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沛

月港：大分流下东西方贸易的交汇点

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海域实力的增强，“朝贡”受挫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地势力开始以武力达到与明朝互市的目的。贸易背景的差异迫使明朝政府必须重新审视中外关系，以设法缓解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当16 世纪世界贸易圈逐渐形成之际，中国已不可能自外于这个体系。大量白银的涌入，导致了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就是这一事实的体现。

“大航海”的发起国是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二者是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为了避免同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纠缠，它们分别向东(印度洋方向)和向西(大西洋方向)做远洋航行，最终成功开辟了到达东方的“新航路”，即“东方航线”和“西方航线”。从两条航线的开拓情况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找寻的目标都不是印度，而是传说中的“中国”，即当时所谓的“契丹”(Cathay)。

在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而“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大航海”的目标国非常明显，就是中国或日本。欧洲人远道而来寻求的贸易路线本质上不过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改道，从此，新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由以前的“丝绸之路”变成了“新航路”。欧洲大约在1300年开始了商业革命，两个世纪后，海外探险蔚然成风，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想在东方贸易中抢占先机。为解决两国贸易上的争端，1529年，由罗马教皇出面，西、葡两国划定了势力范围。以“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线”为界，以东为西班牙人的活动范围，以西为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这就是著名的“教皇子午线”，这个子午线的位置就是在中国福建南部厦门湾的月港。

航海探险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帝国，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是难以估价的。首先是，使得以往局限于狭窄范围的地中海贸易扩展为世界性事业，航海大国的商船首次航行于“七大洋”(西方人的习惯说法)；其次是，商业贸易的数额和消费品的种类大量增长，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封闭的“天朝”卷进了全球化贸易浪潮之中。

然而，自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军屯、民屯、商屯制度崩坏，里甲、匠籍制度瓦解，流民骤增，军士逃亡、北部边防收缩等社会问题使明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逐渐下降。宣德八年( 1433) 以后，明朝就不再派遣使团远航海外招徕入贡和直接在海外进行贸易活动，而对于并不熟悉的西方商业殖民者更深怀戒心。特别是葡萄牙入广东贸易不果，移驻浙江海面造成了明海疆的不宁，及荷兰人窃据台湾后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使明政府的海疆政策更加紧缩。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历史酝酿着巨大的变化。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关系逐渐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发生。封建时代不断输入的东方奢侈品，使统治阶级惊羡不已，以为东方是财富的源泉，赞美东方富庶的《马可波罗游记》风行一时，更加深了这方面的印象。以残酷对外掠夺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欲望，激发了西欧殖民者向东方的扩张行动。

14世纪贸易海图

自14世纪起，西亚一带政治动乱，东西方陆路交通诸多不便，接着土耳其人又控制了东部地中海，限制西欧商人的贸易活动。为此一些西欧商人遂热衷另找到东方的新航路，最先组织远洋航行的国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 15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成为葡萄牙海外政策的主要目的。迪亚士(Bortholomew Diaz)奉命率领三艘帆船，于1487年8月离开里斯本，从海上探寻通往印度的道路。1488年底，迪亚士回到里斯本，带回了环绕非洲大陆顺利航行和打开通往印度的消息，坚定了国王约翰二世进一步探险的决心。1496年12月，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御前会议上提出继续探险的打算。

1497年，葡萄牙贵族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绕过好望角，沿东非南岸进入印度洋。1510年葡萄牙军队攻陷印度果阿，且在其地建立堡垒。接着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不久又向中国东南沿海展开武装骚挠和贸易活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佛朗机番(即葡萄牙人)以货泊浯屿”，漳州驻军“攻之不克”、“月港贾辄往贸易，禁之不可35”。按：道光《厦门志》载“浯屿，在厦门南大海中，水道四通，为海澄、同安二邑门户，”是葡萄牙人初涉闽海之地。

当时的月港是十六世纪中国唯一的合法民间外贸港。于是，大航海时代的西方地图上，频频出现一个叫“Chincheo”（漳州）的城市。

1548年，在月港外围浯屿的葡萄牙人和中国商人都遭了灭顶之灾。这一年，闽浙提督朱纨调集大军包围了浯屿。第二年初，据险困守的葡萄牙人及其同伙不得不放弃浯屿，朱纨随即派兵追杀。在地处闽粤边陲的走马溪，明军伏击成功，朱纨在战后上奏说，经此一役，共有239个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被斩首或俘虏，从此以后，“全闽海防，千里肃清”。

1557年葡萄牙占领澳门，从此澳门成为其藉以沟通印度、中国、日本等地海上贸易的中转口岸。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寇、丁香和肉豆寇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港口果阿(Goa)、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明史》称为满剌加)，以及号称香料群岛的美洛居群岛(Moluccas Islands)。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基本上控制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战略要地。昔日的中非海路，都被阻隔。从中国南海到东非，经好望角的航路取代了经红海到埃及的古老商路。当时，主要航线是:澳门---马六甲---印度(果阿)---东非---好望角---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中马尼拉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而马尼拉大帆船的货源来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贸易港月港，由于它的繁荣，一直有小苏杭的美誉。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马尼拉。专门从事贸易中介业以及其他工商业。因此史家评论说，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

但这种事实使我们从其中能看出些什么呢?“这些事实是否指出人类现在是处于一小群本性整饬的、过分自谓正直的、很倔强地自认为德行完备的人们的掌握中，以致变为十分危险。

这个时期通过葡萄牙人的贸易而外销欧洲的瓷器差不多全是青花瓷器，葡国天主教徒士加斯帕·达·克鲁兹在1569年的著述中，描述了提炼瓷土的方法并且指出了釉下青花的制法，成为第一个描绘中国青花瓷器生产流程的欧洲人。

16世纪中期葡萄人的记录中，对优质的和粗糙的瓷器区分得很明确，而漳州地区窑场所出多属粗糙的民间作品；17世纪初葡萄牙的货船被荷兰人称为克拉克，船上所载的瓷器被称为克拉克瓷器。这种命名缘起于1602年被荷兰掠获的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船上货物是我国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器，而平和窑所生产的锦地开光青花大盘等瓷器通常属于克拉克瓷器类型。由此我们亦可以认定，在葡萄牙人经销的东方贸易商品中，应当包含有闽南的陶瓷产品。

西班牙 与葡萄牙展开角逐的是西班牙。1492年意大利水手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葡贵族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进行了环球航行，于1521年抵达菲律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中的帝多利岛。1529年，葡西冲突，双方缔约，将西班牙殖民地的西界定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其西则为葡属。根据这个协议，西班牙几乎独占了美洲，葡萄牙则将亚洲与非洲置于自已势力范围之下，这是世界殖民地的第一次划分。

1564年和1570年，西班牙先后两度派遣战舰征服了菲律宾群岛的土著，并以吕宋岛为基地，进行殖民统治。“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明时，“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的经济生活主要依赖华人的劳动力和勤苦经营。“每年三月，大约三十到四十只帆船从中国开来，在马尼拉港抛锚，带来生丝、金银线、绣花织物、瓷器、精美陶器、活家禽以及别的中国货物。这些货物装上小船运到‘巴利昂’(唐人街)，在那里卖给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中国商人接受银圆(墨西哥比索)作为他们货物的代价” ，1603年和1640年，西班牙殖民者两次对华人大屠杀，每次都有2万多人失去生命，使华人及其贸易遭受重大损失。

马尼拉大帆船

（扩展资料： 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明朝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大明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丝绸和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大明帝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明朝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每个角落。）

西班牙国王通过新西班牙(西属殖民地墨西哥)的统帅府而统治菲律宾。在西班牙征服的初期，马尼拉是一个自由港，她和所有的亚洲国家和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开辟了横渡太平洋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连接亚洲和美洲的航线，满载商品的帆船，称为“马尼拉”大帆船，其中运载有中国的瓷器、丝绸等特产。

1992～1994年，菲律宾国立博物馆等单位在吕宋州福球岛海域打捞出土一艘沉没于1600年12月的西班牙圣迭戈号指挥舰，该船的陶瓷，有景德镇窑系的青花芙蓉手瓷器，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景德镇窑系青花芙蓉手，也有漳州窑系青花芙蓉手盘，可见当景德镇窑系的青花芙蓉手问世后，立即被模仿并批量生产。

沉船中的中国闽南克拉克瓷器

该船陶瓷中，有福建、广东产的黑釉四耳壶、华南三彩牡丹蔓藤粘贴花四耳壶、安平壶（白瓷)、泰国四耳壶、缅甸四耳壶，其中中国壶占48.5%。该船出土物中的漳州窑系青花芙蓉大盘，有荷塘芦雁八开光、牡丹立凤六开光、卧鹿六开光、雉鸡牡丹六开光等图案均与平和窑烧制的产品相一致。同时，还出土有在墨西哥制作而用于贸易的西班牙银币，是西班牙人在亚洲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确证。

1573年马尼拉大帆船，装载中国瓷器22300件，是中国瓷器运往美洲的最早记录，此后仍在继续，其中包含闽南陶瓷。位于中美洲西印度群岛中的牙买加，1981 ～1983年美国海洋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调查，发现有3件“中国白”茶杯，器表刻有细线的缠枝花纹；1966年这里的海域中发现了多件“中国白”观音像，其中一件容貌秀美端庄，双目微合，头发髻，上披头巾，身穿宽袖衣裙，衣褶流畅，跌坐，双手抱一童子；1987年在该国罗亚尔港进行的发掘中，也出土有28件中国瓷器，其中经过鉴定的有“中国白”瓷狮像，数量至少有4件。

荷兰东印度公司 继葡萄牙、西班牙后，荷兰殖民者也加入了远东的竟争。1595年，荷兰远航商船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不久又进入南洋群岛。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1619年荷兰入侵占雅加达，1641年、1658年先后占领马六甲和锡兰，排挤葡萄牙的势力，成为海上新霸主，从马来群岛至好望角一带独占广泛的特权，也是控制东西方贸易的生力军，瓷器则是其大宗买卖。

荷兰东印度成立不久，便在万丹(今印度尼西亚西爪哇万丹)北大年(今泰国南马来半岛中部北大年一带)等地购买、转贩中国瓷器。这两地都是中国闽粤商船及移民的常聚之地，漳州人张某曾担任过大泥国的哪督〔大酋)。

《明史·和兰传》明确记载:“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吕宋及咬留巴(马六甲)者，和兰(荷兰)人就诸国转贩。”1603年，荷兰武装船队在大泥(即北大年)捕获葡萄牙大帆船“圣·凯瑟琳娜号”，该船装载的中国瓷器将近60吨，约10万件。

次年这批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为之风靡，来自各地的买主包括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派遣的使者，纷纷前来购买，他们尤为其中晶莹绚丽的中国青花瓷器所震惊，瓷器在欧洲的声望骤然高涨，需求量急遽增大。这次拍卖获得的惊人的利润，驱使荷兰人更加积极地从事瓷器贩运。1619年雅加达被占领后，更名为巴达维亚城，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大本营，荷兰展开各种手段的殖民主义的贸易活动。

1624～1661年，荷兰占领台湾期间，以台湾为中转站，发展巴达维亚与中国、日本、吕宋之间的贸易。荷兰的台湾商馆购买中国货物，主要通过住在福建沿海的商业代理或“或靠私商”进行，他们是与荷兰人关系密切的大商人，拥有巨额资本，是荷兰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依靠对象，如李旦、许心素、郑芝龙等。收购的商品主要是生丝、磁器、砂糖、丝织品以及台湾的鹿皮；而销往中国大陆的货物，主要是东南亚的香料如胡菽、丁香、苏木等。

据载：在“希达姆”号航运到阿姆斯特丹的货物清单中，有从漳州河(按:泛指以九龙江流域为中心的闽南沿海一带)购到的细瓷器12814件，价值1645荷盾，平均每件约0.13荷盾；航行到荷兰德尔夫特的“德尔夫特”号载运清单中，有各种瓷器9440件，部分是掠夺的，部分购自漳州河，价值为1131荷盾，平均每件约0.12荷盾56。至31日，有四条船从台湾载运135005件中国瓷去日本，其中有38865件青花瓷、640件红绿彩盘、2050件青花盘和94350件饭盅和茶盅。

显然，这些记录中的瓷器都是属于从福建港口输出的，大部分应属于闽南地区的产品。当时的闽南窑场，除了出产繁多的粗瓷以外，也有烧成不少细瓷，如平和田坑窑素三彩、诏安秀篆窑、华安东溪窑青花瓷，足可与景德镇窑相媲美。

为了促进东印度公司大本营巴达维亚城(俗称吧城)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繁荣，荷兰殖民当局大力招徕中国船只和中国移民。据统计，从1619年东印度公司占领雅加达到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前夕为止，前后大约四十年，是吧城华侨人口的上升期，由期初的300～400人，增至期末的5000余人58。

如1625年2月24 日有一只泉州船驶到，载入中国人480名，其中商人40名，船员水手80名。带货的小贩360名，这“随货同来的360人都是肩挑中国磁器到处沿街叫卖的小贩”。由于荷兰人东侵之后，初期的武力通商和劫掠平民，都在漳、泉一带；17世纪公司派船来华贸易，也是以漳泉一带为对象，而福建人一旦定居海外之后，返国就不像广东移民那么来得方便，加上国内“苛政猛于虎”的政治迫害，这历史传统的继续，形成后来吧城华侨“大约闽者居十之六七”，又以漳泉二府居多的比重，闽人“多富商钜贾”，“为甲必丹(华侨首领)，皆漳泉人”。

月港遗孑容川码头，题名石碑是货真价实的原物

闽南商船与移民的到来，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贸易，致明末清初闽南陶瓷遗留该地甚多。1929年，荷兰采矿工程师佛贝克(1841～1926年)以往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广泛旅行期间收集的中国陶瓷，被捐献给荷兰吕伐登的普兰西夫博物馆，陶瓷专家巴巴拉·哈里逊对这批的305件陶瓷进行了分析研究，于1979年整理成《汕头器》一书出版。当时之所以命名为“汕头器”，原因是西方研究者认识到这批陶瓷的特征与景德镇窑有所区别，并推测其产地在汕头港附近的地区。

汕头港于1861年开埠，至近代闻名于海内外。汕头器的整体特征是胎质灰白粗糙，装饰作风粗犷草率，底足普遍附着砂粒，产地应包括广东潮汕和闽南地区。闽南平和县南胜、五寨等窑经过部分考古发掘和普遍调查，已证实是汕头器的重要产地。《汕头器》一书中所列的蓝釉的白花盘，青花麒麟、雄鹰、高士和各种锦地开光盘、彩绘花鸟碗等均与平和窑烧制的雷同，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输入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陶瓷。

东印度公司的海上航线从亚洲、非洲连接至欧洲。荷兰人开辟了一条从中国南海经巽他海峡至好望角横渡南印度洋的航线，或从中国经马六甲、马斯克林群岛至好望角的航线。据统计，1647～1821年间好望角一带沉没的海船达61艘之多。

南非的开普敦成为主要中继站。好望角则是荷兰殖民者于1652年开拓的一小块殖民地，在荷兰所有的殖民地中统治时间最持久，这不是一个贸易站，而是为了向去东方途中的船只提供燃料、水和新鲜食物而建立的一块真正的殖民地，由此向西进入大西洋则航行至阿姆斯特丹。1976年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附近海域，昔时拿破仑被流放的故地，发现一艘1613年沉没的荷兰“白狮号”旗舰，从船中打捞出许多中国明万历时期的“芙蓉式”青花瓷器，其中也包括“汕头器”类型的青花、彩绘碗、罐、盘、碟等，产地主要出自漳州地区的平和等窑场。

东印度公司广泛的贸易，使阿姆斯特丹成为17世纪欧洲最大的国际性港口城市。据统计，17世纪中叶，荷兰拥有的船队，数量相当于欧洲其他各国船队的总数，除开不能远航的单桅船和其他为数极多的小船，远洋船数可达6000只，按每条船载重100吨雇佣8名船员计算，总数至少为载重60万吨，船员4800名。不但有数量，而且有质量，荷兰人执掌了当时世界海运之牛耳。

庞大的港口货物吞吐和集散，阿姆斯特丹的街区、楼厦和大部分沿河房屋。到处建筑仓库和地窖。在近代考古调查发掘的遗迹中，还发现有居民住宅内的窑穴，地层的断面所包含的中国陶瓷堆积清晰可见。出土的17世纪中国陶瓷中，有青花双鹿八开光、荷塘芦雁盘、山水、缠枝花酱口碗等器皿，与平和等窑产品相似。

明清时期，通过葡、西、荷等国远东贸易而流传欧美的闽南陶瓷中，德化的白釉器是一种受到特别青睐的品类，以“中国白”称著而被欧美各国的大都会美术馆、艺术馆、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所保存，并多次举办展览，让西方人窥视了东方艺术的真谛。如创立于1925年的马坎特父子公司先后举办了八次中国古代瓷器展，在1994年举办的一次《中国白展览》中，展示了100多件精品，并出版了图录专刊。

该书作者据作品铭文、沉船考古、静物画以及财产清单等方面的资料研究，认为“中国白”制作的黄金时段是在1610～1710年间的一百年，具体断代的标准可划分为1640年左右和1690年左右两个早晚的时期。前期作品中包括1511、1610、1629、1636、1645年中国朝代纪元的铭款，既有人物塑造型的笑布装和尚、李太白醉酒、立于云端的观音、趺坐佛祖、坐在蒲团上的达摩、坐岩文昌帝君、坐岩观音与手持莲花的善财童子、坐岩抱子观音等；也有动植物仿生造型螃蟹洗、獬豸烛插、狮子烛插等，还有剔贴梅花的各式执壶、杯和鼎炉、簋式炉、筒式炉等生活文玩器皿。

著名匠师何朝宗的杰作属于这一时期。从总体形制看，中国民族的风格比较浓厚。后期的作品时届月港衰落之后，除了继续前期的种类外，西化的现象呈增长的趋势，如人物方面出现了亚当、夏娃、骑士、家庭生活组雕等作品，从衣冠面貌到使用器具都趋向欧式的形制，观音神像类似于圣母玛利亚，反映了适应西方需求的制作工艺特点。白瓷异常光滑，富有质感，柔和而浓郁的釉，是极大魅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加上匠工精心雕刻而焕发出来的形神兼备的姿彩，令人刮目相看。

通过葡、西、荷等国远东贸易输入欧洲16、17世纪中国瓷器，包括闽南陶瓷在内，带来了东方文化鲜活信息，增添了新颖的生活内涵。17世纪时，英国人以中国CHINA一词代称瓷器，因为它起源于中国而且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中国瓷器不仅为欧洲人提供了清洁美观的饮食器皿，而且被当作珍奇的艺术品，陈设于宫殿、官邸。

1586年，法国王室有一份财产清单，载明弗朗西斯一世的财产中有一大批巧工制成的瓷瓶瓷碟。凡尔赛宫有一个瓷器室，藏有路易十四珍藏的中国瓷器。1686年暹罗通过其大使赠给法王的一批华丽瓷器亦藏于此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藏有一个白瓷磁碟和一青瓷杯，被视为无上的珍品。今天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院藏有一个青白瓷阔口大水瓶，作八角形，配上以精美的银座，刻有1585年的宫廷标记。玛丽女王也是一个附庸风雅，热爱中国瓷器的人，为储藏中国瓷器，她还在宫内建了许多玻璃橱。收藏瓷器，成为欧洲贵族阶层况味人生价值的时髦标准。

明帝国和葡萄牙人则在这一役之后都改变了贸易政策。葡萄牙人开始以贿赂和奉承的手段对付中国官府。作为回报，他们于1553年在广东香山夕卜海的小岛澳门获取了居留权。明朝也开始承认民间海商并允许他们存在，隆庆元年，月港正式开放。虽然对每年商船的出洋数量和目的地港口均有限制’但对于一直以来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来说，终于有一处允许民间贸易存在的港口了，它很快带给明帝国丰厚的回报。

东亚海域的交易地点(15 世纪到 16 世纪)

1576年，月港的关税收入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月港的关税收入达到29000两白银。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从月港运往东南亚再转运到欧洲，在欧洲引起了一场长达百年的“中国热”。月港的开放，也使得以往籍籍无名的鼓浪屿成了众多商船的经行之地。为了管理海洋贸易，明廷规定，从月港出洋的商船，必须在中左所（明代厦门城）接受盘验，然后移驻曾家澳（今曾厝垵）候风开驾，鼓浪屿就在这些商船从中左所到曾家澳的必经之路上，而且当时的鼓浪屿龙头码头一带尚是一个优良的港湾。很有可能，当时的鼓浪屿已成为不少商船的停泊、补给之地，也因此进入了到中国来的西方扩张主义者的视野。

月港的开放毕竟只是海禁背景下的一种有限开放，明廷虽然允许中国民间海商出洋，但严禁西方商人到中国直接贸易，这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商人的胃口。中国瓷器的输入，推动了欧洲瓷业的建立和发展。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于1580年设厂仿造瓷器，生产蓝花软瓷，质量还好，但不能大量生产，并在17世纪初已停止制造。该厂产品遗留下来不过50件，大都藏于著名博物院里，称为欧洲瓷器的最早产品。此后，欧洲瓷器的滥觞，较多的师慕于德化白瓷的风范和神韵。

1673年，法国人波特拉特在鲁昂设立瓷厂，是法国瓷厂的先驱。法王给予它特许证说:“给予制造像中国的瓷器盘、碟、壶、瓶等的专利权三十年”。该厂的产品是软质瓷器。从瓷器的外表看来，都是仿效中国瓷器的。它制造的白瓷器显然受到当时欧洲欢迎的德化白瓷影响。可惜波特拉特一死，瓷厂就停办了。圣克卢瓷厂以制造软瓷著名。它努力仿造中国瓷器并与由中国输入的瓷器竞争。它对于中国瓷器模型，无不进行仿造，时出新意，所作十分美丽。它仿效福建白瓷，在单色器上浮雕花纹，颇为可观。

总之17世纪前后欧洲瓷器还在模仿试验阶段，虽有瓷器生产，但都是质量不高的软瓷或骨瓷，不足与先进的中国瓷器竞争，因此中国瓷器变成为欧洲商人的争购对象，每年几千万担运入欧洲，都有大利可图。

由于荷兰人对景德镇窑、平和窑“克拉克”瓷类型“关蓉手”青花和彩绘瓷的大量经营和使用、此类瓷器则从贵族阶层逐渐普及到庶民之家，成为厨娘手下和餐桌上常用器具，因而北欧17世纪静物画以及风俗画的题材上，频频出现此类瓷器的身影。一些优秀的画家悉心观察各种日用器皿、珍肴果品，对它们做了十分细致的描绘，使其极为真实生动。如奥斯艾斯·波尔特创作于1608年的一幅布上油画，为名《瓷碗里的樱桃和草莓》，画面上有三个青花、彩绘芙蓉手瓷碗、盘与高脚的玻璃杯互相高低错落，极富立体神韵。

现在的月港，当年的港市遗址仍依稀可见

现在的月港，当年的港市遗址仍依稀可见。江岸一里多的古港口，还能见到7个古码头。东岸是督饷馆的附属机构，征收商品税的饷馆码头，西岸是供船只停靠的六个商用码头（路头尾码头、中股码头、容川码头、店仔尾码头、阿哥伯码头、溪尾码头，其中阿哥伯码头也做军用码头），在不到一公里的江岸线，密密麻麻的分布着七个码头可见当年月港的繁荣。海澄曾有五个商市（港口市、旧桥市、霞美市、县口市、南门外市，其中南门外市是在清朝兴起，其他商市皆在月港开关时期达到极盛），现在依稀可以辨认其位置，但是留下古店铺的只有旧桥市的帆巷和港口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