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廉早年生活在江西丰城，江西多理学大家，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其早年学问有很大影响，后来在两京为官三十六年，更为其提供广阔交游空间。
杨廉交游对象十分广泛，在本人文集中与其有书信往来既有普通乡贤也有当朝阁老，既有声名远扬的当世大儒，也有世外方技之人，杨廉与这些人物的往来对他政治思想、学术观念起着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主要择选其中几个对杨廉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来探讨杨廉与他们的关系，及他们对杨廉所产生的影响。
余祐
杨廉研究理学伊始，就深受程朱之学影响，杨廉父亲杨崇从学于吴与弼高弟胡九韶，可以说杨廉有家学渊源，后又拜吴与弼另一弟子娄谅为师，学习出处之道与为学工夫，对理学理解益深。
但真正专注于程朱之学，应受到崇仁学派影响。杨廉非常推崇胡居仁，认为其学唯有薛瑄可与之上下，余祐作为胡居仁弟子兼女婿，杨、廉与其关系密切，常有往来。
余祐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被任命为南京刑部员外郎，而此时杨廉担任南京兵科给事中，两人应该由此相识，后来随着学术交流，关系不断加深。
《杨文恪公文集》中收有为余祐父亲所作序：
予近年得交于余秋官子积，尝从其获胡敬斋著述观之，盖子积少游静斋之门，其后以其子妻之。静斋没，子积藏其遗书甚谨，不然则敬斋之学几于无可考矣。正德丙寅，子积迎其尊人封主事静修公就养留都，予闻公至亟访之邸第。
从这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廉经常从余子积那里借阅胡敬斋遗著，且在余祐父亲刚到南京时，就登门拜访，可见关系应该很好。
余祐曾刊刻胡居仁《居业录》，杨廉从余祐处获得，并为其作序，评价该著“其言精确简当，亦粹然出于正者，《读书录》之外所见惟此耳。”
《杨文恪公文集》中还载有杨廉与余祐书信，载：
文选板刻尚好，领领意意，或谓止李善注无五臣注，愚谓一人注看且不周，况五臣乎然唐人以此进御，其以诗赋亦有益于人君之学乎俯仰千古，不胜浩叹，昨所进《大学衍义节略》，以其多而省之，非节要也。西山此书条条以要名之，累条皆要也。拙稿伴械《进书表》之类，皆在试一视之。
通过这封信可见杨廉与余祐的交流，杨廉以自身所作《大学衍义节略》来说明李善单人注《文选》版本是好的，在一定程度上会让阅读者能够更全的理解书中注解内容。
余祐作为余干之学的重要成员，墨守其师胡居仁学说，而最能表明余祐学术思想当属于在狱中所作《性书》。
他后来曾把这本书传示与杨廉，杨廉还专门书信回复，对其中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其中关于理气之间关系，杨廉认为：“理与气两者从不相离亦不相杂，”而余祐却将其对立，认为“是此非彼”，杨廉认为余祐“知两者之未尝相离，而不知两者之未尝相杂。”
杨廉家学、师从以及后来与当时在江西形成的“余干之学”中许多人物，如余祐、张元祯、罗伦等人交往，都对其尊奉程朱的理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杨廉生活时期传统程朱理学逐渐走向固化，心学渐起，在这种环境下，他一方面笃信程朱，坚守道统，但同时也不断发展对传统的理学观提出新看法，努力使之成为有用之学，他的好友蔡清、罗钦顺就是这样的代表，既维护程朱正统地位，又能够提出自己观点来丰富传统理学。
蔡清
焦竑《玉堂丛语》道：“蔡虚斋清友宁永贞、孙九峰，拜何椒丘，愿为弟子，既又友储殖庵、杨月湖。”
蔡清，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科福建乡试第一，而同一时刻，杨廉也是江西省乡试第一，虽然相隔甚远，但是两人学问功底无疑为后来两人相知打下基础。
蔡清一位重要启蒙老师庄恭，同样也是杨廉的伯乐，在其担任江西按察佥事时，“入与试士，得丰城杨廉，于落卷中拔之”。
蔡清是程朱理学忠实拥护者，认为“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学不明，则孔孟之道不著”，但在尽心于朱子之学之上同样吸收众家学识以扩充学说内涵。
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蔡清虽然以阐发朱熹易学为主，但是“不肯委曲附和”，“不全从《本义》”，是“醇儒心得之学”。
这和杨廉尊奉程朱，但同时也不拘泥于此的思想是相合。
蔡清、杨廉两人志趣相近，蔡清以《易》学名世，杨廉举业也是治《易》，两人对此学都有所得，经常在一起讲《易》论道，谈文说诗。何乔远在给徐奕开书信中也提到：
蔡文庄学问精神全在《密箴》，谓之“密”者，藏之篋笥，不以示人，后见杨月湖出示之，而月湖为传于世。
《密箴》一书是蔡清一生人格修炼的集中体现，虽后来受到理学家们高度推崇，但自认为是“自砭自箴之词”，“惟恐惭负天地君亲，得罪师友”，轻易不以示人，但却出示于杨廉，由此可见两者关系密切。
后人经常把两人放在一起来评价，如当时名臣刘健讲：“在仕途肯读书究理，惟杨方震、蔡介夫耳。”关于两人坚守程朱理学，赞其“弘治间，理学中辍，至是公与杨廉作，乃复振兴。”
弘治十四年（1501）蔡清父亲蔡观慧去世，杨廉听闻这个消息还专门去信去安慰他：
奉别未逾时，忽闻尊府君奄弃荣养不胜惊怛，所幸犹可以尽人子之心者，得以视疾送终，岂非孝感所致而然与此间仙，卿便最少，久欲奉慰，不谓稽迟到今也愧悚！愧悚！往年途中教墨谕及小诗，彼时亦欲录寄，今当读礼则不敢矣。然其中误为所取者，已荷拈出见示其他，长语亦不必再读也。经书微言奥旨，心性隐微，用工处不吝往复，实副饥渴，惟亮察不具。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杨廉对于友人亲人去世的那种痛惜，可能是前几年杨廉母亲也己去世的缘故，能够对友人心情感同身受，可以予以很好抚慰，同时也是对自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追悔。
罗钦顺
《明史》中记载杨廉“与罗钦顺善”。
《江西省人物志》中也讲杨廉“平日与理学家罗钦顺交好，常与之切磋理学、礼乐。”
从两人籍贯来看，罗钦顺与杨廉同为江西人，后来两人又基本上都在南京为官，他们于官场上的交往应该是必不可少。
这在杨廉文集中有所体现，在杨廉任光禄寺少卿三年期满，需要北上考绩，以及送杨廉就职顺天府尹时，罗钦顺分别为其赠言作序。
因为杨廉对《周易》有所研究，罗钦顺还特意以爻象来表达其美好祝愿：“先生今日之变动，窃以为直乾之九三矣。
夫三与上应然，彼此皆九，殆非其正体之以夕惕之诚而审乎进退存亡之在彼者，非先生孰能之。”同样文集中也收有嘉靖元年（1522），罗钦顺省亲乞归，杨廉应朱玉峰之邀所写《冢宰罗公整庵觐省赠诗序》，在序中赞罗钦顺“造诣纯笃，操履坚定，执法之皎然洁白，水檗有声，纳言之十载亲劳脱屐朝绂。”
以及曾为其父罗用俊撰写墓志铭《国子监助教封通议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泰和栗斋罗先生墓志铭》。
杨廉晚年整理自身所撰文集，求罗钦顺为其做序，认为其所为诗文“气昌而词达，调高而节和，闳肆简严，虽或不同而事理物情，往往曲尽盖诸君子之权度”。
杨廉在弥留之际还叮嘱其子：“汝辈读书修行，毋玷前人，没后恤典，自有圣制公论在。行状托孙性甫，铭表清于罗整庵、费鹅湖也。”
后罗钦顺作有《南京礼部尚书致仕太子少保谥文恪月湖先生杨公墓志铭》。
嘉靖元年时，张璁窥伺世宗心意，想要为朝廷已定之礼翻案，而此时罗钦顺与杨廉立场相同，《明伦大典》载：
南京礼部尚书杨廉率同尚书罗钦顺、赓纪、赵鉴、崔文奎，侍郎朱希周、汪伟、王缜、吴廷举，都御史王懋中、伍文定，参议黎奭、卿刘瑞、陆淞，少卿边贡、柴奇，司业郭维藩，侍读严嵩奏曰：“今曰之礼，当以宋儒程颐之议为主。国是未定者，乃道学不明之故。”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两人是反对当时“继统不继嗣”主张，而是要求世宗皇帝应遵行宋儒程颐的议礼意见。
在学术思想上，罗钦顺为学是从对佛教禅学的反思入门，早年笃信佛学，但后来认为佛教所教人的“悟”是空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遂弃之。
后笃守程朱之学，一生以求道、卫道为己任。
他在《困知记》和《整庵存稿》中阐述他的经世实学思想而杨廉面对社会风气的转变同样是坚守程朱理学，并且认为做学问应该讲究求真务实，可见两人思想不谋而合。
杨廉与罗钦顺的交往对杨廉自身思想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此外，在心学大行其道时，杨廉还与倡导心学学者王阳明、林光（陈献章弟子）、席书等交往，论道讲学。
杨廉与阳明往来书信中就曾提及对近年来白沙之学渐兴，白沙门人尊其师而损程朱，认为“伊洛以下诸儒，盖不足道”现象的看法，认为“青田天资固高，其流弊在于简略，学孟子而失之”称其学在“儒禅之间”，亦建议王讲学要平心易气，不要矫枉过正，以免学问将来成为“一家之学”。
虽然杨廉还是在维护程朱理学，但与这些人交流辩论的过程中也不断促进自己理学观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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