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14、15世纪，英似乎热衷于对北方市场的渗透。
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英国能够生产优质的布匹进行出口，有些英国商人本身就是布匹的制造者，他们既在国外拥有商业联系，也与当地的生产者具有联系，这就为布匹出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布匹出口的有利条件
王室对布匹出口给予了相对温和的关税的保护条例，得益于这些商人此前在出口贸易中占有一定的商业资源和出口关系网络他们从这种布匹出口中受益时，这种力量便又激发了其参与出口贸易的热情。
这种出口贸易沿着几条英国传统的贸易商路展开，交通线延伸到弗兰德、丹麦东部和布拉班特，以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南岸为主要中转站。
另两条线路通往南欧，一条是经过阿奎月(Aquitaine)和利比里亚通向南欧，北部线路是经过北海和波罗的海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中欧。
对于北海和波罗的海线路，英国商人的渗透相当迅速，对这一地区的渗透使得英国商人与汉萨商人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14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商人在此地区的贸易规模较小且不规律，与在此地存在已久的汉萨商人的势力是无法抗衡的。
但是英国逐渐从与普鲁士的贸易中打开了缺口，英国商人将国内生产的布匹运往普鲁士，普鲁士则将英国人运来的布匹分销波兰和俄国等地，另外普鲁士也将汉萨同盟运来的谷物，蜂蜡和皮毛等商品提供给英国商人。
13世纪末至14世纪上半叶，英国在波罗的海的贸易是断续的14世纪下半叶，英国商人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但泽。
由于当时东西方之间刚开始试图进行直接贸易，作为从事转运贸易的汉萨商人，为了维护同盟的繁荣和联合，必然对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同盟国家，采取维护本土市场和地区垄断的措施。
这种做法使得汉萨商人和英国商人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14世纪至15世纪，汉萨商人和英国商人展开了贸易争夺。
14世纪至15世纪，英国商人热切地入到北部市场的贸易体系中，英国取此行为的动机是明显的。因为在14世纪下半叶，英国本生产的大量布匹过剩，可以供应出口。
爱德华三世为了与汉萨同盟竞争，由纯粹的羊毛出口向呢绒制成品转变。英国商人直接从佛兰德招募纺织工人，建立英国本土的呢绒工业。
实时调整生产
英国商人中，直接从事布匹生产的商人数量可观，他们在与外国进口布匹的商人的贸易往来中，掌握着布匹的盈缺动态，可以实时地调整生产。
另外，他们在布匹出口中也享受政府的保护性关税，种种有利的条件使这些英国商人在布匹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极大，获利颇丰。当英国商人从此种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不断增加之时，商人的逐利性促使他们渗透国际市场的动力愈强。
英国商人扩张其势力时，必然与汉萨同盟产生对立和竞争。英国商人和汉萨商人的竞争表现在英国商人对汉萨商人在英国的特权的不满。
英王给予汉萨商人一系列的特许权，确定了伦敦汉萨商栈在与英国人的事物中享有的特权。爱德华三世在位时颁布市场规章(cartamercatoria)其中规定汉萨商人享有关税豁免权，这样汉萨商人得以规避一系列连年持续增长的关税。
以至于15世纪早期汉萨商人在英国布匹出口中缴纳的关税比英国本商人的数量更少，而且也免受其他额外费用的滋扰。
随着汉萨同盟所采取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手段，汉萨商人的特权地位和在英国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必然激起英国本土商人的攻击和不满。
在英国享有特权和豁免权的汉萨商人越来越受到英国商人的仇恨，英国各城镇发生了多起反对汉萨商人的运动。
这些城镇排斥汉萨商人直接与产品的消费者和农产品的消费者有直接的联系，限制他们的居留时间，规定他们的活动范围和交易的方式。
汉萨商人在经济上的特权和特殊的地位激起了城市中仇外者的愤恨，但是这些仇恨的来源并不仅仅来源于在英国的汉萨商人所获得的特权，因为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至15世纪伦城市和伦商人等英国本商人在商业分销中所获的利润颇丰。
此时，汉萨商人比其他国家商人与英国经济的交往更为密切，他们在贵族和较低等级中均有朋友和敌人，甚至连英国的沙文主义者也对伦敦汉萨商栈的存在做成了积极的评价。
他们的货物都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资，不是奢侈品，而且价格都比较便宜。从这个角度讲，英国人对汉萨商人也具有依赖性。
双方斗争的焦点更主要是因为英国商人在海外贸易中受挫，是对英国商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等汉萨同盟的势力范围内要求平等和互惠的贸易诉求。
英国商人与汉萨商人对抗如此之巨的原因，既是因为英国本土商人在汉萨同盟城镇遭遇的排斥，同时也是因为英国本土商人在英国城镇中与汉萨商人的竞争。
英国人就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利益需要，对利润的追逐使得英国人在反抗汉萨商人的运动中形成了一致的诉求。这种对海外贸易权利的需求，也会刺激国内反对汉萨特权的要求，两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这种诉求甚至导致英国政府一度以剥夺伦敦汉萨商栈的特权要挟，以此取得与汉萨同盟在海外竞争中的砝码。
英国人的一套原则
14世纪末，英国人按照自己的逻辑形成一套原则，英国商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一英国商人需像汉萨商人在英国享有的特权一样，在普鲁士享有优待。如果汉萨商人拒绝英国商人的请求，汉萨商人在英国的特权也将被废止。
这种对“同等待遇”的要求在其后便成为了英国持续斗争的主题，英国商人在英国政府中的代言人使这种诉求的影响力得以扩大,情势很快演变成反对汉萨商人的政党在国会和议会的申诉。
每当英国商人感到这种需求需要被确认的时候，汉萨商人就很难逃避被困扰的状况。
这种持续的博弈，使得双方的势力，在一定时期内有升有降，但英国人依靠这种角逐，经济力量获得了螺旋式的上升，最终使力量对比出现翻转，英国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在博弈过程中，汉萨商人不会轻易让步，不会轻易授予英国商人同样的特权。所以双方的斗争持续不断，并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总的趋势是英国不断获得其申诉的权利，而汉萨同盟处于被动的局面。
在14、15世纪持续的斗争中，英国获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关闭伦敦汉萨商栈，失去与汉萨同盟的合作。
从另一角度来看，即使英国收回汉萨商人的特权，大量的伦敦零售商也将饭碗不保。
即使此时英国商人享有在但泽和普鲁士享有相应的特权，英国的商业扩展的需要也不会得到完全地满足反对汉萨同盟的斗争，只是加强了英国反对汉萨同盟的力量，为汉萨同盟最终撤出英国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汉萨同盟内部由于利益的不同，内部产生分化，无法在与英国的斗争中采取统一步。
14、15世是汉同内部关系的关键阶段，随着英国与汉萨同盟竞争的加剧，科隆商人不断地批判汉萨同盟的政策，甚至几乎破坏了汉萨同盟在西翼的体系。这些城镇在英国与但泽和普鲁士的问题上持有自己的观点。
但泽在实施关于英国的政策时，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中动摇。一方面它希望将英国商人排斥在但泽地方市场之外，同时希望保持和英国之间的重要的商业关系。
但泽的地方垄断导致了其与英国商人的斗争，但与英国商人进行贸易时所获得的商业利润也使得它无法做出最后的决断，导致了但泽在对待与英国的贸易中的“两面派”的态度。
一方面，它避免使用吕贝克在对英贸易中采取的“暴粗”的武力态度。另一方面，但泽是第一个打断汉萨同盟对英因的阻断措施的成员，开始寻找对英的温和的斗争策略。
普鲁士态度则是比较复杂的它对存在于北欧的其他商业力量采取独立于汉萨同盟之外的政策。在上述情况下，14世纪下半期至15世纪早期，英国商人得以始终屹立不倒。
以致于每次汉萨同盟通过关于汉萨同盟在英国特权的问题的章程、英国商人在波罗的海的经济地位的问题时，汉萨同盟内部的意见始终是分裂的，不能达成统一的立场。
这种情况也导致了英国的谈判者多次成功地离间了汉萨同盟。直到1468年，汉萨商人尚不能组织一次广泛的成功的对英国商人的阻截活动。
15世纪后30年，英国商人在波罗的海的经济地位呈现乐观的局面，似乎可见其胜利的曙光。但此时的英国尚未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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