闻的权利。几乎无人思考，到底是什么优势使得媒体能够更加胜任为公众提供一个“首选”版本的现实。因此，它们在文化权威领域的边界仍处在未被探究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质疑它们。
通过检视记者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叙事，这项研究探究了记者如何建立起作为这一事件权威发言人的角色。 记者把对美国第35任总统的报道变成了有关他们自己的一个传说，从而强化了他们在“真实世界”相关事件中的文化权威角色。
《报道肯尼迪之死：
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
[美]芭比·泽利泽（BarbieZelizer）著
白红义 译
2024年4月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何为文化权威？
要想理解媒体如何将自身设定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权威发言人，就必须具备对文化权威运作方式的更为一般性的理解。在学术研究中，在赋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具有权威性的特殊素质方面，长期以来已经产生了诸多关于支配、权力和专业知识的争论。
权威充当着编码知识 的一种来源，引导人们以合适的标准行事。埃米尔·涂尔干使用集体再现的概念，认为人们正是通过集体再现才建构出一种集体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的。这一概念表明，权威产生于通过再现形式赋予其意义的个体。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采用这一视角，将权威视作一种将共同体成员黏合在一起的仪式行为。维克多·特纳把仪式视为这样一种时刻：个体对权威展开质疑，并且巩固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罗杰·亚伯拉罕斯将各种形式的文化表演视作群体内部相互认证的方式。安东尼·吉登斯针对权威的运作提出了一种非线性观念，坚称关于权威的观念是经过编纂的，然后反馈给其编纂者，这些编纂者对其进行再一次的编纂。
此处的假设是权威在持有相同观念的人群中创造了共同体，这 个前提将权威的运作限定在传播实践的范畴内。詹姆斯·凯瑞持一种传播的文化观或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能够将人们聚合起来，使得人们之间产生交情和共性……这种仪式可以通过相互分享、参与活动、结成团体、缔结友情、获取共同信念等方式进行”。（权威在传播实践中显著增强）， 这一显著增强的阶段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种质疑和认可有关“权威”的基本观念的方式。权威因此变成了一种共同体的构造，作为保持共同体团结的材料而发挥作用。《报道肯尼迪之死：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就采纳了这一文化权威的视角，探究像记者这样的群体如何以及为何会热衷于推出他们自己版本的公共事件。
换言之，权威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对公众的影响，也在于它对传播者的影响。文化权威有助于记者运用他们对公共事件的阐释将其自身塑造为有权威性的共同体。当如此众多的群体——记者、政客、历史学家——通过建构现实将外部事件塑造成更为合意的形式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作为公共话语的一个内在特征，权威的运作使得某些群体有可能通过重新讲述刺杀故事而达到下述目的：塑造美国公众对于那起事件的记忆。
权威与记忆的交互
我们对于刺杀事件的大部分记忆，来自故事被重述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要点，因为权威也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被塑造的。模式在集体记忆中被塑造出来，在那里它们所呈现出的具体的首选形式是由它们的重述者来决定的。按照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观点，集体记忆帮助人们使用过往给当下赋予意义，以便他们完全地行使跨越时空的权力。记忆作为“重构的工具”而非挽回的工具已经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研究中得到过有效的讨论。根据他的观点，集体记忆构成了一种对于过往的共享式记忆，这些过往的亲历者有意识地采取某些策略使这些记忆保持鲜活。集体记忆反映了一个群体经过长时间形成的关于什么是重要、优先和适当的编码知识。
近年来，集体记忆的议题已经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关注。在地理学领域，拉尔夫·洛文塔尔讨论了集体记忆在公共领域的运作。在历史和批判研究领域，芭芭拉·克鲁格和菲尔·玛瑞安妮编撰了一部讨论历史和记忆相关关系的文集。在文化研究领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一本广受好评的著作《制造历史》。乔治·利普希茨 写了《时光的飞逝》一书，从美国研究的角度讨论了大众记忆和大众文化的运作。另一本论文集 《集体回忆》则汇聚了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民俗学和社会学 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当迈克尔·卡门从美国视角探究传统与集体记忆的互动时，皮埃尔·诺拉则从法国的角度在对法国国家记忆的细致追踪中讨论了许多同样的问题。1989年，《传播，再现》和 《美国历史学刊》这两本学刊都设置了有关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特辑。
当研究者努力把记忆视作一种潜在的社会活动时，他们也看到他们并不必然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正如传播学学者约翰·尼罗和埃伦·沃特拉所说，在那些重述过去的传播实践中，竞争被置于核心位置。而思考集体记忆的基本兴趣点就在于，这种记忆所呈现的围绕事件的权威看法而展开的竞争。集体记忆对于文化权威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允许权威 模式随着时间演进而出现。作为跨越时空的编码知识的承载者，集体记忆代表着对于某种实践行为的再塑造，人们通过这种实践行为将自己建构为文化权威。在肯尼迪遇刺这一案例中，这意味着自从 肯尼迪总统死亡事件开始，承担各自议程的不同群体针对这一事件 已经提出不同甚至可能相互竞争的叙事版本。
肯尼迪遇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
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就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热点时刻”（hot moments），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化能够通过这些时刻或者事件评估其自身的重要性。在对媒体组织决策过程的一次讨论中，乔治·格伯纳创造了这个名词，他认为关键事件给组织成员提供了一种方法，以化解对公认权威提出的挑战。当从话语层面使用这个名词时，“关键事件”指的是那些人们借此传播、挑战、协商他们自己的行动标准的时刻。按照这个观点，集体记忆取决于对某些类型的关键事件的讨论。对记者来说，关键事件向他们启示了一种方法，即要注意那些对新闻共同体的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关键事件维护了话语和叙事在长期塑造共同体方面的重要性。
对美国媒体来说，肯尼迪遇刺事件可以被看作一起关键事件。它是美国新闻实践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危机发生时唤起了对信息的迅速披露，而且因为它使得电视化的新闻业合法地成为国家公共经历的调停者。这一事件体现出了对新闻专业知识和目击证词的迫切需要，导致公众依赖记者来澄清事实。记者在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时使用了不为他们所熟悉的新闻实践方式，在不同情况和新技术的组合中进行临场发挥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持续需求。自那以后，记者便在他们关于适当的新闻实践的讨论中将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参照物。换句话说，肯尼迪遇刺已经演变成一起记者用来检测他们自己行动标准的关键事件，他们用它来讨论、挑战和协商新闻实践的适当边界。
重新讲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核心在于对一些关键画面的图像式重复，类似肯尼迪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枪的场景卡罗琳·肯尼迪 和她的妈妈跪在总统的灵柩旁边、小约翰·肯尼迪恭敬地行礼、永恒的火焰和无人骑乘的骏马。每当肯尼迪遇刺事件被重新叙述的时候，这些被媒体用各种形式捕捉到的时刻，就被作为这个国家集体记忆的标志重复播放。叙事将这些画面以有意义的方式组合起来，并为其增添完整性、时空序列和形式，存留至今的叙事承载着集体权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叙事也会为那些将其融入公众集体意识的人带来声望。 正如乌尔里克·奈塞尔 在他对“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ies）的讨论中所言，“记忆之所以能够成为闪光灯，主要是由于事后有人为其赋予重要性：事后既可以是当天晚些时候，也可以是第二天或接下来的岁月。需要解释的是（记忆的）长期持久性”。因此，回忆肯尼迪以及塑造公众记忆该事件的方式就逐渐被美国记者视作策略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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