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19、20世纪之交，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
它关心的是国内事务，至少是在理智上遵守17、18世纪承袭下来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原则；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
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背景
它同世界经济和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也在为以前旧世界所特有的那些困难问题所烦扰。”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美国带来了全面、深刻和多层次的变化。它使美国的综合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上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跃居世界第一。
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科学创新和技术改革快速转化为生产力，新的产业结构的出现，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使美国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贫富分化加剧。
大企业的兴起和垄断组织的出现，使生产向资本化和社会化进一步加深，由此必然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美国向外争夺市场和进行资本输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野心勃勃地积极寻求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垄断资本家成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的直接驱动者和策划者。1873，1882-1883，1892年连续三次爆发经济危机，给正在茁壮成长的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加剧了资产阶级进行海外扩张的紧迫感。
1898年缅因州参议员威廉·弗烈伊说：“我们必须获取市场，不然我们就要发生革命。”所以美国新左派外交史学家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认为海外扩张不仅是为了获得原料和市场，而是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危机，防止国内发生革命运动。
美国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为它在20世纪之初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历史经验和理论工具。美国在历史上就有着扩张主义的传统。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在西进运动的洪流中就弥漫着“天定命运论”的扩张主义思潮。
美国建国伊始，约翰·昆西·亚当斯就公开宣称，美利坚共和国“命中注定”要“扩张到全球1/4的北美洲”，而1893年年轻的历史学家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发表后，“几乎未经批评的检验就为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迅速地,几乎一致同意地接受”。
特纳指出，
“扩展势力，在新的领域内承担重大的责任，以及进入世界列强之林——这一切都不是孤立的时间。就某种意义来说，这确是这个国家向太平洋前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也是它占领自由土地和开发西部资源时代的继续。”
这不仅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为社会舆论所普遍接受，同时，它还为执政者制定扩张政策提供了历史的理论依据。西奥多·罗斯福在读到特纳的文章后，受到“很大的感动”。
认为这篇文章中包含着“非常有趣味和启发性的”思想，而且这些文章发表的“正是时候”。这样，在美国出现了一批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者，首要的就是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C.洛奇。
而且在19世纪末，随着北美大陆边疆的消失，扩张主义者就盯上了新大陆以外的领土和领海。
而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一些人就对政府的古巴政策进行抗议，反对政府的扩张倾向。随后的加勒比干涉、萨摩亚群岛事件、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边界之争，这都酝酿着反帝国主义的情绪。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西欧列强纷纷在海外抢占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但是当美国跻身世界列强之后，却尴尬地发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几乎瓜分完毕。
“美国在欧洲、英帝国、非洲甚至南美洲寻找市场，似乎都没有多大希望，只有中国还存在着广大的市场，只要一提到4亿顾客这个惊人的数字，西方的实业家就觉得心荡神移”。
但自1895年起，中国也成为列强争夺的中心。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原因在于不但美国距离中国十分遥远，而且美国军事实力非常弱小，当时,美国的常备陆军只有6.2万人,海军舰只总共才81艘。
而当时俄国常备军有75万人,法国有60多万人,德国有50万人。就海军力量来看,沙俄有军舰286艘,法国有403艘,德国有216艘。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陆军数量虽然不如德、法,但其海军力量却遥遥领先,军舰数量达到了581艘,是美国的7倍。
美国的军事力量
所以就美国的军事力量而言,根本不具备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抗衡的实力。因此，美国在加强海军建设的同时，积极在中国周围和沿海岛屿寻找向中国进行商业扩张的基地，而菲律宾就不幸地成为其选择目标。
“美国占领和保护菲律宾，主要是使菲律宾成为美国在远东进行商业扩张的基地”。为了建立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殖民帝国，美国国内的扩张主义思潮再次高涨，谋求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已成为国内一部分精英分子的共识。
虽然海外扩张满足了美国人追求国家强大的欲望和国内利益集团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但却因为违背了美国人一直引以为荣的民主原则而导致美国大众心理上的失衡和信念上的动摇，“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是否应该攫取本大陆以外的地区。
国会对这个问题的辩论结果每次都大同小异：出于反殖民主义传统或种族原因而反对吞并。”而且，从反英殖民战争中成长的美利坚民族，在骨子里对殖民地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所以当时也有很多反对海外扩张的批评之声，反帝国主义就是其中最响亮的一种声音。
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起源
在19世纪70、80年代，即内战以后，美国社会中也存在少数活动家反对海外扩张的活动，但真正有组织有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于1898年6月成立的波士顿反帝国主义同盟。
1898年随着美西战争的发展，麦金莱政府兼并菲律宾的形势日益明朗，这引起了在19世纪70、80年代从事文官改革的独立派和其他社会改革家的深深忧虑。
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是对美利坚共和国最大的威胁，步欧洲列强的后尘，将会毁了要成为世界榜样的共和国，因此，必须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美国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但是仅仅靠个人的抗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更多的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
1898年6月15日，在盖莫利尔·布雷福德的主持下，在波士顿的法诺埃尔大厅成立了第一个反帝国主义组织—波士顿反帝国主义通讯委员会，联系和组织全国各地的反帝国主义活动。
该委员会的主要人员有：盖莫利尔·布雷福德，大卫·G.哈金斯，欧文·温斯洛，艾伯特·S.帕森斯，威廉·C.怀特，约翰·威尔斯·莫斯和爱德华·P.布里斯。这次会议通过了四点决议：为解救古巴进行的战争不应成为“征服性的战争”；
不侵占任何领土；奉行帝国主义政策会毁灭共和国的自由制度；美国的首要任务是除去自己国内的弊病，如政治腐败、劳资矛盾等问题。这四点决议实际上成为后来美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主题思想。
在波士顿反帝国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组织下，反帝国主义者向共和党、民主党、白银共和党、黄金民主党、人民党、中间道路人民党、禁酒主义者和自由党寄送了大量的反帝文学作品和信件。
1898年11月19日，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反帝国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反帝人士爱德华·阿特金森的办公室里开会，在这次会议上，反帝国主义通讯委员会改名为反帝国主义同盟(Anti-ImperialistLeague)，而且还颁布了反帝国主义同盟的根本大法—宪章。
这是由艾伯特·S.帕森斯,盖莫利尔·布雷福德和大卫·G.哈金斯三人起草的，宪章的内容虽然简短，但是它贯穿于同盟的始终，并且一直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盟对会员的资格规定十分宽松，“只要支持同盟的目标都可加入”。
这就无法确切地统计出同盟的会员到底有多少，只能知道一些著名领导成员的名字，而且，最重要的是，宪章规定必须是“美国公民”方可加入，这就说明，反帝同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不是菲律宾的利益，并不具有真正的无私性。
最后，反帝同盟的工作由执行委员会全权负责，这就使同盟后来的工作带有明显的个人攻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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