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经历了“刘易斯拐点”，此后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中国经济增长也迈入了“新常态”。稍显夸张地说，如果把中国经济看成是一个男人，意味着2013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开始告别青年，进入中年。

而人到中年，基本上会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各项身体指标开始下滑，纯生理性能力渐不如前；第二、精神属性与日俱增，更加不畏挑战，生命韧性增加。

中国经济明显进入中年，2018年可能是一个更加符合体感的年份。这一年，原本基本可控的“中美紧密关系”开始败坏，此后每隔两年，依次出现病毒瘟疫和地缘冲突、令这个刚刚进入中年的男人疲惫不堪。

层层压力之下，这个男人的一些行为因为危机突袭开始变形，由此也引发了内心和外界的多重质疑。对此，这个男人必须持续向外展示决心信心与耐心，比如3月下旬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4月底的政治局会议、5月23日的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都在释放信号，为7月举办的三中全会进行社会情绪上的酝酿。

在众多解读上述信号的会议中，中国人民大学在上周日举办的“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发展对话”水平极好，质量甚高。虽然到场的人大领导向在场嘉宾表达歉意“这地方太小”，但这场规模谈不上宏大的活动，却因为多位重磅嘉宾的敢言和碰撞，呈现了许多有启发的解读和观点，更透露了下一步改革的大趋势。

篇幅所限，笔者只能尽量简洁、尽量安全地总结一部分印象深刻的嘉宾发言内容，供读者诸君了解：

1、应对本轮经济挑战，不可能再沿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老经验老办法，必须配备宏观政策和进一步改革的“双引擎”。这是社科院原副院长高培勇先生的看法。

高培勇认为，本轮经济下行已经无法再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来解决问题，必须寄希望于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他还隐隐批评现在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框，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的确，什么白酒、殡葬业都在声称自己是新质生产力，简直不要太尴尬。

高培勇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建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逻辑起点。高曾是人大校长助理，后来担任社科院财贸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等职务，他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解读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高层酝酿改革信号的释放。

正如周其仁教授参加高层座谈被赋予大量解读，尽管有一些解读言过其实，但不管是战略布局还是策略选择，这样的现象依然值得重视。

2、数字时代的创新挑战，要重新审视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和人大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都关注到的问题。

王一鸣表示，数字经济创新能力越强，数字技术越先进，应用越广泛，数字经济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越大。这句话可以反过来理解，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搞好数字经济，搞好数字经济就必须壮大数字平台、数字企业。

这个思路和很多人过去的想法是不同的，过去很多人都认为企业大了就会有“大企业病”，就无法创新，创新的任务需要靠小企业，或靠规模不算大的专精特新公司来完成。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则并非如此，美国的微软、苹果、谷歌、Meta、特斯拉等等企业，尤其是ChatGPT和Sora出现后，显示出他们在超大规模的情况下创新完全没有停止。

正是因为拥抱了过去那一套思维，所以监管部门前几年对阿里、蚂蚁、美团等平台企业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这使得中国的大企业在过去几年里遭遇了增长陷阱。刘守英就讲，如果工业企业是工业时代的创新组织方式，那么平台就是数字时代的创新组织方式，如果平台这样的组织方式被打掉了，那么创新肯定会停下来。

当然，人大是一所以比很多人想象得要更加多元、包容的大学。几乎在刘守英教授发表上述看法的同时，人大另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聂辉华就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数字经济负面效应。看起来，两位教授各执一词，但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逻辑，真期待他们来一场辩论～

3、只有政策保持足够耐心，资本才能保持足够耐心，这是人大李三希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徐翔教授同步关注的政策、科技与资本三者之间关系的议题。

从2020到2024，政策端对资本态度变化演绎了一曲“冰与火之歌”，由此，如何稳住资本的耐心也就成了一个高层十分关注的话题。但正如徐翔教授所言，创新活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主体都难以过早判断研发或投资的成败对错，这就使得资本具备耐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各类政策要有确定性。

徐翔教授看起来很年轻，搜了一下发现果然是85后，真后生可畏也。他在讨论政府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时，打了一个比方，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现代足球体系中有足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体育总监，主要负责寻找合适球员、与裁判沟通、提升训练资源、优化训练方法等服务性工作。徐翔认为政府既不应该做运动员，也不应该做裁判员，而应该做体育总监。作为球迷，笔者认为这个描绘十分贴切、精辟。

李三希的看法和前几天江小涓的观点比较一致，他们都认为数字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投资不仅包含财务投资，还有大量服务，是把风险资本做成耐心资本的典范，实属难得。

4、最后谈几句参会感想，算是一点肺腑之言。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在一个历史关口，我们既不能用历史决定论去证明中国经济未来一片光明，这是一种廉价的自我打鸡血行为，也不能陷入过去的分析框架，认为未来一定是灰色的。

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一直在结构上支撑中国经济，第一是总体上继续保持开放态势，与世界连接，这是一切增长与改革的基本前提，目前没有大问题；第二是中国的劳动力和供应链依然保持强劲竞争力，中国大量企业都在静悄悄地布局全球，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强的韧性；

第三，和印度、阿拉伯世界更不要说南美诸国比较，中国拥有一大批敢讲敢言，以推动中国现代化变革为使命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尽管年龄普遍偏大，但他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继承了晚近中国士大夫自黄宗羲、顾炎武以降，到章太炎、胡适、鲁迅再到刘道玉、吴敬琏等等的道统与责任，这个传统并未中断。

最后一点看起来最玄乎，最不重要，但实际上笔者认为最后一点最关键，因为这是迈入中年之后，中国经济精神属性增强的来源，困难一定会有的，但只要坚韧不拔、坚持不懈，周期终将会被穿越。

草就于2024年5月27日于中国人民大学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