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民本思想便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儒家经典阐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强调以民为本是国家兴盛的关键。
明代官员杨廉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在其仕宦生涯中贯彻落实了爱民、恤民的民本理念。
他坚持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积极救荒，解民众燃眉之急;重视教化，造福子孙后代。
杨廉的为民情怀与实际行动，正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生动写照。
爱民恤民的民本思想
自古以来，儒学大家们都把民作为国家是否能够兴盛的关键，认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金耀基在其著作中也谈到“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孕育与孔子，而孟子建立之，遂成为一代宗师，荀卿虽取君主之观点论政，但其终局之目的，亦在人民身上。”
要谈及中国古代政治，民就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虽然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随着君主制不断加强，民本思想在不断消逝，特别是明朝，新儒家们逐渐重视心性理气这些形而上的东西，而在政治思想上却好似并没有多大贡献，金耀基更是把这一时期认为是民本思想的消沉时期。
但是明朝的官员们在现实国家管理中，也依然延续着古代重视民生的思想，强调“亲民”、“恤民”、“惠民”、“利民”，以此来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富强。
杨廉作为儒者型官员的典型代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十分重视民生。
在进呈武宗《大学衍义节略》“生灵向背之由”按语中肯定《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菌必逮夫身”的说法，并认为德宗暴敛，不顾民情，不是真正民之父母，才最终导致朱泚、李怀光之乱，而致使屡遭流离之苦。
他认为帝王只有切实关注民众，尊重他们的好恶，才能维护国家稳定，且认为治民之事“必以爱民为本”，要积极为百姓解决切身问题，“视民如伤豪强之或吞乎民者，锄之，里胥之或害乎民者，禁之，功役之或防乎民者，缓之，催科之或厉乎民者，宽之。”
最终“桑麻之乐业，毋使鸡犬不宁”。
而这一思想在杨廉《皇明名臣言行录》著作中同样也有明显体现，书中所选录人物，无论是以敢言直谏还是有功边疆或是治理一方，他们无疑都是以民生为重，在任职上所作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稳定统治秩序。而名臣形象的塑造也是通过民众对这个官员认同度来体现，如况钟担任苏州知府时，曾在减免赋税方面作出很大贡献，深受苏州人民爱戴，故而在其任满升迁时，有“军民两万八百余人乞留”（后所引《县笥琐探》中记载为八万人），后来英宗皇帝赐给况钟正三品俸禄，仍留任苏州知府，在况钟于任上去世后，数千百姓相聚吊唁。
正是况钟在任职上切实为百姓着想，改革弊政，减轻负担，才会被百姓奉之若神明，这正是重视民生的积极影响。
杨廉爱民、恤民思想主要表现在倡议轻徭薄赋、积极救荒、倡导教化等方面。
轻徭薄賦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但同时沉重赋税也是人民贫困生活的根源。
杨廉出任南京户科给事中就非常关注赋税状况。
东南是明朝收取赋税的重要来源地，但此地水利工程却年久失修，导致当地百姓经常要面对由于水患而更加沉重的赋税。
弘治五年杨廉曾上疏言：“近年两浙三吴水灾相仍，谷米踊贵。
说者谓苏湖嘉三府财赋所出，当天下之半，而其地极下禹贡所谓震泽者在今苏之吴县。
其水由吴淞江入海元时，亦尝疏浚，民受其利。
今淤塞不通，豪右复筑之稼穑其上，遇雨水稍多则无所于泄，泛滥数郡良田无秋。
民非不欲疏浚也，制于豪右，卒不能成。”请求朝廷疏浚河道，并令各处“导渠修堰以备旱涝”。
杭州等地区每年又要在办叚疋之夕卜，额外有织造锻匹的任务，使得当地机户苦不堪言，杨廉上言请求免除额外织造，以缓解苏东南地区人民困境。
正德八年（1513），咸宁侯仇钺、太监张永、都督白玉相继出征，军费所耗甚大，杨廉以本地经受水旱蝗灾为由，不将此费摊派到百姓，而用大兴递运所余银供给，还奏请免除当地百姓的夏税粮一万五千石。
为防止州县会千方百计夺取百姓时产，设直“岁办簿”登载税收，使税务明了，杜绝地方官吏随意收税，压榨百姓。
顺天府乃是京师重地，是举办科举会试场所，同样对于举行会试所需要费用顺天府也承担多数，占全国三分之一。
杨廉认为顺天府承担太重，民力不堪，于是正德九年时上疏希望“各布政司增数输银以助之”。
后经査证上科所耗银两发现，除各地所应给银数外，还另借顺天府一千一百九十七两，于是礼部批准杨廉所请并以此为准，增派至其他布政司。
杨廉面对百姓困境，而建议轻徭薄赋，减轻负担的做法，正是杨廉关爱、重视民生的表现。
积极救荒
杨廉在积极主张减轻百姓赋役负担之外同时非常关注国家荒政，曾专门写信与王司徒提出自己治荒政策：
廉僭有溷渎，近日城中米价，老米一石银八钱，新米一石银九钱，较之往年常价一石四钱，上下大约踊贵一倍。旧京重地，艰食如此，不可不虑。见今赈济有司文移牵制百端，所及甚狭，况仓粮俵散不还，人固沾惠，但后此有荒，何以处之。论者欲将各项银两招集商米，亦难卒至，不若将各仓积年水兑脚米减价糴之，一石或四钱，或四钱五分，留待丰年买米补还，则贫人易于得食比之赈济所及尤广，而粮数原额亦自不失，似可行也，或谓如此需用奏请，盖不知先年建议水兑脚米正为救荒而设，不必更奏也，不识执事以为何如如要之米价之高下年岁之丰凶惟在钧慈转移之际，伏异上为国家，下为苍生，孰计而早图之幸甚，某出位狂言，悚悚不具。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廉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观察民生状况，所以城中一旦发生大的变动，就能很快得知。
因为以仓粮赈百姓会受到诸多限制，赈济范围也较小，且无法完成对粮仓的补充，一旦再次有荒，就无法应对，所以提出以“水兑脚米”来均衡粮价，既有利于广泛救济百姓，又能够使粮食库存不减，为来年做准备。
正德九年时，由于顺天府受火灾，杨廉提出开纳例银来备荒赈济灾民，道：“今义官、知印、承差之类，户部既遏不行，惟是本处农民纳银二十两者，参州县吏十五两，参州县所属并卫所吏，其一考听缺愿改拨者递加银数，此本府关白抚按所已行者，望特赐允，不惟银两可以备荒，而州县吏缺亦不至乏人参补矣。”
关于蠲免夏税，杨廉还提议就曾仿照周忱巡抚苏松时派粮不分上、中、下户皆一例均派的做法，建议顺天府同样不分上中下户，每石征银一两二钱来均派夏税，以补积年拖欠，使得税银可以“征之于民，复还之于民”，已蠲免之税，也不需要解补。
从杨廉救荒征税的建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切切实实想要更好为民办事，减轻人民负担。
重视教化
教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明朝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从科举选拔而来，故历任官员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极其重视教育，再加上杨廉出生于江西，而江西书院教育发达，豫章之人好经学，尚清净已成为一种当地风俗，杨廉受到整个社会和地方文化影响，故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它不仅和读书做官紧密相连，同时也是一种治理百姓的有效手段。
杨廉重视教化百姓，认为当今除两京国学外，偏州下邑乃至穷乡僻壤之地，都有学校，数量可谓是几倍于古时，但依然道德不一，风俗不正，这需要“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而又养之专，而望之厚”，如作为君主需要遵循伦理规范，选拔学术、德行足以为师之人担任地方提学官来培养人才、教化百姓。
杨廉对于教育的重视在其“名臣言行录”类著作中也有所体现，如在胡居仁传文中强调其于白鹿、桐源书院的讲学，陈献章更是于白沙聚徒讲学多年，而在提及陈选提学南畿时，记载他想改变当时学者“竞相为浮华之文”学风，于是亲身住在学宫中，言行身教，令学生读小学等书，并在空余时间习礼，一时间诸生感化。
魏骥担任松江教官时，重视人才，关心爱护学生，“诸生在学居者，候一更尽，必携茶往视之，见书声者，供茶一瓶。
至三更，乃携粥以随，尚有诵书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由此可见魏骥对人才的重视，鼓励人们读书向学，当时中官王振也看重其学行，称魏骥为“先生”。
况钟虽然出身刀笔吏，但同样重视学校教育，尊敬文人儒士，孤寒儒生大多都受到他的帮助。杨廉对这些人物材料的选择，可看出其对教育的重视。
结语
总的来说，杨廉在位期间切实体现了爱民、恤民的民本思想，尽心尽力为民众谋利益。
他不遗余力地减轻赋役负担，积极应对救荒济困，并且重视教化人民，这些做法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更体现了他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坚守与发扬。
杨廉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中国古代官员应有的为民情怀，他的民本情怀与担当精神，值得当代人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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