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天爷的“脸色”是最难预测的，老天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出太阳，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下雪……
这些事情在过去，只有像诸葛亮一样的“奇人”才能算准。不过最近几年来，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我们国家的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了。
电视台预测天气情况，说三五天之内会降雨，多半就会降雨，误差多半不过一天，这在以前是完全不敢想象的。
这一切都与中国气象学的飞速发展分不开，而提起中国的气象学，就不能不提起我国这门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
竺可桢是是我国最早一批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的一生非常传奇。1890年，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是一位粮食商的小公子。
据说竺可桢从两岁就开始识字，到四岁时，在大街上见到商铺的招牌就能“过目不忘”，六岁读《三字经》、《百家姓》之前，他已经认识一千多个汉字了。
竺可桢的学习天赋非常高，再加上他的家庭重视对他的培养，所以他学习的起点比当时，乃至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要高。
可就是这么一位“天才”、“神童”在上初中的时候，却遭到了同学的集体嘲笑。当时竺可桢的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不说他“傻”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竺可桢八岁读唐诗，读到白居易的《草》中有一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认为这是讲的自然气候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于是迷上了对物候的研究。
竺可桢初中考进了当时的“复旦公学”，接受了新思想之后，他就立志要留学国外，学习气象学，再回到祖国实践“科学救国”的梦想。
为此，竺可桢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写下了一则誓言：“吾要以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
竺可桢的家乡绍兴，在我国古代是一个科考大省，从古至今出了不少“学霸”，所以当地有不少的“书香门第”。
竺可桢读的那所中学堂就有不少这种旧式家庭出来的学生，虽然他们现在进了新式学堂，但思想上还是受儒家的影响比较重。
儒家传统认为，一个学生读书的目的就是要考取功名，通过“致君尧舜上”的方式来实现报效国家的终极理想。然而竺可桢当时的愿望不是当官，而是去学气象学和农学。
这在旁人看来，就等于是说竺可桢读完书，再回去当农民，所以他的同学都觉得他读书读傻掉了。不过，不管别人怎么嘲笑，都无法动摇竺可桢的思想。
1910年，二十岁的竺可桢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飘洋过海去到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潜心研究农学和气象学，最后拿了一个博士学位，毅然回到家乡当起了大学教授。
竺可桢对中国有两大贡献，一是对中国科学界的贡献，还有就是对中国教育界的贡献。20世纪三十年代，浙江大学不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
民国时期大学迁到四川的时候，把浙大落下了，全校700多名师生是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才顺利迁移到了大后方。之后的八年间，也是他让这所学校的办学规模扩大了一倍。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正是因为有竺可桢这样的人，才为我们国家保留下了一批“读书种子”。这批浙大的学生，解放以后都成了建设新中国的精英。
竺可桢当上浙江大学校长这件事，当中还颇有一番曲折。最早他留美归来后是在武汉大学当老师的。当时他还和一批友人共同搞了一个“中国学科社”，打算好好研究他醉心的物侯学。
“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浙江大学出了个事，他们的校长郭任远因故被学生赶下台。蒋介石打算重新为浙江大学物色一名校长，于是就有人向他推荐了竺可桢。
起初蒋介石多次邀请，竺可桢就是不同意。后来蒋介石与他“约法三章”，答应给他源源不断的财务支持，以及“不受政党之干涉”，他才同意去“当半年校长”，没想到一干就是13年。
在浙江担任校长的时候，竺可桢非常尽责。一九三七年学校南迁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家伙只管把中央党校几个所大学的校舍迁到重庆，就不管浙大的死活。
最后是竺可桢带着浙大的全校师生，先撤退到了天目山一带，然后再到江西，最后辗转多省到达了四川。
在学校迁徙的过程当中，竺可桢也非常细心。当时数学家苏步青也在他们的队伍里，竺可桢了解到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
竺可桢担心路上遇到盘查，苏步青的妻子会有麻烦，于是亲自跑去找浙江省长朱家骅要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竺可桢对教职员工的关爱。
对于学生，竺可桢更是爱护有加。过去学生运动的时候，浙大的学生常常冲在前头，他从不反对。军警到学校抓人，他也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制止。
竺可桢对当时浙江的警备司令高文白说：“我决不会允许军警以任何理由进校搜捕学生！”再后来，他一听说有军警要来，就会提前去通知学生藏到外面。
一般的学校在得知学生在校外被捕以后，马上就会做开除处理，但是竺可桢在浙大时往往不会这样。
有一次，当时的浙江省长沈成章指责竺可桢“开除的人太少”，他说：“浙大是共产党的大本营。”竺可桢回应他说：“学校处理学潮，不能动武……须以德服人。”
沈成章知道竺可桢是蒋介石重视的人，也对他无可奈何。由于上述原因，浙大的师生都非常尊重竺可桢，称他为“浙大保姆”。
同时，竺可桢在浙大抓教育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的成材率相当的高。因此，《中国科学史》的作者李约瑟曾经夸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大学”。
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后，竺可桢出任中科院的副院长。六十年代，他写了一篇关于天气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文章。毛主席读到后非常开心，马上邀请他到菊香书屋。
当时毛主席对着竺可桢说道：“读了你的文章我就想到了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除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现在加上你提出的光和气，就可以连天一起管了。”
竺可桢回应道：“天有不测风云，不好管啊。”毛主席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和地都管起来了！”
从那以后，竺可桢认真地研究气象学。为了研究，他七、八十岁的时候，还经常一个人穿着网球鞋，带着罗盘、高度表和相机跑到山顶上去做调查。
每次爬到山顶，竺可桢都是先测海拔，再测气温、气压，最后拍照带回工作室。竺可桢写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报告，为我们国家的气象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生命不息，科研不止。竺可桢对于科研的热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曾熄灭。一九七四年二月六号，竺可桢去世的前一天，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时，还不忘做气象记录。
那时，竺可桢已经不能走出室外了，只能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着的右手拿起笔，记下了当天气象数据：“最高气温零下1℃，最低气温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毛主席以幽默和机智著称，他曾说要与竺可桢携手共管这天地间的一切。这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却也透露出他对竺可桢工作的高度认可。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领导整个国家的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的生产，处理“地面”上的各种问题，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而竺可桢作为中国气象学的奠基人，以及物候学的权威专家，他的使命是研究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天气”问题。
毛主席和竺可桢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们共同为新中国的繁荣和稳定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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