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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二年（1817），位于桑园围西面的海舟堡的三丫堤段，被洪水冲决。一年之后，温汝适就此事撰文作记，说这是二十年一遇的洪水。
洪水决堤前几年，海舟堡百姓为了维修三丫堤段，将堤坝上的几百株树砍下出售，以便筹钱维修堤坝。
此举削弱了三丫提段的抗洪能力，因此虽然三丫堤段得到维修，仍被洪水冲决。两广总督蒋攸命令海舟堡百姓兴建临时堤坝，为迅速行事，蒋攸还拨出五千两紧急贷款给他们。
洪水一退，堤坝工程就要动工，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样，经费来自按亩加增地税。但是，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不同，两广总督与士绅代表之间的谈判，集中于堤坝的每年维修费用问题。
继蒋攸而任两广总督的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一月上奏，清楚解释了每年维修费用的问题。
正如阮元所说，是年五月，洪水决堤，桑园围士绅呈请官府协助维修堤坝。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阮元指出，官府既已贷款予桑园围，支付是年维修堤坝的费用，应该继续安排类似的贷款，支付日后每年维修的费用。
具体安排如下：广东省衙门将八万两贷予南海顺德两县的当铺，月息一分（1%），则每年利息收入为9，600两，其中5，000 两归还广东省衙门，4，600两用于维修堤坝。
这样，16年内，广东省衙门就能将这8万两贷款全数收回，之后，所有利息收入，都可用于维修堤坝。
当然，这项安排对于广东省财政来说，不会毫无影响。广东省衙门把这笔公帑借给桑园围士绅，并要等16年才只收回本金，这实际上就等于用这8万两的16年的利息收入来津贴桑园围堤坝工程。
尽管得到官府承诺每年提供津贴，桑园围总局要应付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堤坝维修费用，仍大感吃力。
总局的账目显示，地税的摊征，为总局带来2.7万两，总局将其中的1.3万两用于维修三丫堤段，并将其余银两分给各堡，以便它们各自维修自己附近的堤段，此举未必是对于地方权力的形式上的承认。
知县的一份报告显示，有些堡在上缴资金时，动作的确较慢，但无论如何，一个月之内，八成的维修费用还是到位了。
总局的士绅，充分意识到自己手握财权，首先测量整条堤坝，然后才拨款予各堡。总局特别为需要维修之堤段绘制地图，事实上，总局报告独特之处，就是大量使用地图，并且对于地理有清晰的掌握。
维修堤坝费用也似乎谈不上被中饱私囊，人员薪酬、伙食、娱乐等费用累计达2，500两，维修河神庙及祭祀神灵只耗费了二百两多。
总体而言，嘉庆二十二、二十三年（1817——1818）间，总局财政收入为24，650两，支出则为24，683两。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两次维修，都起源于洪水决堤，都得到两广总督亲自过问，官府都注入大笔公币以维修堤坝。
于是，桑园围总局这个士绅领导机构，就突然卷进官府的行政工作。危机过后，各堡又恢复了自抱腰包、自修附近堤坝的老习惯，总局则无所作为，只能定期在河神庙祭祀神灵，并管理属于河神庙的100亩地。
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与嘉庆二十二年（1817）这二十年间，总局的成员基本不变，显示这二十年间总局领导层基本稳定。
随着嘉庆二十二年（1817）两广总督下令大力津贴桑园围的维修工程。之后几年，总局的职权大增，很快就有证据显示，桑园围总局比乾隆五十九年（1794）时更加进取。
从桑园围总局章程的变化，就明显反映出总局的进取态度。总局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订立的章程，实际上是照抄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章程。
嘉庆二十三年（1818），为了应付日后维修堤坝的工作，并处理两广总督的贷款，总局订立了一套新章程。
根据该章程，南海、顺德两县当铺商人接受了广东省衙门8万两的存款后，每年须在9.600两的利息中，将五千两交予广东省衙门，其余4，600两，则由总局支取，总局须出示具官的批示及盖了官印的簿籍，以为凭证。
各堡继续负责自己附近的堤段，不过，一旦需要进行大规模维修，总局士绅，将与各堡的代表到有关堤段视察测量，制定工程方案及财政预算，然后将款项划拨给各堡。
桑园围十四堡，推选四人成为总局经理。而在每年二月十日即河神诞前三天，各堡也将委派代表，到属于河神庙的土地收租。
这些代表任期三年，期间得以领取薪金，总局的账目，每年都会在河神庙公布，并向知县汇报。
嘉庆二十三年（1818）一月二十五日，朝廷正式批准了阮元的贷款计划，四月一日，这笔贷款就存进南海、顺德两县的当铺。
也大约同时，何毓龄被委任为桑园围总局总理。去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他就已经担任此职，负责是年的堤坝维修工作。
他以健康欠佳为由，不愿再担任总理。是年年底，知县命令桑园围士绅开会，在十天内解决委任总理一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桑园围士绅开会，终于说动何毓龄担任总理、潘澄江担任副总理。二十九日，何毓龄到广州谒见知县。
翌年，嘉庆二十三年（1818）一月五日，他重返桑园围：一月九日、十日两天，他探访了沿堤所有村庄，决定哪些堤段需要由总局维修。
之后，何毓龄应该是再赴广州，到当铺领取官帮利息，并于一月二十四日重返桑园围。一月二十九日，何毓龄又再度于河神庙设立总局办公室，安排约见民工“揽头”及石材供应商，为加固工程作准备。
二月五日，整固工程从三丫堤段正式开始，这里也就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决堤之处。二月十日，南海县知县亲临九江堡，接见驻九江县丞、总局经理何毓龄、潘澄江及其他绅耆，听取了必须在是年内完成的维修任务。
士绅们说，维修工程开始于三丫堤段，但该堤段以南的河叉堤段也亟待维修。他们指出，河叉堤段设计很糟糕，部分堤段暴露于激流的冲刷，而河叉堤段所在的水位太高，难以定期维修。
他们建议，增建一条外堤，方法是购买四条旧船，装满石头，沉入水底，成为外境的基座。关于桑园围堤坝维修的管理工作，有以上详细的记录，显示桑园围总局确实领导有方，非常专业，维修工程的预算、规划、执行，都咨询过省级及县级衙门。
当然，总局有省级衙门撑腰，是很重要的。工程的每一阶段，都需要官府的支持。两广总督、广东布政使对于工程的亲切关怀，迫使南海县知县也提高警惕，认真监管工程的每一细节。
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两广总督亲自发出示谕，禁止在堤坝地段伐树、营葬、挖塘。
翌年，嘉庆二十三年（1818），工程展开，南海县知县也发出示谕，清楚地区分桑园围总局和各堡的权责，总局负责桑园围堤坝，而各堡则负责其他较小的堤坝。
该示谕还毫不含糊地指出，去年尚未把维修费用以地税形式交足者，将被逮捕。这些人其实就是顺德县龙江、甘竹二堡的百姓。
南海县令威胁说，他将派遣衙役到顺德县，寻求顺德县知县的协助。结果，欠交的地税很快就补足了。官府对于桑园围工程的支持，并不限于桑园围当地的协调。
为加固堤坝，工程需要大量石材及木板，这些原料主要来自新安县的九龙（即今香港九龙）。新安县衙门向来严格监管石材的采挖，因此，要为桑园围工程供应石材，也就要得到新安县衙门的批准。
不过，一旦得到新安县衙门的批准，桑园围工程固然得到石材的供应，但也形成了石材的黑市，因为采石工头很有动机因桑园围工程之名采挖石材，然后私卖牟利。
正如桑园围总局总理何毓龄揭露：各处石匠，现闻有开山之说，纷纷到局，愿于一年之内，交银七千两，总局代为给价者；有愿运石三千三百四十万（斤），无庸给价者。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新安县供应给桑园围工程的石材不被挪移私卖，何毓龄要求参与桑园围工程的采石工头缴纳一千两保证金，并确263 保每月供应三百万斤石材，否则吊销采石牌照，没收保证金。
何毓龄还请求上级政府发出命令，要求新安县石材运往桑园围沿途所经的地方政府配合，制止军人及衙役勒索滋扰。
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是，桑园围总局在财政方面得到省衙门的全力支持。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的方案，桑园围总局的每年收入是官币利息4，600两，士绅们很快发现入不敷出，请求再开征附加税以增加收入，并说九江愿意多交一千两的地税。
不过，省衙门原来已经有更好的主意。嘉庆二十四年（1819）九月，省衙门通知桑园围士绅，说卢文锦、伍元兰、伍元芝等三名行商已答应捐助十万两了。
这三名行商究竟如何被说动捐助如此巨额款项予桑园围工程？我们只能猜测。道光元年（1821），阮元奏报工程竣工时，说卢文锦是新会人，伍元兰、元芝堂兄弟则附籍南海，但并不住在桑园围。
卢文锦如此卖力，原委大概可以推想得到。事缘嘉庆十九年（1814），卢文锦得到官府批准，将其父亲卢观恒的神主牌位安置于广州城内的乡贤祠。
两年后，嘉庆二十一年（1816），卢文锦吃了官司，两广总督蒋攸因应刑部的照会，认为把卢观恒神主牌位安置于乡贤祠一事，涉及渎职及贪污，遂建议把当年参予批准此事的广州府知府、广东省布政使降级，又下令把卢观恒神主牌位撤出乡贤祠，把控告点文锦的人及卢文锦本人各杖一百。
这场官司对于卢文锦个人及其社会地位，都是惨痛的打击，因此，也许卢文锦想通过捐助桑园围工程，恢复声望。
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这场官司，是消朝官员卷入地方纷争的奇特例子，也彰显了总督在省内的显赫地位。
嘉庆十九年（1814），卢文锦父亲卢观恒逝世两年之后，新会县超过一百名士绅署名递呈，请求官府把卢观恒的神主牌位安置于广州城内的乡贤祠。
理由是卢观恒生前热心慈善公益。例如，卢观恒从自己的族产中捐地兴建义仓、在新会县设立义学、刊行《易经》的注释本及捐钱修筑道路堤坝沟渠等。
嘉庆二十年（1815），朝廷批准了士绅们的请求。于是，卢文锦就在锣鼓鞭炮声中，降而重之地将卢观恒的神主牌位送进乡贤祠，且雇用戏班在乡贤祠外演戏三天，在县学悬挂祝贺标语，并在广东学政衙署外大宴亲朋，充分彰显其财力。
之后，番禺县一位名叫刘华东的举人，向两广总督蒋攸告状，反对将卢观恒神主牌位安置于乡贤祠。
他的理由有二，第一，卢观恒"目不识丁”；第二，卢观恒二十年前被控争夺家产、殴打长兄而罪名成立。
刘华东告状之后，还把这个状子印刷刊行，因此，蒋攸也惩罚了刘华东及印刷刊行这个状子的人。但是，这个状子不仅有二百人签名，还得到新会县知县的支持。
蒋攸怀疑，一个目不识丁且有犯罪前科的人，死后竟能坐享祭祀干乡贤祠，必定是行贿受贿所致，因此，蒋攸严办该案。
卢文锦否认自己行贿，且反控刘华东之前因向自己借钱不遂，怀恨在心，评告自己。不过，他承认，当朝廷批准将卢观恒神主牌位安置于乡贤祠之后，他向署名递呈的人士赠送布匹，以为答谢。蒋攸审讯了许多涉案人士，包括七十名署名递呈人士。
他发现，部分署名者并非本人签名，而是由他们的亲友代签。结果，蒋攸并没有发现确凿的行贿受贿证据，但是，卢观恒神主牌位安置乡贤祠过程中的许多事情，包括在乡贤祠前演戏及在广东学政衙署外设宴等，当然使蒋攸很不高兴。
卢文锦因此受到惩处，但县级的士绅社会，也被这场纷争冲击得支离破碎。与卢文锦一同捐助桑园围工程的伍元兰、元芝堂兄弟，是卢文锦的姻亲，也分别是伍敦元（1769—1843）的儿子、侄儿。
伍敦元及西方人口中的"浩官"，是鸦片战争爆发前最富裕的行商。伍家不过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成为行商，而伍敦元是从他长兄那里继承家业的。
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伍敦元已经是公行两名总商之一，另一名总商就是卢文锦。伍敦元不仅以财富著称，也以乐施好善著称。
有人估计，伍敦元从1806年开始，至1843年去世为止，总共捐出160万两赞助公益事业，而鸦片战争之后他为广州所须支付的赔款垫出的100万两，尚不计算在内。
两广总督阮元授意，大概就足以让伍氏堂兄弟捐助桑园围工程了。但桑园围百滘堡的潘进忠诚侍候伍家，大概也是伍氏堂兄弟捐助桑园围工程的另一原因。
潘进完全是士绅阶层的好榜样，他既不考取科举功名，也不担任官职，他是地方社会与权势阶层之间的能干的中介，上至总督衙门、下至村庄的每一层级的施政，潘进都积极参与。
道光六年（1826）为伍敦元起草分家书，以便伍敦元一派掌管"怡和"这个响当当的商号的，正是潘进，可见潘进与伍家渊源之深厚。
无论如何，在皇帝批准及两广总督阮元积极支持下，桑园围士绅在堤坝上立碑、在河神庙外建亭，感谢这三位行商的慷慨热心。
阮元的另一份奏折也提及，桑园围附近土地用于种桑养蚕。鉴于行商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出口丝绸，如果说行商保护桑园围符合行商自己的既得利益，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得到三位行商的巨额捐助之后，桑园围工程的规模也扩大了。桑园围总局的经理这样写道：“通围各堡，闻有义助十万金，各图尽量培筑本堡所管基分。
甚有预图冒销肥己，浮开段落丈尺者，计非四、五十万金不能如其所愿。"总局规定：只会维修桑园围的重要堤段，但这次的维修，是在以乱石叠成的堤坝基座上加盖石板。
总局士绅意识到，哪一处堤段需要维修，必然会引起纷争，因此以各堡全体十绅名义，把准备维修的堤段开列出来，交给南海县知县，以便以南海县知县的名义，发出正式的命令。
维修工程所对于石材的需求极大。工程总预算7.5万两，半数就是用来采购石材的。石材需求骤然增加，但供应却不容易跟得上。
除了九龙之外，官府还批准在另外两处采挖石材。工程九个月期间，官府组织了九百艘船，定期运送石材，并且与一名石材供应商签约。
工程展开不久，这名石材供应商就无法如约交货。宫府派遣一名水师军官到九龙调查。桑园围总局士绅要求，把涉嫌走私石材的工匠施以笞刑。
这种严厉手段似乎奏效，石材供应稳定，桑园围堤坝工程于道光元年（1821）竣工。三名行商捐助的10万两里，还剩下2.5万两，三名行商慷慨地表示不必归还。
两广总督认为，反正这笔钱是由广东省衙门保管、支付给桑园围总局士绅的，因此，就规定把这2.5万两用于支付未来的堤坝维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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