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开国功臣周勃，身经百战，官场上也是千锤百炼，威震天下，无所畏惧。
后来，他进了一趟监狱，出来之后，他说：
“我指挥大军，破百万敌兵如儿戏。却从没想到一个监狱牢头这么大的威风！”
周勃原本是个为丧事吹箫的——类似于西北部分区域丧事中的吹鼓手。
但他参与了秦末汉初所有的军事行动，灭秦，征项羽、定内乱、御匈奴，真正的身经百战。厉三朝，官至太尉、丞相。西汉初期军政两界的最高权力，他都达到了。
这人的官做到多威风？
可以举个例子——
每次退朝时，他可以大摇大摆走出去，而汉文帝却注视着他的背影，行注目礼送他离开，皇帝甚至亲身相送，站着目送。
这人臣待遇，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但就这么一个叱咤风云的风光人物，却在监狱里被吓怕了。
那普通执法者的威风，远比周勃这种东征西战的大将威风多了。
因为他们暴力执法手段，不是丞相、太尉之流能想象的。甚至法都不能想象，
甚至法本身都不能想象，不管是古代帝王所谓之国法，还是如今的大公之法。
说到底，因为执法者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出现任何情况。当然了，执法者也只能是人，这是个无可避免的死结。
汉代的狱吏，实际还不算是编制内的，只是不入流的官，当然，他做官的机会要比别人大。
虽然职位不高，但他们却是治人的人。
具体的管理权限都归他所有，比如，牢房条件如何？跟谁关在一起？给不给合格的饭菜？
他可以在小地方上折腾你，为难你，你还拿他没办法。他也可以对你比较仁慈，甚至友善，或者，至少有点底线。
但经常出现没底线的——法的底线，做人的底线，他们都可以上下跳腾，随意发挥。
所有的吏都一样，不仅狱吏。
实际上，国家行政的执行如何，恰在这些普通公务员，也就是吏的手里。
因为他们是直面事情，直面普通人的。正宗的官未必能接触到老百姓。比如周勃，虽然他曾是百姓，但为太尉为丞相后再想接触百姓，那基本不可能了。
丞相只管人，不管事儿。
有一次，汉文帝问丞相周勃，全国一年有多少刑事案件？
周勃：不知道！
皇帝又问：天下粮钱出入的总账多少？
周勃：不知道。
两个不知道后，皇帝也懒得理他了，转头去问左丞相陈平。
陈平也不知道，但他说，这些事没必要问我，我是丞相，又不是出纳会计。这些事，各有其主。
陛下想问决狱，问司法部门负责人，想问钱粮，找主理钱粮的官。
皇帝不明白了，说：这些事都有人做，那么要丞相干嘛？
陈平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地说：
丞相，是管官的，陛下如果问百官如何，丞相不知，那么丞相有罪。
所谓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百官各司其职而已。
皇帝竟然说，有见识，说得好！
周勃常在军中，打仗的事他都懂，做丞相就不怎么样，于是埋怨陈平，你怎么不早点教我这些？
陈平说，怪谁呢？你一个当丞相的，不知道丞相的责任是啥，还怎么干？这要动脑子，难道陛下问你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小偷，你还要给报数字？
可见，官是定政策，理人事的，丞相如此，一般大官，一把手，也是如此。
具体做事的，直面百姓的，往往是吏。
换句话说，法，或者政策，具体执行的人，往往是吏。
这导致执法形态千奇百怪，上若宽松，下则可以各行其是，甚至公然粗暴，肆无忌惮。比如你去窗口办事，遇上的办事人员（吏），非但态度恶劣，甚至故意折腾你，都是大有可能的，而他这么做的原因，有可能只是他今天心情不好。
但他有恃无恐，因为他是你路上躲不过的关卡。
某些手段用在高官贵族身上，他们都会如周勃一样承受不住，更何况普通人。
他甚至可以掐着你的喉咙问够不够粗暴！
而承受者只能默默承受，毫无反抗之力。
为俗吏所辱常使人惊惧不已。
司马迁曾举过例子。
他说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但当猛虎被关在笼子里之后，什么虎威，根本不存在，只能摇着尾巴求食，槛阱之中的猛虎，不如流浪狗。
所谓平常的“待遇”——脚捆手缚，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这还是最下等的受辱。
以前的手段，还有辱祖先，辱自身等，总之，一人受困，全家不安。
以前的法，偏颇很大，因为其基本逻辑是为帝王服务的。这很大程度上导致执法者只看目的，不管手段，比如，只看帝王的脸色和心情。
只要目的达到，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手段也没有合法与不合法的说法。重要的是合适。
比如汉高祖刘邦进咸阳，在白鹿原与观众父老约法三章，只约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法，一概不用。
百姓欢呼雀跃，生怕刘邦不当汉中王。
这与繁复严酷的秦法其实区别不大，只是用在当时合适。秦法甚至有刑弃灰于道的，即你去扔垃圾，掉在扔在路上，都是受刑的，刑，是要开刀的，肉体要受苦。
也就是，秦法把丢垃圾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归纳为刑事犯罪中，换成现在，连个行政处罚都算不上。
但秦国以严法而成虎狼之势，并吞六国，也是合适。
同时，这也与在位者的心志理想息息相关。
比如秦二世胡亥，他的人生理想是，快乐主义。因为人生世上，如白驹过隙，要及时享乐，天天高兴，悉耳目所好（挺好听的，看好看的，像你晚上刷抖音看小姐姐跳舞那样），穷心志所乐（怎么高兴怎么来）。
当然，他倒也不是想一个人这样，而是想与天下万民同享此乐。
这当然很幼稚。
但赵高撺掇说，好办，严法刻刑即可，有罪的连坐，灭族，灭大臣，远骨肉（六亲不认）。让没钱的人有钱，没身份的人有身份，就可以了。
把李斯都逼得说违心话，上书说，啊，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刑弃灰于道，是很有道理的。
掉个垃圾，是很小的罪，却受刑，是很重的惩罚。不合常理，不合逻辑，但是只有圣明之主才可以这样做。深督轻罪，可以杀鸡儆猴，轻罪重罚，重罪可想而知，所以老百姓绝不敢犯法。
这种法，你遇上了走路姿势都不敢太嚣张。
但刘邦白鹿原约法三章，汉建国之后，却基本用回了秦法。
因为很多事还没尘埃落定，治国不如单纯的打仗，简单的约法三章可不行，只能凑合着继续用秦法。
后来吕后、汉文帝、汉景帝，都曾陆续去除一些刑罚。
到了汉武帝，情势更复杂，文韬武略出众的汉武帝又偏偏很任性。凡事也只看结果，达到目的就行，而执法之吏，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所以，汉代的执法者，粗暴的很多。
上面说了，粗暴其实不重要，达到目的才行，可以粗暴，也可以温和。
举个例子，刘邦一生中唯一一次遭受刺杀的事情暴露，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牵扯其中。张敖的门客贯高等人，不怕灭族之祸，为张敖辩白。
贯高先是挨打受刑，身上皮肤没有一块可以再下棍棒鞭子的，这叫皮开肉绽，体无完肤。
这是粗暴。
但贯高毫无惧色，口口声声说刺杀与张敖没关系。
刘邦于是又派贯高的老乡去谈判。
谈话过程很温和。
最终，贯高的话被采信了。
有人听到法家说“以法治国”，就佩服得不得了，其实这种法纯以帝王权位为主，执法者更是粗暴嚣张，甚至不讲规矩。因为这样最合适，也最有效。
这就分了等级，执法者至少在人们眼里，是更高等级的。
现代法的角度不同，讲以民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理虽如此，却不一定人同此理。民的观念，有时尚停留在过去，至少认为执法者比自己高一等，甚至有惧怕心理。而执法者的观念，也有不跟随此理的。
孔子的弟子子路，穿着如乞丐，或者穿金戴银，他都面色自若，既不自惭形秽，也不觉得高高在上。孔子赞叹他的气质，说也只有子路能做到这样了。
但并非人人都是子路。有些人，换身衣服，便是一种姿态。
这往往导致他们的心理被放大，粗暴时可以很暴，温和时又显过分，几如虚伪。
这就导致法虽平等，而所遭遇却大不相同。
而且，这是个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恐怕永远是个问题，除非执法者不再是人，而是程序统一标准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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