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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辽东》的主题是写明末辽东的战事，大约为3到5天更新一次。整体字在15到20万字之间。
战辽东(18)：孙承宗守辽
01
当广宁失守之后，最为紧要的事情是派遣一员重臣镇守辽东，稳住辽东局势。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戍边，然后以病为由，申请去职。朝廷决定升宣府巡抚解经邦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这个解经邦深知辽东是个火坑，死活不愿意去，一连三次上疏辞任，气得天启帝直接将其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天启帝又升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州、莱州等处军务。王在晋在广宁之战时，就已经兼任户、工、兵三部左侍郎，是这个战争中的总后期负责任人，这次天启帝又给他加了一大把职务，让他去山海关上任，王在晋是一万个不想去，立即请求辞职。天启帝火了，命令他立即出发去前线。王在晋这才无可奈何地走马上任。
山海关，万里长城第一关，也是当时扼守京畿的咽喉所在，其不容有任何的闪失。王在晋最大的任务就是守住山海关，不让努尔哈赤打到京畿地区来。以前，王在晋在朝廷任职之时，他认为山海关外必须有城池为藩篱，有营屯为犄角，有烽堠为瞭望，加上探哨通消息，山海关外也还会是大明的国土，大有可为。
但等到他上任之后，他发给朝廷的信息则消极保守，他说：“持兵力，而兵力不可持；持人心，而人心不可持；持地险，而地险不可持。”又说：“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而右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日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很显然，王在晋这样说的目的是在降低山海关的作用，万一日后失守，也可以推卸责任。
做了这些之后，王在晋开始支持山海关的防御工作。
有人在前线顶住了，兵部尚书张鹤鸣在前线的视察工作也可以结束了，他回到北京之后，极为推崇王在晋说：“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
有人来替自己背黑锅，张鹤鸣自然要不吝夸奖。
王在晋的防守方案分为主要为两个：一是“抚虏”，也就是用银子收买、笼络蒙古，他甚至把此事当成了防守山海关的第一要务；二是“堵碍”，也就是在山海关外再修筑一座重关，以加强山海关的守卫。
但山海关已经有城墙，再修一座重关，其必要性并不是那么强，而且耗资巨大，根据王在晋计算，要用数万民夫，花费百万两白银。这个提议，朝廷毫无兴趣，王在晋只得缩小自己的计划，既然修筑重关不行，那就在关外八里铺修筑一座城池，作为山海关的前哨，派兵4万进行驻守。这座城池的花费也不小，王在晋估计要93万两白银，天启帝很快就从内库中拨了20万两白银作为先期费用。
但王在晋在八里关修城的这一计划，遭到了军中一些官员的反对，比如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花费巨资在山海关外修城，后金大军一来势必会先围住此城，此时山海关的军队救还是不救？救，就落入后金军围点打援的圈套，援军势必与女真军野战，断无胜算；如果不救，那就眼睁睁看着城中4万人被后金军慢慢吃掉，那时候再转过头来打山海关，山海关同样极其危险。
袁崇焕，主沈棨、孙元化等人多次向王在晋建议暂停实施此计划，王在晋不听，袁崇焕竟然直接越级两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报告此事。叶向高拿到了信也很难办，因为他也不熟悉前线的情况，最终经过商议，大学士孙承宗主动向天启帝请求去前线调查此事。
天启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到达前线，并和王在晋有一番交谈，《明史》和王在晋都记录了此事。
孙承宗在看过重城的部署以后就询问王在晋，新旧两城在八里之内，而旧城外又有城防壕沟和设施，如果重城的士卒发生溃散，那一不小心就会陷于自家的坑壕之中，新旧两城之间，南面是水，北面是山，溃卒无路可逃，如果都拥于旧城之下，那到底是开门放他进来，还是不开门听任他们在外？
王在晋回答，山上设有三座山寨，若出现逃溃可以奔向那里，而旧城也有三道关口可以进入。王在晋还称边兵易于逃跑，即使杀死逃兵亦不能制止，但大规模溃败时更回天乏术。“两城”的设置，既是依仗城池而稳定军心，又可借此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消减边兵溃散的念头。
王在晋仗还没有开打，就已经为溃兵做好了规划。
孙承宗在军中召开将领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监军阎鸣泰主张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张守宁远卫，而王在晋坚持自己的防守方案。
孙承宗一时也无法拿决定，遂动身出山海关查看具体情况。孙承宗此行主要是去查看宁远和觉华岛的情况，根据实地考察，由于两地相距较近，一个在陆上，一个在海里，孙承宗也觉得此处可以作为扼敌之用。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孙承宗开始偏向于守宁远，他和王在晋商讨，希望王在晋支持这个方案。
为了说服王在晋，孙承宗一连七个夜晚都推心置腹地于他交谈，但王在晋自始至终都坚持自己的方案，没有做任何一点的让步。王在晋并不是一个庸碌之辈，但他为何固执的坚持一个看上去漏洞百出的方案呢？
一个合理的猜测是：王在晋也深知自己的方案不可行，但就是要坚持如此，以便让孙承宗上疏天启帝撤换自己。
02
王在晋很快如愿以偿，孙承宗上奏之后，天启帝把王在晋调往南京做兵部尚书，把整个辽东的重任交到了孙承宗的手上，让其接替王在晋总督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孙承宗的想法是，关外防守以宁远为桥头堡，并有觉华岛与宁远互为犄角，成为关外的后勤基地，然后从宁远到山海关一带均筑城以加强防守，这其实就是后来关宁锦防线的雏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条防线竟然在日后保卫了大明王朝20多年。从这一点上来说，孙承宗功不可没。
孙承宗支持袁崇焕守宁远的方案，既然把宁远作为防御的桥头堡，那宁远城的进一步的修筑和加强防守势在必行。
宁远城位于山海关外200里，背山面海，扼守要冲。宣德三年（1428）之时建立宁元卫，五年开始修筑宁远城，城周长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景泰、嘉靖年间都有重修。由于一直以来辽东的重心都在广宁和辽阳，宁远城的城池并不牢固，只是现在广宁已经丢失，其重要性方才展现出来。
修筑宁远城的任务交到了游击祖大寿手上，之所以派祖大寿是因为他曾在宁远任职，而且祖大寿在广宁失守之后就驻扎在觉华岛上。孙承宗让祖大寿带着他手下的700多人，到宁远招募辽人为军，并开始修筑宁远城。
祖大寿吃了不少败仗，认为宁远城是挡不住后金军的，所以他在修城的过程中草率从事，质量不过关。袁崇焕见了之后，很不满意，定下筑城标准：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士。
到了天启四年（1624），宁远城修筑完毕。
孙承宗有让袁崇焕等人在宁远召集辽人，买牛、种子，打造农具，开始在宁远城外进行屯田，而守城的将士们也轮换着去地里耕种，军需也日渐充备。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宁远周边的一些城池也开始恢复生机，合计恢复了五城十三堡。其中宁远城的军民超过5万人，前屯军民有6万人，开垦土地40万亩，已经具备了守城能力。
而宁远城，只是孙承宗整个辽东战略的一部分，为了保证能抵挡后金军的进攻，一个宁远城是远远不够的。
03
孙承宗地位非凡，做起事来相比熊廷弼阻力更小。他让江应诏制定军事编制，让袁崇焕建造营房，李秉诚训练火器装备，鹿善继、王则古处理军需物资，沈棨、杜应芳维修甲仗，孙元化修筑炮台，宋献、程仑购买军马，万有孚采伐树木，祖大寿辅助金冠守觉华岛，修筑宁远城，令赵率教守前屯，鲁之甲拯救难民，杨应乾招募辽人编制成军队。
对于军中的一些顽疾，孙承宗也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严厉的整改。孙承宗通过大阅兵，清除掉了吃空饷的情况，又将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士兵全部遣回，将鲁之甲所拯救出的难民征召七千人出来去驻守前屯。同时请求朝鲜声援辽东，又犒赏东江镇的毛文龙，让他做好防卫，伺机而动。并传令给沈有容进到广鹿岛。而后江应诏被弹劾，孙承宗请求让马世龙代替，并让尤世禄、王世钦为南北帅，听马世龙调遣。熹宗听从孙承宗的建议，并赐给马世龙尚方宝剑。
孙承宗在有一点上跟熊廷弼的眼光是一致的，就是十分重视登州和莱州，这两地都是明朝援辽的后期基地，十分重要。
对于如此重任，须得择一文韬武略之人方能胜任。
孙承宗想到了袁可立。
袁可立为人正直，刚正不阿。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九月，祭祀历朝皇帝的北京景德门遭雷震，而此时万历帝开始怠政期间。袁可立其先是上书劝谏，万历帝不高兴，罚了他一年俸禄。哪知道袁可立见皇帝没有悔改的意思，也火气上来了，直接写了封上书，怒骂万历帝是非颠倒，奸贤不分，把皇帝气得不行。不仅如此，袁可立还上书怒斥次辅沈一贯，说国家搞成这样，你这个内阁大学士也是有责任的。
袁可立这样的做法，遭到的待遇是连降三级，不久又直接免职。袁可立被免职一事，被公认为冤案，而这个冤案直到二十六年后的泰昌帝时期才被昭雪。
而袁可立和孙承宗是同年进士，又同时出任天启帝的老师，又一同成为殿试考官，二人自然是惺惺相惜。更为重要的是，袁可立此人还有独到的战略眼光，曾上书天启帝收复辽东的七条建议，天启帝都一一采纳。
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天启帝以袁可立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
袁可立主政登莱三年，开创东江，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队，与枢辅孙承宗、天津巡抚李邦华、毕自严、总兵毛文龙、沈有容等勠力策应，创造出了一片大好局势。
这个袁可立手里有了战船，有了兵，竟然想到了要收复失地。袁可立说干就干，令毛文龙和沈有容二将分头出击辽东半岛，七月初二日，夺取金州，乘胜又收复要塞旅顺。又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
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让整个关宁锦防线为之一新。
但此时的朝廷之中，阉党和东林党的争斗愈发激烈，并波及辽东，袁可立和孙承宗应该来讲都不是东林党，但他们当然反对宦官干政，在思想上是同情东林党的，而二人手中又握有兵权，不利于阉党掌握兵权，所以袁可立和孙承宗相继受到攻击。
而朝内有些人也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辽东无战事，每年还要花费那么多饷银，可以裁军，并暗指孙承宗在军饷中做了手脚。在言官和阉党的共同努力下，孙承宗最终只能黯然离职。
在辽东的主政官员身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但凡辽事危急，就立即启用有才能的人出任主政官员，但局势稍稳，后金暂缓攻势，就又会遭到弹劾离职。所以主政辽东的官员很容易出现任职，离职，再任职的奇特景象，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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