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但他不知道的是，毛主席此刻对国家的卫生医疗工作已经积压了一些的火气。
在听完钱信忠的报告后，毛主席当场就将这些日子积压的火气爆发了出来：
“你会不会办事？卫生部的工作这样做哪里还是人民的卫生部？”
那么，毛主席为何会发这么大的火气？当时的卫生医疗到底面临怎样的局面？而事情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卫生医疗变革，中央几次探索
“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避不开的主题，甚至有一种说法叫做“在生死面前，没什么可以说是大事。”
因此，古时有华夏先祖神农“尝百草”，也有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造福万民。
但发展到近现代，在西方科学的发展下，中医开始被抨击为“歪门邪道”。
这让缺医少药的农村，更是没了仅有的一些中医世家。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生病只能是挺着，凭借自身的免疫力度过这些病痛。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十分重视这一情况。
作为农民出身的政党，我党自然非常了解农村的情况，于是采取多种措施希望解决农民就医难的问题。
但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受过系统教育的医学人才更是少之又少，仅有的医生基本都留在了城市中就业。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毛主席提出了“发展中医”的想法。
在农民普遍被“中医医死人”的错误思想误导时，毛主席提出这一做法无疑是有着卓著远见。
在1958年的时候他就做出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
但中医的培养不同于西医，中医更需要时间的沉淀，这也是在我国历史上，中医以“世家”、“私学”的方式传承的主要原因。
虽然毛主席大力推动中医发展，但并不能解决农村就医的“燃眉之急”。
于是，中央又提出了“城镇医生下乡”的方法。
在毛主席和中央的批示下，卫生部下发通知，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帮助诊治。
当时许多著名的专家都响应了政府的号召，比如我们熟知的“万婴之母”林巧稚，著名胸外专家黄家驷等。
但碍于医疗团队实在太少，而急需医疗援助的农民却高达5亿之众。
而且医疗团队下乡，基层医院不可免需要安排接待，协助专家会诊，这又严重影响了基层医院的工作。
此外，当时的医疗团队并不完善，吃饭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这让得知消息的毛主席深感焦虑。
于是，当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来到面前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就做好了“批示”的准备。
“少将”钱信忠，遭毛主席批评
说起钱信忠，早在我党的革命年代，他就已经成为我党不可多得的医学人才。
从30年代开始，钱信忠就开始在宝隆医院就医，当时陈赓负伤在上海休养，就是钱信忠负责，后来程子华也来到了这里就医。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接受组织的安排前往莫斯科进修医学，并在1955年授衔仪式上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1957年，钱信忠学成归来，一回来就成为我国卫生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
面对建国初期我国严峻的卫生医疗挑战，钱信忠如履薄冰，始终坚持深入实地考察。
在缺医少药、经费严重欠缺的情况下，成功控制了烈性鼠疫和副霍乱弧菌的传播。
正因他在卫生领域方面的巨大贡献，党和人民将他选为卫生部部长。
担任卫生部部长不久，他就接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发展卫生人才，但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效果并不理想。
1965年6月26日，他来到毛主席面前做工作的一般性报告。
他向毛主席讲述了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卫生医疗问题，并讲到了全国卫生医疗人员的分配情况。
毛主席对这些情况虽然有初步判断，但也没想到情况已经如此恶劣。
“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农村仅有10%；医疗费用方面，城市也占去了70%，农村只有25%。”
初看这一串数据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要知道，当时全国人口有85%都是在小县城和农村，在城市的只有15%。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医疗服务基本都提供给了城市里的人民，而农民得病往往只能硬抗。
这种情况，毛主席又怎能不懂，因此他一下子就发火道：
“信忠，你会不会做事？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民的15%工作，而且这15%还是城市中的老爷，我看不要叫人民的卫生部，叫城市卫生部或者干脆点，叫老爷卫生部好了！”
钱信忠面对毛主席的诘难也是有苦难言，他只能低着头沉默不语。
毛主席见钱信忠这般反应，也逐渐平静下来，他告诉钱信忠道：
“信忠，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共产党的初心不就是要农民过上好日子吗？我看，现在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已经越发严重，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转到农村去。”
钱信忠道：
“主席，卫生部的工作正在逐渐调整，但医疗人才太少了，城市的医生并不愿意深入农村。”
毛主席回答道：
“我看，他们就是在城市待惯了！忘了农村的百姓在遭受的苦难！”
钱信忠见毛主席又有发火的迹象，赶紧解释道：
“现在的问题，其实还是经济差，一个村子很难养得起一个城市的大医生。这不是医生的收费高，而是西药太贵了！”
钱信忠见毛主席开始沉思，又接着说：
“西药贵，可中药便宜，老百姓负担不起西药，但中药是可以承担的。只是中医曾经医死过人，所以大家并不敢轻易尝试中医。”
毛主席一听，虽然自己早在几年前就提出大力发展中医，可架不住时代的变迁和发展，“重西轻中”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那就是推进“农村医疗”。
他指出：
“乡村医生有三个好处。草药可能无效，但也保险，不会有毒；草药省钱，比西药便宜太多；农村一般都是小病，把这些小病治好，别发展成大病。大病一般都会自己上医院去。”
“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在过了几天的指示中，毛主席又提出：
“医学教育要改革，我看就不用培养那么多年，不用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个三年就可以了，重要的还是在实践中学习，虽然他们本事不大，但起码比一些庸医，巫师是要好的。”
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如今载入史册中的“6·26”指示。
而毛主席当时也不会想到，他的指示，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医疗体系，挽救了千万百姓的性命。
王桂珍的出现、千千万万“赤脚医生”诞生
毛主席的“6·26”指示，在卫生部的推动下开始下达，各级基层单位开始陆续开展医学速成培训班。
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立了一个速成班，并向农村招收学员。
当时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而且要“根正苗红”，此外就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江镇辖下的大沟大队将这个名额给了一向表现出色的王桂珍。
王桂珍虽然出身贫民，但在国家的帮助下也读了几年书。
她在大队平日的生产中，不仅勤奋踏实，还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正因如此，大沟大队认为王桂珍是最适合的人选，就指望着王桂珍学成归来，可以解决大队成员的健康问题。
毛主席的“指示”中虽然提到了3年这个时间，但在实际情况中却并不允许脱产太久。
因此实际上江镇公社的速成班的学习时间，其实只有4个月。
4个月的时间，需要王桂珍等人基本掌握医学上几年的知识，还要学会一些常见病的治疗方法。
这就对这批学员提出很高的要求，比如我们熟知的医学是建立在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基础上的。
但像王桂珍这种小学毕业的学生哪里有机会接触化学和物理，从这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学习难度之大。
但王桂珍心里知道，自己被大队送来学习，甚至大队不惜让她脱产4个月的时间，就是为了她以后可以帮助乡亲们远离疾病。
所以她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晚上老师9点钟下课，她会自己挑灯学到12点才睡觉，一些不懂的知识，她也记下来第二天询问老师。
在这种努力下，虽然时间很短，但王桂珍却学得非常好，成为那一批学员中最优秀的一个。
4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王桂珍在结业之后就回到了大队。
乡亲们见王桂珍离开没多久就回到大队，都担心王桂珍的医术。
王桂珍也不恼，面对乡亲们的质疑，她直接先在自己身上用针用药，取得乡亲们的信任。
很快，就有村民在她的手中痊愈，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信任王桂珍的医术。
王桂珍也逐渐适应医生的身份，平日里，她会背着草药篓在乡间行走，遇到农忙时她也会跟大队一起下田地干活。
这种“半农半医”的形式，就是后来“赤脚医生”的由来。
农民认为光着脚下地干活的医生与城市中穿着皮鞋的医生不一样，于是亲切地称呼王桂珍这样的人为“赤脚医生”。
后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以王桂珍为代表的“赤脚医生”的事迹，此后党中央辖下的《红旗》、《人民日报》等先后刊登了这些文章，这也让“赤脚医生”的形象开始深入群众的心中。
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赤脚医生”被培养出来，专门从事医治农民的工作，也让全国5亿多的农民有了他们的医生。
合作医疗制度的诞生、一个时代的变迁
“赤脚医生”的诞生，虽然短暂地解决了毛主席口中“农民就医难”的问题。
但不可避免的，一些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健康腰缠万贯、大病倾家荡产”。
赤脚医生只能解决农民的一些常见病、小病，但一旦染上大病，赤脚医生无法解决，就只能转到大医院。
而这其中的治疗费用，即使放在今天，听到这个数字也会惊叹“倾家荡产”！
针对这个问题，湖北的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提出了一个方案——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在他的设想中，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
除个别疾病要常年吃药外，群众平时看病只需要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都不要钱，这就是最早的“医保”。
中共湖北省委得知了这种情况，将其写成报告上报给了中央，并获得了毛主席的批示：“此件照办。”
最终，全国范围兴起合作医疗制度，初步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随着大半个世纪过去，“赤脚医生”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对医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让专业型、精英型医生成为大众的需求，这也就意味着“赤脚医生”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
但作为时代的标签，“赤脚医生”的名字已经深深刻在了中国建设发展史中，时至今日也依旧为老一辈的人所称道。
从我国医疗制度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千千万老百姓的困难，始终坚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伟人曾经说自己可以当卫生部长，并不是说他能做的比钱信忠好，而是因为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他希望自己能为老百姓、为人民的健康做出自己的奉献。
也正是有这样一个为人民幸福着想的党，有这样一批又一批为国家未来奋斗的伟人，才有了今日之中国！
参考文献：
“走转改”与新闻党性原则 人民网
钱信忠：新中国卫生事业奠基人 裴培 《中国日报》
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 霞飞
毛泽东的一次发怒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陈立旭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 毛泽东为什么偏偏说自己“可以当卫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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