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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有一首咏史诗《谒岳王墓》是这样写的: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国家社稷也需要杰出的人物扶持,西湖之美,就像一幅丹青画卷,已出神入化,这是西湖的自然之美。“赖有岳于双少保”,西湖还因岳飞、于谦两位少保英雄长眠于此,更增添一份英烈之气、悲壮之美。

大家对民族英雄岳飞是非常熟悉了,这里不再赘述。本文要讲的是另一个民族英雄于谦于少保的故事。

扶了江山、再续大明二百年的于谦,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

星海横流,岁月成碑。当年于谦指挥的北京保卫战的硝烟早已散尽,昔日的英雄如今只剩下一座孤冢,隐卧于幽寂的三台山麓。

“苏堤游客知多少,何故无人忆此贤。”和苏堤春晓等“西湖十景”游人如织的热闹场面不同,来于谦墓祭拜的游客是少之又少,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儿还有于谦墓,对民族英雄于谦的英雄功绩也不甚了解。

如今,我们身处泛娱乐化的时代,网红遍地、娘炮嗲嗲、雌雄难辨、选秀霸屏、有偿转腚、一诺而火-----

是呀,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有谁还会记得那些远去的英雄?又有谁愿意让英雄冲一次热搜、上回头条?

铭记英雄,给人间以温暖,崇尚英雄,给民族以希望。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长盛不衰,那是因为曾经有于谦这样的民族英雄在负重前行。

今天谨借此小文,聊聊于谦,希望英雄不被遗忘,希望英雄的功绩得到铭记,更希望英雄的精神赓续传承。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于谦出生于浙江钱塘一世代官宦人家。巧合的是,在于谦出生两个月后,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冥冥之中是否预示着于谦是为拯救大明而生?

于家是世代为官的百年大族,于谦的祖父曾在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朱元璋对功臣大肆屠杀,官员朝不保夕,于谦祖父辞官回乡,于谦的父亲则隐居家乡钱塘不仕。

民族英雄文天祥曾长期在杭州任职,他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于家非常仰慕文天祥的气节,在家中供奉了文天祥的画像。

后世有传说于谦是文天祥投胎转世,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于谦把文天祥视作偶像却是真实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将文天祥像悬于座位之侧,时时提醒自己,要做文天祥那样有气节的人。

于谦从小就是个相貌与众不同、又颇有灵气的孩子,“生而颖异,相貌丰伟”。于谦7岁时,当时的相面大师蓝谷和尚就给了于谦一个很高的评价——“异日救时宰相也。”

出生官宦、素怀大志的于谦,也像祖辈一样走上了科举取仕的道路。1420年,23岁的于谦参加乡试,考取南方九省第六名。接着第二年参加京城会试,又取得了会元,而把于谦定为会元的是名臣杨士奇。

只是在殿试中,耿直的于谦在策论中,对朱棣频频用兵的政策多有批评,犯了忌讳。生于战火的明成祖朱棣压根没看中这个会元。最终,于谦被定为三甲92名。

因殿试仅列三甲,于谦在永乐、洪熙年间并没有受到重用。但金子总会发光,1426年,于谦以御史职随明宣宗朱瞻基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才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很快平定叔叔汉王朱高煦的叛乱。他命于谦当众数落朱高煦的罪行。

一肚子的才华得不到发挥的于谦总算找到了发泄对象,但见他声色俱厉、滔滔不绝,历数朱高煦种种不法行为,“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汉王朱高煦则“伏地战栗,称万死。”

朱瞻基对于谦的表现非常满意,他看到了于谦身上的刚直、忠勇,也看出于谦才学匪浅,是个可堪重用之人。

为了历练一下这个人才,朱瞻基派于谦以御史身份巡按江西。于谦可谓“一骂成名”。

而于谦也没有辜负朱瞻基对自己的期望。

于谦到达江西后,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清理刑狱,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整顿宁王府,将宁王府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之人关进大牢,打击了宁王的嚣张气焰;亲率锦衣卫,将江西境内的土匪势力一举剿灭。

经过三年整治,整个江西原本混乱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吏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宣宗朱瞻基再次看到了于谦身上的潜力,他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直接给吏部写了个小纸条,将于谦直接从正七品御史越级提拔为从二品兵部侍郎,前往河南、山西担任巡抚。

如此升迁速度,堪比坐了火箭,33岁的于谦一举进入高官行列。而担任河南、山西巡抚的于谦,又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于谦出任河南、山西巡抚,可以说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当时的河南、山西常常遭受旱灾、洪灾及蝗灾,人民生活无以为继,他得担负起济困和赈灾的重任。

因为身兼两省巡抚,他需要在河南、山西两省来回奔波。这就得翻越太行山。太行山山高路险、地势险峻,还时常有野兽和强盗出没。

因此,翻越太行山是一件艰难而危险的事。他曾在诗中写道:“马足车尘不暂闲,一年两度太行山。”

于谦赈水灾、筑堤防、清运河、灭蝗虫,餐风宿水、夙夜不懈,和基层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他们爱戴和尊重。

于谦在巡抚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7年,这期间他次子夭折、夫人董氏和父亲相继病逝,他也没能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他把有限的爱洒向了无限的晋、豫大地,却惟独“忘记”了自己的亲人。

七尺男儿心中也有百般委曲、万种柔情,此身许国,再难许卿。夫人董氏病逝后,于谦写了《悼内十一首》(节选),表达对亡妻的追忆和怀念:

“独对青灯坐夜阑,客边衣薄不胜寒。因思旧事关情切,欲把遗书掩泪看。

花落香消人寂寂,台空镜破月团团。梦魂割断幽明路,死别生离欲见难。

谁说苏轼的《江城子》是天下第一悼亡词,于谦的《悼内十一首》,字字泣血、句句含泪,读下来直叫人肝肠寸断、捶胸落泪,其情之感人丝毫不逊于《江城子》。

于谦作为兵部侍郎巡抚山西、河南,除了民生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做好山西省所属大同镇的边境防御工作。

大同镇是连接整个大明北方防线的核心枢纽之一,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

但大同长期被“勋贵派”武将把持,边军缺乏有效管制,大同军户变成了勋贵们的佃户甚至农奴,属于朝廷的军田也变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用来保家卫国的军人则变成了农民。

于谦立即将有关情况上奏内阁和宣宗朱瞻基,朝廷也迅速采纳了于谦的建议,派出专职御史出巡大同;同时将先前被夺为私田的土地全部收回,改成官田。士兵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行操练,真正回归到能打仗的士兵。

经过十七年巡抚晋豫的历练,于谦成为一个了解民间疾苦、能担起天下兴亡的大明擎天之柱。大明帝王的更替、朝堂上的风云诡谲,也波及到了远在晋豫的于谦。

可以说明宣宗朱瞻基是于谦的贵人,是他破格提拔重用了于谦。朱瞻基是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他和他的父亲仁宗朱高炽开创的“仁宣之治”,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宣宗朱瞻基仅在位十年就撒手人寰,继位的英宗朱祁镇年少轻狂,他也想像他的曾祖父明太宗朱棣一样,横刀立马、征服大漠。

他不喜欢自幼教他读书的杨士奇等人,反而重用身边的宦官王振,按照王振的想法联络“勋贵派”武将朱能等人,利用兵权打压朝堂上以内阁为首的“文官党”——三杨一派。

著名的内阁“三杨”,他们都是历经四朝的宰辅重臣,在朝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他们之间虽然也有一些分歧,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谦特别器重,把他当成宰相培养,只要是于谦递上来的奏折,都立即上奏给皇帝阅批。三杨这样做,就是想日后让于谦来接替他们。

只是事情并没有按三杨的想法运行下去。随着英宗朱祁镇对他们不断打压,且他们年龄已长,三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再来说一下朱祁镇身边红人——宦官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本为落魄秀才,有点才学。他一直有着要出人头地的远大志向,无奈资质平平,科举入仕无望。

无望不是绝望,只要真心想当官,办法嘛,总还是有的。那王振有什么办法呢?

都说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没想到王振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宏图大志”,竟然毫不犹豫卸掉了自己的“核心部件”,其动作之丝滑,就像剁了根黄瓜一样,咔嗞,完事。

我去,算你狠,服了。

王振:“看你大惊小怪的,壁虎还知道断尾求生呢。其实我跟东方不败一样,我们都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只有克服人性欲望的人才能获得成功,那么,人性最大的欲望是什么?你懂吗?”

探花郎:“懂是懂,我就是怕疼-----”

入宫后的王振,凭借着秀才身份,果然在一众太监中“鹤立鸡群”。英宗即位后,升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随着“三杨”相继故去,王振权势愈炽,公卿大臣争相攀附之,他也是明朝第一个专权宦官,以后的刘瑾、魏忠贤都得叫他一声祖师爷。

王振输了下半身赢了下半生,他的“励志”之路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要成功,先自宫。”

地方官进京办事,第一件事都得先拜访王振,否则你什么事也办不成,这在京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清廉耿直的于谦根本不吃这一套,每次进京述职从不去拜访王振。

有好心人提醒于谦:你不送王公公金银珠宝,给他带点土特产也行呀。于谦呵呵一笑,举起两袖晃了晃:谁说没送,我送他两袖清风。成语两袖清风就由此而来。

有人说,于谦不懂人情世故,其实不是于谦不懂,而是他不屑,他的眼里只有对与错。真正的英雄都是人情世故的终结者,圆滑世故的人也当不了英雄。

阉人王振果然是个小人,觉得于谦不给自己面子,便罗织罪名将于谦下狱。据说此时,于谦在狱中写下了最为人所熟知的那首《石灰吟》(另一说是于谦17岁时写的):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得知于谦入狱的消息,人们义愤难平。整个山西、河南十多年间受于谦恩惠的官吏、百姓纷纷上书请愿,周王、晋王等藩王也上言,要求为于谦平反。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王振不得不释放于谦。而后,于谦被召回北京继续担任兵部侍郎。

于谦回到了阔别十七年之久的京城,物是人非,当年提拔他的宣宗朱瞻基早已驾崩,欣赏他的“三杨”也凋零隐没。

继位的英宗朱祁镇重用宦官王振,联合“勋贵派”打击“文官党”。王振倚仗英宗的宠护,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朝中无人敢得罪他。

朝纲败坏,边备松弛。明北部的蒙古瓦剌部趁机发难。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太师也先率10万蒙古骑兵南下,向大明帝国发动攻击,大明北方边境告急,羽书踵至。

明英宗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兵部侍郎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向英宗建议,由附马都督井源率三万精锐驰援大同。在场武将和内阁成员都认为这个方法比较稳妥,纷纷附和。

英宗以天朝上国自居,根本不把小小瓦剌看在眼里,他决定御驾亲征,一则是要给瓦剌也先点颜色看看,二是他想效仿曾祖父明太宗朱棣,犁庭扫穴、征服大漠。三是依靠“勋贵派”和王振进一步打压“文官党”,在朝堂上立威。

于谦等大臣一听皇上要御驾亲征,都极力反对,只有宦官王振赞成。他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对英宗极尽吹捧之能事,极力怂恿皇帝御驾亲征。

王振不过是个太监,怎知兵事?依附在皇帝身边的王振有着自己的打算,他企图利用皇帝亲征,来巩固自己在朝中地位。

不听劝阻的明英宗朱祁镇披挂上马,统率着曾经百战百胜的“三大营”精锐约八万人,浩浩荡荡离开北京开往大同,随朱祁镇亲征的也是一干文武重臣。

大军到达大同后,前线各路明军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从没打过仗的王振害怕了,朱祁镇也害怕了,不敢继续前进了。于是,朱祁镇下令撤退回北京。

在返京途中,王振私心作祟,擅自改变行军路线,邀请皇帝到他家中,以光耀门楣。但走了一半,又怕大军会毁坏自家田地,又临时改道从原路返回。

为了使皇帝能安全撤回北京,兵部又征调了10多万大军护送。

这时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祁镇的近20万大军理应加速行军才对,可是大军行至土木堡时,竟然停下不走了,理由是后面的辎重部队没跟上,而辎重部队里有王振的私财。

朱祁镇因仓促亲征,后勤根本就没准备好,敌情也没摸清楚,更有王振在其中瞎指挥,整个大军就像只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土木堡这个地方没水,大军的粮草也不足。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水源——桑干河,王振一声令下:移营就水。快要渴死的士兵听到命令后,大家争先恐后不顾一切冲向桑干河,不幸发生了踩踏,场面一时失控。

更不幸的是,恰在此时,十万蒙古铁骑赶到,对正在抢水喝的明军挥起了屠刀,明军像待宰的羔羊嗷嗷地四散乱跑,场面极其惨烈,整个桑干河堆满了明军尸体,仅仅五天,约18万大军灰飞烟灭,仅有少量部队逃回北京。

包括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在内的66名大臣战死,明英宗被俘。罪魁祸首王振死于乱军中,死因不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王振是被护卫将军樊忠锤杀。另一种说法,王振是自杀,且这种说辞来自英宗朱祁镇。

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精锐尽失。此时风雨飘摇之中的大明帝国,又当何去何从?留守北京的于谦又该如何应对呢?

土木国殇、皇帝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大明后宫乱作一团,钱皇后把全部家当当作赎金交给也先,希望能赎回朱祁镇,但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朝廷内外也乱成一团。孙太后责成朱祁镇的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出面,安抚群臣。朱祁钰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继续坚守北京还是逃亡别处避难。企图立功的翰林侍讲徐珵抢先发言(后来改名徐有贞),他拿星相说事,说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能避祸,balabala的聒噪个没完-----

徐珵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兵部侍郎于谦厉声打断:“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于谦的话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于谦的发言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他们纷纷附和。

“No can no 毕毕”!主张南迁的显眼包徐珵当场被轰出朝堂。

朱祁钰被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情绪感染,特别是有的大臣提到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更是让他血脉偾张。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虽然不是祖宗的宣言,却是祖宗始终践行的目标,自己要担负起朱氏子孙应尽的责任。他当即表态:大明绝不迁都,誓与北京共存亡,与瓦剌死战到底。

第二个问题,皇帝被抓了,由谁出来主持大局?经过太后批准,由大臣们一致推荐的郕王朱祁钰监国。

强烈主战的于谦,被朱祁钰提拔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保卫北京的军务。

数日后,在例行的左顺门朝会上,由新任兵部尚书于谦向朱祁钰汇报有关北京防务的准备情况:

征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各地藩王及驻军入京勤王,再加其他人马,明军总兵力达到了27万;将囤积在通州的粮食、器械搬运入京等。

朱祁钰听完汇报后,对于谦的高效运筹非常满意,京城兵精粮足,对抗也先有了底气,朝堂上先前紧张的气氛有所缓解。大家畅所欲言,可本该继续讨论军事行势的朝会,话题却逐渐跑到要追究土木堡惨败的责任上来。

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负责,皇帝当然是天然免,于是大家将矛头指向了王振。

王振蛊惑皇帝亲征造成此严重后果,王振虽死,但“文官党”仍然对其恨之入骨,请求朱祁钰诛杀王振族人。

王振不仅仅是朱祁镇的亲信,也是孙太后的亲信。朱祁钰不愿得罪孙太后,借口如厕,想要逃避。

可这帮文官情绪激动,拉着刚刚走下台阶的朱祁钰不让他离开。

当天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见状,想要讨好刚刚上位的朱祁钰,就快步走了上去,对着文官一通咆哮:闪开,闪开!你们这是想造反吗?快给我松手,让领导先走!说着就去拉扯群臣。

这下可把这帮文官惹毛了,户科七品给事中王竑大喊:“马顺就是王振同党,应当伏诛,怎敢在这里撒野!今天不把你打出翔来算你拉得干净。”

说完冲上去对着马顺又打又咬,其他人也一哄而上,由于用力过猛,一不小心,就把马顺给打死了。“且骂且啮其面,众共击之,立毙。”

一侧的朱祁钰,目睹马顺被平日里一帮斯文要死的文官给活活打死,既惊且怕,坐在那里手足无措。

刚刚还在汇报军务的于谦冷静下来,他推开纷乱的官员,来到朱祁钰面前,将这位年轻的监国扶了起来,大声建议道:“顺等罪当死,勿论。”

朱祁钰立刻会意,如今还和这帮发了疯的文官继续讨论马顺是否是王振党羽已毫无意义,稳定他们的情绪是当务之急。于是朱祁钰按着于谦的话对群臣们又喊了两遍。接着,朱祁钰又让跟班太监金顺询问愤怒的群臣还有什么要求。

意犹未尽的王竑又说出了两个王振党羽的名字,要监国交人。朱祁钰也毫不含糊,立即派人回宫将两人带来,结果二人一到现场又被群臣当众锤杀。《明史•王竑列传》载:王使中官金英问所欲言,曰:“内官毛贵、王长随亦振党,请置诸法。”王命出二人。众人又锤杀之,血溅廷陛。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朝堂斗殴,左顺门也成了打死人不偿命的地方。

当然,左顺门不仅有奸宦被殴死,也有文官被打死,比如在“大礼仪之争”中,就有17名大臣被锦衣卫杖毙。可以说,左顺门是文官党的爱恨交加之地。

接连在监国朱祁钰眼皮底殴死三名奸宦,冷静下来的文官也很害怕。“文官党”受阉宦欺凌已久,发泄胸中怒火可以理解,但毕竟一下子打死了三个,而且还带有要挟性质,任何朝代出现这样的事,都不会轻饶滋事的人。

好在于谦临危不乱,让监国朱祁钰下令——打死奸宦的大臣们无罪。

朱祁钰走后,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激动地说:今天的事情多亏你救了大家,一百个王直也抵不上你一个于谦呀。

王直在朝中威望极高,他的表态等于将于谦推向了“文官党”之首。

那么,成为文官之首的于谦,在接下来的北京保卫战中,又有哪些亮眼的表现呢?

话说瓦剌也先俘获明英宗朱祁镇后,大喜过望,直接把朱英宗当作人质,不断向大明索要财物,还押着朱祁镇到宣府城下,让朱祁镇下令守军开门,守将左右为难。

身在京城的于谦收到报告后,担心长此以往会出现纰漏。英宗被俘,群龙无首,太子朱见深年幼,朱祁钰若想统领大局,仅以监国的名义很难服众。

如今,英宗被也先当作对付大明的筹码,对大明反复讹诈。为消除隐患,更是为了大明江山,于谦和大臣们商议后,经太后批准,朱祁钰即位称帝,史称明代宗,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朱祁钰即位,可以说是“组织同意,群众拥护,形势需要。”

朱祁钰称帝后,对于谦越发器重,命令于谦总揽北京一切防务。于谦开启了文臣领导武将的先例。

由于在土木堡一役中,大明名臣武将损失殆尽,于谦提拔使用了“勋贵派”中一批二、三流人物,比如在土木堡中战败的石亨等将领。

也先挟持朱祁镇索要未果,又得知大明重新立了皇帝,手中的朱祁镇已没了利用价值,想要通过谈判取得利益已不可能。气急败坏的也先决定对大明发起进攻。

于谦也做好了全面迎战准备。为表明自己的死战决心,于谦没有采用石亨的建议——将20多万大军放在北京城内龟缩防守,而是全军开出九门,让石亨及诸将背城列阵,和也先决一死战。

于谦亲自披挂上阵,和石亨率五万人马坐镇德胜门,指挥全军。

部队开出城外后,于谦传令九门关闭,并下了一道死命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战,根本就没打算给自己留后路。作为文官的于谦,向我们展示了其刚烈、铁血与不屈的一面。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

背城之战,有进无退。主帅于谦身先士卒,将士人人奋勇杀敌。大明军经过数日鏖战,瓦剌骑兵全线败退。在于谦的指挥下,大明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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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国殇,大明危在旦夕。板荡识诚臣,于谦一个小小的兵部侍郎挺身而出,定大计于朝堂,立新君以公心,重整部队,决一死战。他披坚执锐,亲临一线,置之死地而后生,绝不后退一步。

这种城在我在的勇气和担当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民心,不愧“救时宰相”之称。

于谦凭借自己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进位太保,成为大明帝国第一位执掌军权的文官。

景泰帝朱祁钰对于谦的信赖、倚重已无以复加,凡事必征求于谦意见。虽然于谦没进内阁,但他的地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事实上的首辅。

北京保卫战后,朱祁钰任用于谦重整朝纲、廓清吏治、与民生息。劫后余生的大明,在景泰帝的正确领导、于谦的忠心襄助下,渐渐恢复元气,进入平稳期。

话说瓦剌也先在北京保卫战中,被于谦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回大漠。也先知道,想通过武力征服大明是不可能的,于是转而想向大明求和。当然也不是真求和,主要想利用手中的人质太上皇朱祁镇再敲诈大明一次。

对也先的如意算盘,于谦洞若观火,一口拒绝了也先的“和谈”请求。土木堡之战和北京保卫战,明军死伤20多万人,如今将士们尸骨未寒,就想求和,对得起他们吗?

况且也先不是真心求和。也先先前也骗了孙太后、钱皇后不少钱财,到了北京城下开口就要一亿两白银,怎么能填满也先贪婪的欲望?

面对七嘴八舌想通过求和接回太上皇的群臣,于谦斩钉截铁:再有议和者,斩!他给出的理由是“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从国家利益讲当然没错,但身在北漠的朱祁镇从此记恨上了于谦,这也是后来于谦被处死的原因之一。

那么,于谦真的就对朱祁镇不管不问了吗?并不是这样的,朱祁镇最终能回到大明,其实都是于谦在谋划的。

于谦先是用计铲除了叛徒喜宁,让也先不能再轻易获取大明的战略情报;其次离间瓦剌高层,让也先觉得,如果再不把朱祁镇放回去,他的地位可能就要被别人取代。

也先觉得,再留着朱祁镇也没什么意义了,既诈不到钱财,还得罪了大明,不如将朱祁镇放回去,可能还能落个人情,最后也先决定把朱祁镇送还大明。

对朱祁镇要回来,景泰帝朱祁钰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他显然是担心自己的皇位。对此,于谦很认真地对朱祁玉说:“如今陛下帝位已定,所有文官武将心悦诚服。”

一看自己最信任的于谦都这样说,朱祁钰只能无奈地说:“从汝,从汝。”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被俘一年的朱祁镇回到大明,被幽禁于南宫。

渐渐坐稳天下的景泰帝朱祁钰,品尝到了皇权带来的快感,对皇位无比珍惜和迷恋,他想把到手的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

当初立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是几方博弈和妥协的结果,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现在自己有了儿子朱见济,朱祁钰动了换太子的念头。

但要更换太子又谈何容易。现在太子朱见深是孙太后的亲孙子,而孙太后仍然掌握了很多权力,朝中也有拥护朱祁镇的力量。

但朱祁钰作为现任皇帝也有优势,他是北京保卫战的最高统帅,领导大明打败了蒙古瓦剌骑兵对北京的围攻。

他是挽救大明江山的一代明主,对国家社稷是有功的,不是当了俘虏、让大明伤亡近20万精兵、赔光三代人家底的朱祁镇能比得了的。

而且当初朱祁钰即位,是经过孙太后懿旨批准的,是有法理依据的。他现在想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朱祁钰首先找来于谦商讨更换太子一事。但于谦只是向朱祁玉汇报军队改革及如何加强大明帝国北方边境的防御问题,根本不和他谈更换太子一事。

于谦心中只有江山社稷、黎明百姓,他并不想插手夺嫡一事。

见于谦不帮自己,朱祁钰只好转寻他法。朱祁钰也真是个奇葩,为了能顺利更换太子,他竟然贿赂内阁大臣。是的,你没看错,是皇帝向大臣行贿。

朱祁钰先后向内阁的高谷、陈循以赏赐的名义贿赂100两白银,内阁里地位稍次一点的江渊、王一宁和萧镃也各收了皇帝50两银子。

基本上摆平内阁,朱祁钰大喜过望,再次找到于谦。他非常清楚于谦不是可以用银子贿赂的小人,他是正人君子,只能用真情感化。太监兴安向于谦宣读景泰帝朱祁钰追封于谦四代祖先官位的诏书。

尊者赐,不可辞。何况这是给自己祖宗的,于谦跪地谢恩。兴安向于谦转达朱祁钰更换太子的意愿,并拿出改立太子的奏折,上面已有陈循、王文等内阁大臣的签字。见皇帝如此执着要换太子,于谦并未多言,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于谦之所以签字,并非是因为皇帝的赏赐,他还是从国家稳定的大局考虑,他不想因夺嫡一事而造成朝廷动荡。如果帝位能顺利传给朱见济,未必不是好事,而传位给朱见深,则对景泰帝朱祁钰不公平。

然后内阁开会,商量更换太子一事。不知情的礼部尚书胡濙拿着奏折,当他看到上面赫然写着于谦、陈循、高谷、王文等人的签名时,一脸懵逼,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了内阁头号大臣高谷,高谷立马避开胡濙的目光,低下头,端着茶碗拨弄着碗盖,假装在喝茶。

礼部尚书胡濙看到这么多人都签了字,特别是朝廷里犹如泰山北斗的于谦也签了字,最后也无奈签了字。

内阁集体签字后,又走了一些程序。最终,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景泰帝朱祁钰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景泰帝朱祁钰多年的心病终于解除,他可以安稳坐天下了,不必担心自己死后被清算。

只是有些事情人算不如天算。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太子朱见济在宫中突然薨逝,死得很蹊跷。

祸不单行,1455年二月,朱祁钰的皇后杭氏去世。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朱祁钰接连失去两位至亲,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八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上书复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这帮文官一点不考虑皇帝的痛苦,甚至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自己还不到三十岁,怎么就不能再生儿子了?一向脾气温和的景泰帝朱祁钰怒不可遏,下令将廖庄和先前上书的章纶、钟同一并杖杀,也算是为了故去的妻儿出了一口恶气。

只是深宫似海,权力斗争波谲云诡。一气杖杀三个要求复立太子的文官,仍有人上书要求复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朱祁钰就向自己最为信任的于谦征求意见,于谦原则上同意立朱见深为皇太子,理由是对国家有利。

朱祁钰一听于谦的话,心里凉了半截,君臣二人际遇多年,可以说是相互成就,朱祁玉更把于谦当作自己的老师,对他言听计从。

可于谦的心里总是装着江山社稷,一点都不考虑他个人的感受。朱祁钰认为于谦背叛了自己,对于谦说了一句:“卿亦为是言耶?”

高处不胜寒。1454年,有御史以当年冬天不下雪为由弹劾于谦,罪名是“时序乖和,雨雪不降。”冬天不下雪,和人的失德有关,皇帝当然不能负责,那当朝权力最大的官员就要负责,于谦首当其冲。

这种无厘头的弹劾,当然是太监开会——无稽之谈。于谦懒得辩驳,直接打报告辞职走人。景泰帝是坚决不同意,先后四次驳回他的辞职请求,于谦这才作罢。

虽然因立皇太子问题,君臣二人产生了嫌隙,但景泰帝始终把于谦当作他最信任的人,景泰帝也想主动和于谦修复关系。

听说于谦生病了,需要竹子入药。朱祁钰亲自前往皇家园林万岁山,为显示自己的虔诚,特意步行前往,亲自为于谦砍竹。

第二天又亲自己写了一封手诏赐给于谦,准许他不必每天上朝,朝中有事的时候再派人去接他。于谦深受感动,士为知己者死,他决心陪着朱祁钰走到底。

朱祁钰的做法很快就在大臣中传开了。武清侯石亨对于谦获此“殊宠”十分不满,先前他拉拢于谦不成,而后就对于谦怀恨在心,现在更加忌恨了。于是整日在朱祁钰面前报怨于谦的权力太大,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可朱祁钰并不理会,还怒斥他:“谦纯臣也,后有言者罚无赦!”碰了一鼻子灰的石亨这下连朱祁钰一起恨上了。

就在于谦病情好转的时候,景泰帝朱祁钰却病倒了。朱祁钰病重的消息传出,朝堂风云突变,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那么,作为朝廷柱石的于谦又该如何应对呢?

景泰帝病重已不能理事,万一此时朱祁钰归天,而太子位尚未明确,必然会引发混乱。于谦决定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稳定局势。

景泰帝无子,跟他血缘最近的皇侄中,朱见深最为年长,立朱见深为皇太子,符合皇明祖训。

对“文官党”而言,可以有拥立之功;对孙太后和朱祁镇来说,皇位又还给了他们的儿孙,他们当然满意;对“勋贵派”而言,立朱祁镇的儿子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可以说,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基本上符合各方利益,也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于谦准备第二天,将拟好的奏折上报朱祁钰,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

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消息很快为石亨等人获悉。我们知道,正一品的武清侯石亨是“勋贵派”之首,勋贵派长期受到于谦为首的“文官党”制约,不能为所欲为。

而朱祁镇在位时,一直依靠“勋贵派”打压“文官党”,“勋贵派”比较受重视。

石亨为了一己之利,决定铤而走险,迎回困居南宫的朱祁镇,谋夺“文官党”的拥立之功。石亨迅速串联左都御史徐有贞、司礼太监曹吉祥等人抢先行动,于当天夜里发动了“夺门之变”,迎回太上皇朱祁镇登上帝位。

第二天,上朝时间一到,于谦带着文武大臣准备从左顺门进入皇城时,突然发现徐有贞已经在城内等着大家了,未等于谦开口问话,徐有贞得意洋洋向所有人宣布:“太上皇帝复位矣!”

身着朝服的于谦则被锦衣卫当场按住,抓入诏狱。

“夺门之变”虽然得到孙太后的默许,但程序并不合法,那边还有个景泰帝呢。再说,一个被俘且让大明损失20万精兵、败光了三代人积攒的家底,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再当皇帝?“夺门之变”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但闹剧也是剧,那些“导演”、“编剧”和“男主”同样可以从中获利。被视为夺门政变首功的石亨,进封为忠国公;徐有贞则如愿进入内阁、加封武功伯-----

“夺门之变”主角朱祁镇重新登上帝位后,寡恩记仇、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为了个人私怨,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要把这些年受到的屈辱、委屈都要发泄出来,他对于谦的不满最为强烈。

在他看来,于谦坚决反对议和,导致自己滞留瓦剌,吃了不少苦头。其实真正运作他回来的正是于谦,是于谦力劝景泰帝接他回来的。

倘若于谦有私心,于谦怎么会让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回来呢?反对议和只不过是于谦和瓦剌斗争的一种策略。

朱祁镇知道于谦对他朱氏江山问心无愧,如果为了私欲杀掉他,会留下千古骂名的,只好指使与于谦有过节的徐有贞去罗织于谦所谓的罪名。

徐有贞当年提议南迁,被于谦怒斥,后来又觉得是于谦阻碍自己升官,所以一直对于谦衔怨怀怒。为了除掉于谦,徐有贞挖空心思寻找于谦所谓的罪证。

于谦入狱被抄家,徐有贞希望有所收获,可让他失望的是,于谦家徒四壁,搜来搜去,最后只在一间上锁的小屋里,发现皇帝御赐的蟒袍和宝剑,被于谦恭恭敬敬地摆在架子上。

作为当朝最有权势的一品大员于谦,长期位居高位,家中竟然如此寒碜,连在场的锦衣卫都落下了眼泪。

徐有贞实在找不出于谦所谓的罪名,只好诬陷于谦预谋迎立藩王,可这条罪名也找不到任何证据,罪名不成立。最后徐有贞和石亨给于谦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虽无实迹,其意则有。”这种罪名当然很可笑。

当朱祁镇看到于谦罪名的表章时,非常犹豫,竟然说道:“于谦实有功。”站在朱祁镇身边的徐有贞,这时幽幽地说了一句:“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朱祁镇经过徐有贞提醒,决定处死于谦。所以有一些观点认为,朱祁镇是上了徐有贞的当,才杀了于谦,属误杀。

当然不可能是误杀,就像当年处死岳飞的幕后黑手是宋高宗一样,秦桧不过是个帮凶罢了。朱祁镇和宋高宗一样,都是妄杀忠臣的昏君。

其实真正杀死于谦的原因是,朱祁镇要否定的是整个景泰朝的合法性,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只有杀了力劝朱祁钰继位的首功之臣,才能证明景泰朝是朱祁玉篡权而来,也只有这样他的复辟才是合法的。

这不过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罢了,朱祁镇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初朱祁钰登上帝位完全合法,是名正言顺的大明皇帝,而朱祁钰并没有发布让位给朱祁镇的圣旨,朱祁镇才属于典型的谋朝篡位。

只能说,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帝王的宝座下,从不缺少名臣枯骨,天下最大的事,也大不过帝王的家事。

不管朱祁镇对处死于谦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于谦保卫国家社稷的擎天之功!掩饰不了于谦如日月般的万丈光芒!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午时三刻,于谦在他曾拼死保卫的北京城下,面带微笑,从容就义。“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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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被杀的那一天,风云为之变色,山河为之垂泪,草木为之含悲,整个北京城被雾霾笼罩,天地一片黑暗。天下冤之!

对于谦被冤杀,不但民众对朱祁镇极其愤怒,就连孙太后也在第一时间对朱祁镇表达不满。

孙太后虽然对朱祁镇复辟是支持的,但于谦被杀的事情,孙太后是始料未及的。因为朱祁镇杀于谦的整个过程非常快,早上徐有贞将结案报告拿给他,中午于谦就被杀害。

孙太后这边还没得到于谦要被处死的消息,于谦就已经被杀了。

孙太后得知于谦被杀后,极度震惊,令人把朱祁镇叫来,厉声问道:于谦是对社稷有大功的人,你既然与他不和,可以不用他,可以像处置高谷、王直那样,将他撤职,让他回乡养老,没必要杀他呀!

或是出于对于谦的愧疚,据说此后孙太后到死都没跟朱祁镇讲过话。

成化初年,明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昭雪。此后孝宗、神宗都发文旌表,为于谦建庙立祠。

不过这些都与于谦无关了,这不过是帝王术,是做给活人看的。我们更希望英雄活着的时候,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誉,而不是冤死后的各种“追”-----

血不曾冷,风孰与高。

于谦在21岁科考失利后,曾感叹:“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如今他将一腔热血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且从未冷却;他的高标风骨、高峻气节,谁人可比?

于谦是文人心目中担当、正义和清廉的象征,并最终转变为这个群体的精神图腾。

他热血千秋的历史故事,也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明史》所说“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于谦精神必将如日月般璀璨夺目,流芳百世而不朽。

碧血千秋于少保,独留清白在人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