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儒家缺乏反抗精神。然而儒家反抗精神是逐渐退步的，而先秦到西汉的儒家极具反抗精神，甚至最早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是儒家提出的。鲜为人知的是，王莽改制的失败是导致儒家的反抗精神大幅退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本鬼接下来说说一家之言。
在先秦到两汉的儒家思想中，最高的理念是“仁”，其次为“义”，而对君主的“忠”只是“义”的一部分。儒家此时对君臣关系的定义更像两种掌握不同资源的人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主仆关系。如果君主是“不仁不义”的昏君或暴君，那儒家认为该君主就应该被推翻乃至改朝换代。
到了西汉初年，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公羊派主张：儒家在天下统一不可逆的如今应该帮助汉皇帝和朝廷完成大一统，然后再通过大一统的汉皇帝和朝廷建立“仁义之世”。儒家公羊派的这一主张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君臣知遇后成为西汉主流思想，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到了西汉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表明儒家理想中的“仁义之世”并未建立。当时的儒家认为：建立“仁义之世”与推行“大一统”都没有错，错在没有通过中央集权建立“仁义之世”的刘姓皇帝。于是儒家主流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改朝换代、变革天命，即“再受命”。
从汉元帝直到汉平帝，“再受命”成为西汉朝野最盛行的思潮，很多高官、儒生乃至刘姓宗亲都当着皇帝的面公开主张“汉运将终，应更受命”。建平二年（前5年），汉哀帝搞了一次“再受命”。虽然汉哀帝在两个月后取消了“再受命”，但皇帝的妥协让“再受命”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和几十年的鼓动宣传，“再受命”成为西汉精英阶层的共识，王莽也凭借“再受命”完成了自己取代西汉的“大业”。但当时的儒家没有想到的是，完成“再受命”的王莽并没有能解决社会问题并建立“仁义之世”，其改制的失败反而彻底激化了所有主要矛盾。
结果就是王莽改制引发了遍及天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王莽及其新朝走向了灭亡。而王莽改革的失败和新朝的灭亡对儒家的“再受命”可谓致命打击，造成两个后果：第一，“再受命”此后在“忠君”面前难以抬头，毕竟对于主张“再受命”的人，一个“王莽故事”足以怼得其难以开口。
第二，光武帝刘秀早年是西汉的太学生，亲身经历过王莽利用儒家“再受命”完成篡汉的整个过程。正因如此，光武帝建立东汉后就开始动用官方力量对儒家进行“儒生官吏化”的改造，打压类似于“再受命”之类主张皇帝不仁就改朝换代的思想，抬高“忠孝”在儒家理论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儒家从先秦到西汉一直有“不仁就改朝换代”的思想，最终在西汉后期兴起了“再受命”运动。然而王莽改制的失败算是搞臭了“再受命”，东汉的儒家在内外作用下逐渐抬高“忠孝”在思想理论中的地位，进而导致儒家反抗精神的大幅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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