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45周年#

作者: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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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我军断然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

众所周知,反击越南的局部军事行动,是我军不得已而为之。

我军在发动反击之前,对越军在南疆边陲屡屡制造摩擦的恶劣行举,再三提出严正警告,对越军多年来的变相蚕食,也一度退避三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境争端。但是,这并没有换来越南的收敛。为了捍卫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忍无可忍,决定“打小朋友的屁股”。

对越自卫反击战,为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难得的外部环境。

但是,在南疆的硝烟尚在弥漫之际,国内外就充斥着一种奇怪的论调:我军发起的自卫反击战是“一意孤行”,完全不顾国内十几年无战事、国际上没有几个国家支持的不利局面。

甚至说,我军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是给美国的“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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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向边境地区集结】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因为,早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就有人搬出类似的观点:我军不惜砸锅卖铁也要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扛到底,除了自身安全的考虑,更多还是为了给苏联献上“投名状”。

持此观点的依据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后盾,都完全不能和在二战中赚得盆满钵满的美军相提并论。但是,为了“站队”,只好勉为其难出兵。

这也是某些人所谓抗美援朝是我们给苏联献“投名状”的依据,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前,第二代领导人邓公频频访问东南亚和美国,已经就军事打击越南初步达成一致意见,而打击越军的最终目的,就是给美国献“投名状”;

第二点,我军对越自卫反击的军事行动发起之前,已经得到美国总统和美军高层的大力支持,战火燃起后,美军的卫星和情报机构也给我军传递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第三点,邓公回国以后,不少高干子弟纷纷退出军队,准备对越反击战结束以后,马上和美国、西欧国家做生意、赚大钱。

持“投名状”论点的人,还常常拿《高山下的花环》的赵蒙生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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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军部队向南疆集结,很多采用“闷罐车”运输。坐过这种闷罐车的,都属于老兵了】

事实上,上面这三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

首先看第一条依据:邓公战前出访美国,是不是和美国谈“投名状”?

邓公访问美国的时间点非常敏感,1979年1月29日到2月5日,回国后仅12天,南疆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打响了。有人据此认为,我军反击越南就是为了献“投名状”。

但是,持此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邓公出访并非是为了对越反击战,而是1971年周公和尼克松“乒乓外交”的延续,是中美关系的真正“破冰之旅”。

再看“投名状”论的第二条依据:美方支持我军采取军事行动。

事实上,我军决定对越方采取军事行动,在1978年的会议上已经敲定。邓公访问美国期间,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美国总统卡特。但卡特担心战事扩大,苏联会介入,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极力加以反对。这场仗,不论美国支持还是反对,中国都是确定要打的。

战争期间,向来以利益为第一的美军,对我军的突然反击一方面在舆论上予以“拉架”,一方面也向我军提供了一些情报,这是当时中美关系改善的一种互动。

至于第三条,老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有一些隐约的表现。但是,自卫反击战中“赵蒙生”是极少数,而“梁三喜”、“靳开来”和“小北京”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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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雷军长独子雷凯华即“小北京”操作82无坐力炮,因炮弹未响而被敌人击中而牺牲,真实反映了当时弹药质量存在的问题】

那么,对越反击战不是给美国的“投名状”,那是为了什么?

自古以来,战争既是政治的延续和体现,也是对外攻击或者保卫自己的手段。无论什么样的战争,都和领土(包括领海、领空)、资源、人口以及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有着共同的本质:保家卫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在百废待兴、实力有限的条件下,依然出兵鏖战三八线,就是为了不让战火继续向我境扩散,以战争来保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建设环境。

我军突然打击越南,一个重要的战争目标是为了保卫边境和平和人民的安全。

越南南北统一之前,无论抗击法军还是对抗美军,越方的胜利都离不开我军的大力支持,包括30万工程、铁路、防空等专业人员,以及高达200亿美元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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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越南的大米】

随着1974年越军南北统一,随着排华的黎笋取代胡志明,越军在5年时间不断对我南疆边境进行袭扰,硬生生地把之前“同志加兄弟”关系变得水火不相容。

随着越军和苏军相互勾结,步步紧逼,反击已刻不容缓。

越军投靠“老大哥”后,自诩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在战略上,越军和苏军一南一北,对我军形成了包夹之势,北疆的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大战随时可能一触即发;而在南疆,越军一面派遣10万大军侵占柬埔寨,一面频频在中越边境制造各种各样的骚扰和武装冲突。

为了制约我军和抢夺南中国海的岛礁和海底资源,越军把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金兰湾租借给了苏军,租期25年。金兰湾位于越南中部,曾经先后被法军和美军在战时用作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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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资料照】

和我军并不友好的苏军占据金兰湾,不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直接暴露在军舰和轰炸机的射程之内,就连马六甲海峡和南华水道等石油运输航线,也有随时被掐断的可能。

1978年11月,越军和苏军签订了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

这一友好条约的签订,似乎给越军进一步侵扰我南疆边境加了一道“保险”和“砝码”。而随着越军蹬鼻子上脸,一步步突破我军的底线,发起自卫反击就成为了必然。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逻辑是:越军步步紧逼——我军决策给“小朋友”一个教训——邓公访美“一石三鸟”:延续乒乓外交,缓和中美关系,寻找外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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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和卡特总统】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任何一次军事行动和局部、大规模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本国的安全、尊严和利益最大化。所以,无论抗美援朝还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而不是什么“投名状”。

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天助自助者”。正像《国际歌》里唱的那样:“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苏相继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第三世界的崛起,美苏争霸的格局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新中国,在世界强国之林始终不偏不倚、不卑不亢。

而这,也是两个超级强国不愿看到的一个局面。

从中苏关系看,苏联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

从中美关系看,美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

所以,抗美援朝也好,对越自卫反击战也罢,都是我军在特殊时期保家卫国、捍卫主权、平衡大国关系的一种对策,与什么“投名状”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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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中越战争秘录》,金辉、张惠生、张卫明著,时代文艺出版社;

2、《惩罚之战:解放军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王丽丽著,吉林出版集团;

3、《从鸭绿江到奇穷河:一个摄影记者的随军纪实》,孔繁根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4、《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罗学蓬著,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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