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和香港都是我的家。我在香港出生长大，在一次次的机会中与深圳靠近，深圳是一座“沸腾”的城市，每次我来深圳，都会发现新的变化，仿佛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推动着这个城市。未来，我将继续发挥自己香港立法会议员和深圳市政协委员双重身份的积极作用，持续为深港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共同打造中国示范城市群的新标杆。
生于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界别），中国银行（香港）总法律顾问，政协深圳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银行（香港）法律部总经理、法律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高伟绅律师行（Clifford Chance）合伙人及其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于2017年荣获《金融时报》授予的“全球二十大杰出总法律顾问”称号，并荣获Thomson Reuters Asian Legal Business颁发的“2017年度最佳女律师（内部法律顾问）”大奖。
壹
我于1995年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这份沉甸甸的证书，让我成为第一批同时拥有内地和香港律师资格的律师。
出生在香港 从小热爱公平与正义
我出生在港岛，一座地势陡峻的岩岛，岛上的街区隐现于山峰大海间，狭长的海岸线是童年里最初的记忆，我时常隔海望着对岸的九龙。
小时候，父母亲常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长此以往，便在我心中播下公平和正义的种子。上学后，我成了班里的“管事佬”——在班里看到不公平的事，就会上去理论。老师见状，索性让我干班长，专门维护班级秩序。
怀抱这份热爱，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香港大学的法律系。香港大学法学院是香港地区第一个开设法学专业的学校，也是亚太地区最负盛名的法学院之一。在那里，我学习到许多法律知识，也坚定了走法律这条道路。
上大学前的暑假，我第一次踏足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彼时的深圳到处都在施工，积极践行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当时我住的酒店旁边就是一个工地，前一晚工地灯火通明，第二天醒来就见楼长高了，那是我对“深圳速度”最直观的感受。
1991年，我从香港大学法律系以一级荣誉毕业并取得法学专业证书（PCLL）后，加入了的近（Deacons）律师行担任见习律师。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感谢当时的“师傅”林律师，他让我有机会学习普通话，并参与许多重大的中国内地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和重组项目，我的专业能力和素养也在那几年里得到快速提升。
成为第一批拥有内地和香港律师资格的律师
1994年的一个炎热夏天，我在家中随意翻着报纸，无意间看到有个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树仁学院举办的律师培训班，这是专门为港澳台居民所开的培训班。
彼时，隔岸的深圳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法治城市建设。那几年，获得“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深圳率先垂范，创造了国内数十个立法上的“第一”，其中1/3是在国家没有相关法例的情况下新创的。我最近在关注深圳法治发展情况时，也注意到一个惊人的数字：自1992年到2022年8月，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法规258项，是内地地方立法最多的城市之一。
可以说，那时的深圳就是法律人“敢为天下先”的一片热土。深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对我有着非凡的吸引力。
同时，随着1997年的临近，香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我深信，随着香港和内地交流的日渐频密，法律制度上存在着的固有差异，未来必然需要一批熟悉香港和内地法律的专业人士，在两地的人员往来、业务交流、规则衔接、法律执业乃至法治建设上做出贡献。
思考过后，我放下报纸，马上报名了培训班和考试。在经过一番密集的培训，那年10月2日，我一次性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第二年，我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这份沉甸甸的证书，让我成为第一批同时拥有内地和香港律师资格的律师。
贰
那时深圳国际仲裁院刚以法定机构的身份亮相，外界对它充满了好奇。
成为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仲裁员
2016年1月6日，我接过聘书，第二次成为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仲裁员。
我最初加入深圳国际仲裁院是在2012年。那时深圳国际仲裁院刚以法定机构的身份亮相，外界对它充满了好奇。作为一名香港律师，我对“法定机构”四个字既熟悉又陌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许多机构是以法定机构的形式存在的，但同样的组织形式在内地却从未听闻。为此，我仔细研究了深圳国际仲裁院。
深圳国际仲裁院是内地首个引入法定机构管理模式的仲裁机构。按照相关要求，深圳国际仲裁院建立了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施行决策、执行和监督有效制衡的管理制度，其中境外理事会成员和境外仲裁员占比都超过了1/3。
记得刚加入时，我以香港女律师协会副会长和内地事务委员会主席身份，带领香港女律师协会一行访问深圳国际仲裁院，时任深圳国际仲裁院副院长接待了我们。当时深圳国际仲裁院规模还很小，就设在前海e站通服务中心的一个角落里。
服务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大厅，在来来往往的市民中，深圳国际仲裁院的副院长认真向我们介绍深圳国际仲裁院的“3i”理念，即independence（独立）、impartiality（公正）、innovation（创新）。尽管场地不大，也不是太安静，但我仍记得副院长眼中的光，那是对深圳国际仲裁院美好未来的向往。那次访问，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都没想到，在深圳，还有这么一个国际化的仲裁机构。
2015年，我首次作为深圳国际仲裁院港籍仲裁员参与了一宗股权投资纠纷，从申请人提交仲裁申请，到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总共耗时不超过6个月，仲裁程序快捷、便利、保密。无论是深圳国际仲裁院对市场需要的敏捷回应，还是秘书处为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都值得称赞。
这次经历也加强了我对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信心，在日后的工作中，我经常向业务伙伴推荐包括深圳国际仲裁院在内的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机制。
如今，我再次回到深圳国际仲裁院，阳光依旧，但它早已从一个小角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现代化办公大厦和多个分支的机构。我衷心为深圳国际仲裁院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感到自豪。
叁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成立后，与前海、深港口岸经济带等相关的议案就如井喷一般。
投身公共事业 成为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2001年，我被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借调至北京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后变成主管合伙人。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我参与了多个国家级大型项目，见证国家加入世贸后的高速发展，也逐渐了解我国国情、文化和“一国两制”政策等。
2018年，我被清华大学录取，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两年的课程，让我对公共管理、政治学、市场经济理论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为之后进入公共事务行业埋下了种子。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于2021年审议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为“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在香港的全面贯彻落实掀开了新的篇章。看到这些，我心里也特别开心。
在新选举制度下，选举委员会扩大到1500人，组成从原来的四大界别扩大到五大界别，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等组成，界别分组从原来的38个增至40个。
我意识到投身香港公共服务的机会来了。2021年，我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选举期间，我先后参加了70多场论坛、会议和政纲宣讲会。深知市民对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立法会寄予厚望，每一场活动，我都全力以赴，希望能为香港，也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提出有关深圳的议案
共同推动深港发展
加入立法会后，我积极联系倾听社会各界的声音，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在他们与政府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这届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大力推动创科发展，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的同时，还设立“创科产业发展委员会”，为科创产业发展订立规划纲领。
我曾在多个场合建议香港特区政府确立主动对接的顶层设计机制，用好13个“粤港合作专班”和19个“深港合作专班”，协同推进科创发展。
其中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地处香港北部和深圳中南部的交界，兼具深港两地的独特优势，是两地携手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平台。担任立法会议员以来，我持续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园区的系统发展。
日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我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应把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机遇，推动香港园区与深圳园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创新治理体制，推动探索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创新要素安全、有序、自由地流通。
比如，我们能否研究让两家运营管理河套“一区两园”的政府控股公司互相持股，或两园协定合作，以实现园区管理体制的突破，强化“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统筹、开发、利用。
随着深港两地联系日益紧密，两地市民双向奔赴也越来越频繁。我曾经问过一些香港年轻人，深圳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他们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比如深圳有很多商业综合体，有可以蹦床、射箭的竞技游乐场，沉浸式感受VR的科技体验馆，还有带来情景体验的密室逃脱。听他们描述，我都想去体验一番。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香港市民会去深圳逛街、吃饭，甚至造访美容店、牙科诊所等。香港不少景区也在悄然升级，新开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博物馆吸引了不少深圳年轻人去打卡，麦理浩径则成为深圳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为此，我呼吁制定政策时要强化深港交流与合作，要超越地理界限，除了注重基建交通“硬联通”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软联通”，还要重视深港两地人民“心联通”（统称“三联通”）。像无感通关、跨境支付和理财、方便港人在粤港澳大湾区安家置业及协助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等相关政策，都是推动“三联通”的有效措施。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从高层次的会议晤谈具体到实际的行动方案，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将这些合作关键节点一一指出，推动相关方案的实施。
事实上，不仅仅只有我关注深港的协同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成立后，与前海、深港口岸经济带等相关议案就如井喷一般。这些议案涉及深港融合、香港政策与深圳的对接，以及前海方案等。立法会议员们通过这些议案，为深港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两地政府也给予积极回应。这种互动让我们看到了政府与议员们共同推动深港发展的决心和努力。
双重身份让我提出更贴合深港的建议
2021年是特别的一年，在参与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的同时，我还被推荐为政协深圳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在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中，我提出关于深化深港两地金融规则衔接及机制对接的提案。深港两地政府合作，涉及不同法律、政策和社会运行方式的治理架构，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起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方案。其中金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跨境支付、购房等民生需求。
为了深港之间更好地沟通与协作，我倡议建立专班机制，让两地相关人员在经常性的会谈中共同梳理衔接不到位的地方，并逐一破解。这个提案得到了市政协领导的认可，被列为重点提案，其后更获得采纳落实。
深圳市政协委员和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的双重身份，让我既能在香港的治理体系内，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促进深港合作的政策措施和法案，也能为深圳市提出更适合深港协同的建议和方案。
肆
视频里闪过的有穿着背心的建筑工人，有抬着货物的小贩，有步履匆匆的白领，更有无数奋斗在香港的深圳人的艺术身影。
以香港深圳社团总会 连接深港乡亲
每当我走在香港的街上时，耳边传来的，除了熟悉的粤语、普通话，还有各式各样的方言：潮汕话、客家话等。我不知道有多少内地的乡亲同胞在香港，但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已凝聚了50万居港乡亲和30万居深港人。
因为工作缘故，我时时往返深港两地。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了解到香港深圳社团总会，这个组织在促进深港两地交流合作、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我想，这不正是我身为立法会议员、政协委员所关注的事吗？于是我加入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并成为会董，更成为其发展策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香港深圳社团总会，践行爱国爱港理念，带领大家参加培训学习；我们心系青年，努力为他们发展搭台结梯；我们热心社会公益，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我们关爱乡亲，随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香港深圳社团总会的会歌，名为《与香港同行》，歌词里这样写道：“许多年前，向往美好明天，我们挤进香港的人潮里面，几经潮起潮落、月缺月圆还有那沧海桑田……”
伴随歌曲，香港深圳社团总会还拍了一个视频。视频里闪过的有穿着背心的建筑工人，有抬着货物的小贩，有步履匆匆的白领，更有无数奋斗在香港的深圳人的艺术身影。
建议深港携手招揽创新人才
2023年11月，我成为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监事长。得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吸引人才，同年12月，在立法会会议上，我向特区政府提问关于新成立的“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运作模式等信息。对此，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给予了我详细的书面回答，表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自实施以来，接到超过6万宗申请（现已有8万多宗申请，5万多宗获批）。这些申请来自五湖四海，不仅仅限于深圳，但我在其中看到了深港人才互通的更多可能性。
我呼吁深港两地简化人才资格互认、关注特定人群，鼓励港人港企去深圳发展，也欢迎深圳青年来港拼搏。我认为，深港政府可携手，发挥两地优势，连结全球高端创新人才，探索灵活且多样化引才用才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每当我回望历史，都无限感慨。深圳和香港的发展有着相似的轨迹，都幸运地抓住时代浪潮和历史机遇迅猛发展，同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让各方人才在这里落地生根，追求梦想。
深港合作是现实需要也是历史必然。深圳的硬件设施和科技发展都走在世界前沿，香港有联通世界的金融和法治体系，两个城市都是人才高地，两者强强联合，正是代表中国城市形象与竞争力的最佳范本。
我期待深港合作可以持续走向深入，不仅是在人才资金上，更应在制度上互联互通，创造出更新的高度，再造一个深港融合发展的新奇迹，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
口述时间
2024年4月23日
口述地点
香港中环中国银行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唐文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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