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之璋
近日，有一位女教授与一位男士就历史真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女教授坚持认为历史应该有真相，而男士则坚决主张历史并无真相。随后，双方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男士以司马光砸缸救小孩的典故为例，进一步阐述其观点。他强调，根据他的考据，宋朝时期无法制作出如此巨大的缸，因此真相到底是什么，永远不知道。此外，他还提出了关于砸缸所用工具的疑问，认为无法确定司马光是否使用石头、砖头或其他物品进行砸缸。男士的这一连串质疑使得女教授陷入了词穷的境地，无法继续反驳。最终，女教授对男士丰富的历史知识表示钦佩。
历史不可能100%了解真相，也不需要100%了解真相。司马光儿时砸缸的事迹，仅是《资治通鉴》中简短记载的一则小故事。此故事未详述事件经过，亦未揭示被救孩童的身份及其后续命运。其目的仅在于展现司马光自幼便展现出的聪明才智与勇敢品质。即便《资治通鉴》未曾记载此故事，对司马光生平的评价亦无实质影响。毕竟，司马光一生事迹丰富，档案众多，我们已可从现有可靠的史料中充分了解其为人。至于是否确有砸缸之事，宋朝当时是否具备制作大缸的技术，以及司马光使用何种工具砸缸等细节，均属历史中的细微末节，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并无重大意义。过分追究此类细节，如宋朝是否能制作大缸、司马光使用何种工具砸缸等，实乃吹毛求疵，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毫无意义。毫无意义的事情不是史学家应该追求的细节。
我有一位朋友，他父亲做过汪精卫的秘书，他写有很多文章替汪精卫辩污。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并未否认汪精卫是汉奸，也未否认汪精卫的后半生给国家带来了灾难。然而，他尽可能的替汪精卫洗白，声称汪精卫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般恶劣。他认为汪精卫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下有着自己的考量。他曾撰写一篇文章，描述了一次重要会议的情况。
据这篇文章所述，会议开始前，蒋介石与汪精卫已经就各自的立场和议案达成了共识，汪接受了一个新职务。会议结束后，官方记录显示汪精卫满面笑容地走出会场，因为他获得了一个虚衔而感到满意。作者找出各种证据，力求证明汪精卫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因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不得不勉强接受该职务。在接任此职后，他回到个人的私家车内，掩面痛哭，表达了对接受这一职务并非出自内心所愿，没有笑容满面。作者为此花费了大量篇幅进行详尽的求证。但是汪精卫无论展现出的笑容满面，还是痛哭流涕，这些外在表现都无关宏旨，关键在于他选择了接受这一职务。
事实上，由于汪在党内的高地位，以及在未抗战时期与蒋介石的权力争夺，他有权选择不接受。然而，一旦选择接受，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至于有人为汪精卫辩解，称其接受职务并非出于个人权利欲望的满足，而是出于对国家、对老百姓的考虑，甚至声称他是被迫无奈、内心充满挣扎地接受这一职位——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汪精卫在实际行动中背叛了国家和人民，成为了汉奸，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历史学家不会过分关注汪精卫个人的内心世界如何痛苦挣扎、天人交战。历史的真相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历史必然有真相。
今日的历史并非缺乏真相，而是可能由于两个因素导致其未能准确呈现。首先，研究历史的人不负责任；其次，研究历史的人心术不正。否则历史绝对有真相，且真相靠的是大量的史料，不是靠孤证。历史也不必追究，司马光究竟有没有砸缸这种细微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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