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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御史流芳
编辑|御史流芳
<<——【·前言·】——>>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统治者考虑到伦敦在王位归属问题上的影响力而没有选择以武力强迫伦敦臣服，征服者威廉以缔约的方式与市民建立臣属关系，在得到市民的臣属誓言后便着手在伦敦东郊修建伦敦塔。
伦敦塔的修建象征着国王对城市的控制权，城市原则上对国王负有纳税的义务。
由此开始了中世纪后期国王同城市市民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博弈，王权的威压与市民的抗争是该时期伦敦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笔。
12-15 世纪，伦敦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张，这就为城市布局和公共建筑的调整与修建准备了空间，为政治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一般来说，中世纪的城市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以城墙为代表的防御系统就是其坚硬的外壳，而以王权和教权为代表的权利系统是其敏感的核心，二者之间是作为骨骼的街道和作为血肉的大量建筑。
中世纪伦敦区域范围不同于现在600平方英里的大伦敦地区，而是它的核心伦敦城（即后来的伦敦金融城)以及最初向外扩展的威斯敏斯特和萨瑟克地区。
总而言之，中世纪中后期伦敦规模的扩大造就了比一般中世纪城市更为复杂的城市格局。
<<——【·被城墙包裹的伦敦核心区域·】——>>
根据中世纪的手稿图我们可以了解到，包括城墙、城门、角楼和壕沟在内的城防工程确定了伦敦最基本的城市形态，这块被城墙包围的区域就是后来被称作“伦敦金融城”的核心地区。
城墙是城市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特征，中世纪城市的城墙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为城市提供了一种必要的防御能力。
因为城墙的存在，城市发挥出了“容器”的功能，吸引大量居民来此寻求庇护.
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说，“城市的容器功能一经恢复，很快又发挥它作为磁体的功能”。
“人们争先恐后的投奔这块和平的福地，正像他们过去万般无奈屈从于封建领主，为获得一小块耕地和庇护，甘愿变成领主家臣和奴婢。”
于是城市成为了一个场所，一种真正的公共生活由此发生。城墙不仅是意味着防御，也是城市的象征，一个由法律、秩序来统治的令人倍感安全和舒心的领域。
阿尔弗雷德·哈维在《英格兰的城堡和有墙城镇》一书中提到，“与修建一座城堡相比，用一道城墙束缚一座城镇，不仅仅是一种较早的防御方法而且是一种更为流行的方式。
城堡是臣服的标志，而一座有墙的城镇则令人想起作为市民的自由民的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
中古时期伦敦的城墙最初是由罗马人建立用来保卫城市的石头防御工事，四面包裹，只有四个大门可供出入，其严密程度使城市变为一座“堡垒”。
可以说，伦敦从最开始就被设计用来作为行政管理的所在地，莫里斯写道:“选择此地就是因为它是最适合作为行政管理所在地，是英国最方便的天然交通枢纽，因此它也成为了最主要的商业中心。但必须澄清的是它最开始是以为政治目的服务，而非商业目的。”
从七世纪到九世纪，伦敦的大部分定居点都位于城墙之外，当维京人成为威胁时，城市周围的居民选择回到城墙内以抵御入侵。
随着战争的需要和军事技术的进步，城墙上增加了便于守卫栖息和巡视的塔楼，城墙的防卫功能日渐强化。
由于是以罗马时期的城墙为基础，其高度要低于同时期新建造的城墙，大约有 9.5米高，而同时期的巴黎城墙则有约12 米高。
城墙围住了约 330 英亩的土地，保护了中世纪伦敦大部分的人口。在城墙的使用过程中也伴随着不断地修复。
但是泰晤士河边的南墙并没有得到修缮，或是被河水冲刷，或是被新的道路冲破，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面城墙逐渐衰败。
<<——【·核心区的延伸与城郊的开发·】——>>
在整个 11 世纪伦敦的城市规模都在急速的扩张之中，城区内的房屋住宅、商业建筑、市政中心都在扩建或者翻新，城区外面沿河街道也屡经修缮，至 13 世纪城区的规模早就超越了过去的局限。
由于被城墙包裹的伦敦核心区面积有限，贵族们首先将自己的生活空间向外拓展。
中世纪中晚期，伦敦的贵族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是城市西边的斯特兰德，这里不仅位于泰晤士河河岸，相比起伦敦城内的航脏杂乱，市井喧嚣，斯特兰德的环境更加宜人。
最重要的是这里连接着伦敦城和英格兰的政治心脏威斯敏斯特，有利于贵族们更加方便的接触和处理议会和王室的事务。
在威斯敏斯特不仅有修道院教堂和王宫，还有各种王室法庭，使得威斯敏斯特与伦敦之间的土地发展成为教会和统治阶级的住所。
伦敦市民在生活空间上的拓展主要着眼于原本尚未开发的城郊。城市北面的大片沼泽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曾被治理开发，伦敦市民无法决定是将其改造成田园还是当作空地闲置。
尽管这块土地曾被威廉·菲茨斯蒂芬称赞为“年轻人的游乐但人们更多的还是将其当作沼泽地和垃圾场。
从 14 世纪初开始，城墙附近场”，的几块荒地渐渐被开发成花园，城墙外的废弃沟渠也被清理干净并将其用于发展园艺业。
1415 年，伦敦人决定在这里建造多个花园用以出租，并在城外开辟出横纵相交的小路同新建的摩尔盖特相连。到斯托下笔记录时，“原本属于护城河的区域已经被花园和房屋侵占了很大一部分”。
除了横穿该地区的道路和紧邻城门的土地外，似乎直到16 世纪，城墙内 16 英尺长的土地以及城墙和城沟之间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开放的空间和花园。
城市周边的一些私人菜园生产水果和蔬菜，这些水果和蔬菜被用于商业销售。
伊利主教亚当·维努尔(Adam Vynour)在霍尔本出售洋葱、大蒜、萝卜、韭菜、欧芹、香草和豆子。
许多伦敦人有自己的小花园，他们在那里种植藤蔓和香草。一些空地被用来饲养牲畜:在城市里可以找到家禽、山羊和猪，鸭子被饲养在克里普莱盖特郊外的沼泽地上。
新拓展的地方为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提供了新空间，那些没有自己花园的人可以坐在教堂院子里，或者走在城北和东边封闭的田野里。
<<——【·威斯敏斯特·】——>>
中世纪的威斯敏斯特是伦敦的另一个“心脏”。这片土地最初是埃德加国王在960 年赐给修道院的领地，其范围从修道院一直向东延伸到伦敦城墙。
从忏悔者爱德华国王开始，一直到诺曼王朝的几任君主在此处大兴土木，使得该地的政治意味愈发浓厚。
威斯敏斯特在10世纪初还只有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后来因“怀悔者”爱德华的扩建才使得该地区正式发迹。
爱德华从小跟随母亲诺曼底的艾玛在诺曼底生活，从语言到生活习惯都是遵循的诺曼底风俗。
也正因如此爱德华与伦敦并不亲近，甚至拒绝在伦敦城内生活，而是长期停留在索尼岛(今威斯敏斯特一带)的本笃会修道院。
后因修道院狭小，爱德华决定扩建,在修道院西边新修一座罗马风格的大教堂，并邀请了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来主持修建工作。
不仅如此爱德华还在教堂附近重新又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并在教堂东侧的泰晤士河岸边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宫殿一威斯敏斯特宫。
威斯敏斯特宫是自忏悔者爱德华统治以来中世纪英格兰王室最重要的皇家宫殿。
其核心建筑是 1097 年威廉二世建造的大厅，是英国皇室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场所，包含一个代表国王权力的法庭。通过构造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入口大门。
爱德华三世建造的钟楼、加冕礼时使用的喷泉。这里既不是宗教区域，也不是家庭场所，而是一个包含政治、司法和仪式的综合空间。
这一系列大兴土木的工程对这片地区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预示着国家的权力中心开始向伦敦集中。
同时国王又与伦敦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一个全新的政治中心在伦敦城外崛起。
与承担着商业和贸易功能的伦敦核心城区区分开来但是这种抽离必然会导致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王室在相关事务的处理上常常有悖于伦敦市的原有习俗，从而给王室和城市的关系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
<<——【·结语·】——>>
从一开始就与王室紧密相连的威斯敏斯特地区不同，萨瑟克区(Southwark)长期依附于伦敦，且始终没有形成有组织的中心性权力，伦敦的当权者多次试图对萨瑟克区内各自治庄园领主和依附于领主的居民施加权力。
“Southwark”这个名字在9世纪一份名为 Burghal Hidage的文件中首次出现，该文件是阿尔弗雷德为加强应对丹麦人的防御而做的城镇网络规划。
即在重要的交通线路上建立坚固的防御城镇旨在成为地区贸易和管理中心，以及用作周边村镇居民的避难所。
在阿尔弗雷德的规划下，萨瑟克被视作泰晤士河南岸面向伦敦的防御桥头堡，当他从丹麦人手中收回伦敦后，为沟通这两个地区又在泰晤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用以连接二者。
在之后的岁月里，萨瑟克的政治作用变得乏善可陈，既没有国王对此特别青睐其自身也没有形成足够自立的政治组织。
但是，该地是从泰晤士河南面进入伦敦的门户，所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很难独善其身。
例如在诺曼征服战役中，威廉一世曾试图以该地为突破口向伦敦推进，遭遇失败后将萨瑟克及其周边村镇破坏一空用以孤立伦敦；
又如第二次男爵战争时(1263-1265)西蒙·德·蒙福特曾被围困在萨瑟克，多亏伦敦市民打开城门将他迎入城中为其解围。
可见在中世纪中期英格兰政治动荡的时候，萨瑟克在拱卫伦敦方面发挥了其最初设计时的作用。尽管萨瑟克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机构，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宪章。
但从 1295 年起，该地就是一个议会行政区，有权向伦敦城市议会递送请愿书和派遣代表。
从 13 世纪开始，伦敦的历史变为核心区域伦敦城，西边的威斯敏斯特和南岸的萨瑟克三个城区的故事，每个城区各司其职,各有自己的利益关注点，居民不同生活氛围迥异。
威斯敏斯特区的关键词是君主权力，萨瑟克的特点是贸易与混乱，伦敦城区则是牢牢把控了城市的“钱袋子”与城市管理的自主权。
<<——【·参考文献·】——>>
- L. Beier, Roger Finlay (eds.), London 1500-1700: The Making of the Metropolis[M .London: New York: Longman,1986.
- Caroline M. Barron. Lond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Government and People 1200-1500[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 N. L Brooke,G.Keir. London 800-1216: The Shaping of a City[M]. Auc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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