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有一个“中心”，然后他们会依附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去行动。

这也是所有的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的延伸。

那么古代天下的中心在哪里呢？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曾在《史记》里提到过“天下之中”，但司马迁所说的天下之中不是地理上的位置，而是在经济之中。

以农业为中心的“三河”地区

当初的夏的都在河东，殷商的都城在河内，周的都城在河南，这三河就是天下的中心。

而后来，从三河为天下之中到“陶”为天下之中，是从农业之中到商业之中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在就两次提到“天下之中”，且他们都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那么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夏、商、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这时候农业虽然摆脱了原始阶段，但土地开发能力仍然很弱，农耕区域主要分布在汾河、伊河、洛河、沁河下游一带。

中国古人将黄河支流汇入干流的三角地带称为“汭”，“洛汭”就是伊河、洛河与黄河相汇的地带，汾河、渭河与黄河相汇之处也同样会形成“汭”。

汭这样的三角地带既有肥腴的冲积沃土，又可依托黄河各支流发展灌溉，但没有黄河干流的洪水引发的灾难，有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样的地理条件就变成了地“利”条件，农业的文明决定着中国必然是大一统的集权国家。

这样的集权国家可以调动庞大的资源用于战争，抵抗北方草原骑兵的入侵。

即便是现在最古老的人类文明，也会在我们的文明前黯然失色。

位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曾经是人类最早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就是当今炮火连天、战乱不休的伊拉克。

他们的苏美尔都繁荣两千年了，中国的上古文明才姗姗来迟。

我们的农业文明逐渐向商业文明发展，司马迁《史记》中论及天下经济，曾经这样说道：“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司马迁所说的河东大致在今山西南部，汾河、涑河与黄河干流形成的三角地带。

“唐人”是指唐尧统领的部落，唐尧就是传说的三皇五帝之一的尧。

尧的部落曾以平阳为都城，平阳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主要活动区域就在汾河、涑河下游地带。

“河内”，是指黄河北岸由沁水与黄河形成的三角地带，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南沁阳、济源、安阳等地，这里是殷商先祖活动的地带，被称为“殷墟”的商王都城遗址就在今天的安阳。

这里的河南，并非今天的河南省，而是指黄河南岸，伊河、洛河与黄河构成的三角地带，即今洛阳及周邻地区，这是周灭商之后，周成王设立成周都城的地方。

唐人、殷人、周人所建都城的三河地带，都在大河干、支流相汇的诸“汭”之上，得益于这样的自然条件，就因为这里是当时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三河在天下之中”，此时既是司马迁认定的天下地理中心，也是凭借农业而赢得的经济中心。

太史公司马迁用“天下之中”强调“三河”的经济地位。

而这个地位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

在远古时候，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三河”范围并不大，天下农耕也没有相连成片，农田主要分布在城邑附近，远离城邑的地方或是游牧民族活动区域，或保持自然界的原生态面貌。

在《左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晋献公的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的封地分别在蒲与屈，蒲在今山西隰（xi）县西北，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由于发生了“骊姬之祸”，就是晋献公又找了两个“洋老婆”（狄族美女），其中的骊姬生下了儿子，骊姬于是陷害太子，驱逐、谋杀重耳、夷吾等儿子，致使重耳和夷吾都离开封地逃亡到白狄那里。

狄人，属于以畜牧为生产方式为主的族裙，他们就活动在蒲与屈附近，城邑以外的空间更多是他们的活动区域。

这种农牧混杂，华夷混居的状况，不仅山西如此，河洛一带城邑控制圈以外的地方，也同样是大片荒野。

正因为生产力极低，导致大量土地闲芜，农耕区域还没有连成片，因此出现敌国军队深入国境，还没被发现。

战国时期，秦国入秦郑国就是这样，秦军进来了，郑国君臣都不知道。郑国牛贩子弦高恰巧碰见，于是他以国君之名，犒赏秦军。

秦军将领一看：得了！人家郑国已经知道，必然就做好防备了，赶紧打道回府吧。

秦在关中，郑国在今河南西部，敌军远道而来，若不是巧遇弦高，竟无人知道，可见远离城市的地方多么荒凉，连一支巡逻部队都没有。

这时期地广人稀，无论是为人称著的三河地带，还是其他支流环抱的河汭，农耕区都是呈岛状分布。

岛状农耕区的消失与黄河中下游地区被成片开发发生在春秋末、战国时期。

在以强欺弱的兼并战中，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相继强大起来，如同人一样，开始上学的时候，都是一个起点，随着后来努力程度不一样、天赋不同，每个人的中点、终点就有了天壤之别。

这些强大起来的国家大多在奖励军功的同时，积极鼓励人口繁衍，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切大大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随着人口的膨胀，岛状农耕区逐渐消失，许多未被人类活动扰乱的地区及游牧民族活动区域，相继被开发成农田。

整个黄河流域经济发达区也不再限于“三河”一带，各诸侯国国都周围都形成了区域性经济中心。

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中部，以魏都大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以赵都邯郸为中心的太行山东麓地带，都以发达的经济而著称于史。

历史上的经济中心——陶

司马迁笔下“三河”为天下中心的时代属于夏、商、周三代。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滚滚红尘中，又过了500多年，进入到战国时期。

此刻，在司马迁笔下又出了一个叫“陶”的地方，随着历史的变化 这个“陶”，又成为了新的“天下之中”。

陶，在哪里？

——春秋时期曹国的都城，今天的山东菏泽定陶区。

春秋时期，在天下诸侯中，曹国并不是一个强国，并于公元前487年被宋所灭。

后人对曹国的记忆，就是《左传》里记载的：晋公子重耳逃亡到曹国，“曹共公闻其骈，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

曹国的老大曹共公听说重耳肋骨相连为一体，就想看看是不是真的，于是乘重耳洗澡的时候偷窥。

这小国的当家人也够猥琐的。

就是这样一个在春秋时期并非因为强大而载入史册的国家，它的都城却在司马迁笔下被再次纳入“天下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

说到曹国都城——陶，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其中的缘由要归于运河。

提起运河，我们首先想都的是京杭大运河，陶有什么运河呢？

在遥远的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领军队击败越过，并令越王勾践入吴为奴，取得胜利的吴王夫差，把眼光瞄向了更高层次，他觉得仅在江南称霸不过胤，他决定赴“黄池之会”，与中原霸主晋定公争霸天下。

会盟的日子是在公元前482年，就像是现在的世博会、奥运会，要提前布置，好让主办方和参加的国家有一个准备时间。

会盟的地方在今河南封丘。吴在江南，为了便于参加会盟，夫差采取南方水乡习惯，凭舟楫通四方，因此他不惜劳民伤财，先从长江开始，开凿了连接长江、淮河的邗沟，从江至淮，循淮河北岸支流泗水继续北上，一直到中原水路断绝。

后，吴王继续在泗水与黄河南岸支流济水之间，开凿了菏水这条运河，再由济水进入黄河，抵达封丘，顺利完成会盟。

吴王开凿的运河菏水与济水相交之处，就是陶。

夫差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他这次无意的行动，成全了陶。

而他则因为劳民伤财，与晋战争，被越王勾践反噬，唉！这都是命啊！

自从运河与陶相连接，就改变了陶的交通地位。

陶原本无重要道路通过，有了菏水之后，通过水陆交通，西北方向通过济水进入黄河，东南由菏水、泗水进入淮河，再向南就是长江下游，这样的交通可谓是四通八达。

水陆的便利自然带动陆路的建设，鲁迅说过：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鲁迅的话用在陶这个地方最合适不过了，有了码头，来往的人和货就多了，自然有了路。

水路交通的便利，又为陶聚拢了天下物资、天下商机。

有一个与越王勾践有密切关系的人物——范蠡，出现了。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范蠡是当年追随越王勾践赴吴国为奴的大夫，成功帮助勾践复国后，范蠡认为勾践属于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太平的君主，为了避难，他一叶轻舟，下五胡，一路北上，来到了陶。

“世界如此的小，注定我们无处可逃”，有意思的是范蠡看中的这个风水宝地竟然是当年吴王夫差阴差阳错留下的。

司马迁《史记》文中的“朱公”就是范蠡，“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于是，范蠡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经营陶地。不能不说范蠡的确是个能人，帮助勾践复国后，又能功成身退，一定是一个智慧通达、聪明绝顶的人。

他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就是说，十九年三次散尽家财，有一个说法：财是带腿的，人找财不好找，财是找人去的，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财富，人家范蠡视之“粪土”，难怪李白诗句中曾经说“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有道理的。

因范蠡成功的商业业绩，后世以“陶朱公”相称，并将其奉为商业业主。

范蠡的成功除个人能力外，陶的交通区位优势自然功不可没。

陶成就了范蠡，也成就了自身“天下之中”的地位。

“陶，天下之中”，是为天下的商业中心。

司马迁所在的时代，正是农、商转化何为重的时代，作为根本，农业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要，但司马迁属于重商一派，他曾经用赞赏的口吻写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如同我们现在常说的“无商不富”。司马迁强调致富、致大富，靠的就是“奇巧”，而不是本业。

从商不但致富快，而且很重要，“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就是是说，各行各业缺一不可，农、工、商、贸是环环相扣的。

正由于司马迁赞赏商业在社会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讨论天下经济时，敏锐地将视角透向了“陶”这一在运河带动下获得商机的“天下之中”。

从“三河”为天下之中，到“陶”为天下之中，从农业带来的繁荣到商业焕发的昌盛，两个天下之中诠释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几百年内经济发展走过的路径。

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没有“计划经济”，完全在市场为导向的自然条件下完成，如果说有人为因素，那就是为了战争带来利益，而凿渠开河的无意之举。

在“重农抑商”的秦，和“五业并举”的齐时代，陶则因菏水带来的机遇而兴起了商业中心。

反观中国历史，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经济中心每个朝代都有，但依凭商业而崛起的天下之中却不多加，也许，这样的辉煌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才会产生。

后来，在汉武帝时期，黄河由于瓠子决口，水流南下，湮没了菏水，陶失去了促使其繁华一时的交通条件，自此再度回归平凡。

但在今天，这个无所不能的时代里曹县又火了起来，曹县在春秋时期曾经属于曹国，虽然曹县和陶并不是指一个地域，但它们之间只相距三四十公里，当年陶为天下之中的时候，肯定波及到现在的曹县，不然也不会出现“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的说法。

希望曹县也好，定陶也好，再创辉煌，形成现代的“天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