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教皇到爱尔兰
邀请教皇参加在梅奥郡诺克举行的圣母现世百年庆典的想法是由图阿姆的约瑟夫·库南大主教提出的。1978 年 8 月，他写信给爱尔兰总理，寻求政府支持发行纪念邮票，并顺便提到教皇可能会出席。据信，邀请函已发给若望保禄一世。直到 1978 年 12 月，阿里布兰迪与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Karol Wojtyla 私下会面，爱尔兰政府才听说教皇访问爱尔兰。据信，大使转达了爱尔兰等级制度的邀请，邀请他参加诺克百年纪念。当 'O Fiaich 在当月晚些时候也有私人接见时，媒体对教皇访问的猜测愈演愈烈。
爱尔兰和英国政府都对此事进行了密切审查，因为它们都没有得到正式通知。教皇的访问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难题，因为爱尔兰岛在政治上被分为两个州，但在教会上并没有被分割。正常的礼仪是教皇在访问特定国家时与大主教呆在一起。这将迫使教皇跨越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留在阿拉科利，这是大主教在阿尔马的住所，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担忧。爱尔兰政府的另一个考虑是，它将于 1979 年 7 月 1 日担任欧洲共同体主席，并想尽快知道教皇是否打算在 8 月访问。
几个月过去了，两国政府才能够确定是否有实质性的新闻猜测，这些猜测从对访问的确定性到确信它根本不会在 1979 年发生。根据梵蒂冈协议，教皇的访问并未提前很长时间宣布。因此，爱尔兰天主教等级制度或阿里布兰迪与爱尔兰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1979 年圣帕特里克节，教宗保罗六世、约翰保罗一世和约翰保罗二世的私人秘书约翰·马吉神父通知爱尔兰大使约翰·莫洛伊，教皇明确希望访问爱尔兰。来自唐郡纽里的 Magee 相信可以设计出能够克服任何政治困难的合适计划。他建议在劳斯郡的德罗赫达停留，以确保教皇无需跨越政治边界即可访问阿马总教区。外交部和总理尚不清楚 Magee 是否只是表达了个人意见。
5 月初，Cunnane 大主教证实，圣母玛利亚的狂热信徒约翰·保罗二世 (John Paul II) 已接受诺克的邀请。随后的新闻报道足够详细，表明他们是从教会消息来源那里得知的。外交部对没有明确通知感到沮丧，指示大使就此事“进行非正式调查”，但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声称“不知道”教皇访问爱尔兰；阿里布兰迪也守口如瓶。到 7 月初，访问得到确认，爱尔兰等级制度的常设委员会开始设计一个结构来监督 7 月 11 日的准备工作。十天后，梵蒂冈宣布若望保禄二世将于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期间前往爱尔兰进行“牧灵之旅”，同时前往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爱尔兰媒体以意料之中的热情迎接了这一消息。总理在阿里布兰迪的简报中承诺，“将提供一切必要的设施，以确保圣父的访问将是一次令人难忘和成功的访问”。
组织教皇访问和包括北爱尔兰的难题
教皇访问的安排是在短短八周内制定的，并受到等级制度的严格控制。最终责任由一个特设主教委员会承担，该委员会从 7 月下旬开始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它由四位大主教和米斯、德里、德罗莫尔、基尔莫、戈尔韦和利默里克的主教组成；教皇大使也出席了几次会议。在这之下是一个国家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基尔莫尔的弗朗西斯麦基尔南主教担任主席，迈克尔史密斯神父担任执行秘书。它的任务是执行主教委员会的决定、管理资金、组织保险、与地方委员会联络，以及任命礼仪和媒体等专门委员会。Bord Fáilte（旅游）、RT'E（电视）、Aer Lingus、警察和爱尔兰总理等还成立了四个组织委员会，负责安排教皇访问的中心。在教皇访问的组织中缺乏世俗领导尤其引人注目。这似乎是对神职人员主义前会议时代的一种不协调的倒退，并且违背了广泛表达的要求更多地参与教会的呼吁。
两个主题主导了主教们的计划和访问本身：精神复兴以及和平与和解。7 月 23 日，当 'O Fiaich 和都柏林大主教瑞恩会见爱尔兰总理杰克林奇讨论安排时，很明显，鉴于访问的牧区性质，国宴是不合适的。该州的正式参与包括都柏林机场的仪式、总统和政府出席在凤凰公园举行的主要宗教仪式，以及交通和安全安排。林奇获悉，教皇将在第一天访问都柏林和北部，第二天访问西部，第三天访问南部。行程草案提议在都柏林举行六场主要的礼仪庆典，地点位于阿马、诺克、戈尔韦、利默里克和梅努斯的跨境教区。这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中心看到和听到教皇。该行程得到了保罗·马辛库斯大主教的批准，他于 8 月代表梵蒂冈亲自视察了这些地点。
考虑到对外交、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影响，拟定的对阿马的访问是最具争议的方面。尽管梵蒂冈建议访问仅限于共和国，但奥菲亚奇和瑞安向林奇明确表示他们希望教皇访问北方。林奇全心全意地同意，因为不去访问会“突出边界的存在，并且会被[伊恩]佩斯利，福音派长老会部长，北安特里姆民主统一党议员和欧洲议会视为胜利”。外交部出于三个原因也赞成，前提是可以保证教皇的安全。有造成一种南方天主教徒和北方新教徒的印象的危险，据称，这种印象可能会被极端分子利用。与此同时，必须刻意避免任何暗示支持爱尔兰统一的姿态。其次，由于女王在 1978 年访问了北爱尔兰，因此有可能与教皇未访问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不访问阿马有冒犯北方天主教徒的风险，他们可能会把怒火指向红衣主教和都柏林政府。
统一派政客对媒体关于北爱尔兰是否会出现在教皇行程中的猜测做出了意料之中的反应。南安特里姆的阿尔斯特统一党议员詹姆斯·莫利纽克斯警告北爱尔兰国务卿汉弗莱·阿特金斯，访问阿尔斯特将是“灾难性的”，无异于“将阿尔斯特……视为英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英国的一部分”爱尔兰的一部分”；此外，它会鼓励爱尔兰共和军。伊恩·佩斯利 (Ian Paisley) 发起了一场喧闹的运动，通过将教皇拒之门外来保卫新教阿尔斯特。相比之下，爱尔兰教会、卫理公会和一些长老会牧师的领导人对教皇访问的前景表示欢迎。
整个 1979 年，英国政府都热衷于确定是否计划访问北爱尔兰。北爱尔兰办事处 (NIO) 的一项政治优先事项是首先应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并且应邀请其访问阿马。7 月 26 日，梵蒂冈代理国务卿告诉英国驻教廷公使杰弗里·克罗斯利，访问北爱尔兰的建议“纯属猜测”。然而，爱尔兰的等级制度公开宣布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8 月，NIO 越来越担心要求教皇短暂访问阿尔马的压力越来越大。克罗斯利随后获悉，爱尔兰主教已收到有关阿马的新提议，教皇尚未就此作出决定。爱尔兰教会阿马大主教乔治·西姆斯 (George Simms) 发出的邀请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雪上加霜的是，阿里布兰迪于 8 月 23 日在罗马发表了一份考虑不周的声明，称教皇极有可能北上。当克罗斯利向梵蒂冈外交部副部长阿希尔·西尔维斯特里尼提出此事时，后者对这种“愚蠢”感到“极度愤怒”（如果属实的话）。爱尔兰大使随后否认发表了归因于他的声明。教会公共事务神圣委员会秘书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 (Agostino Casaroli) 同意克罗斯利 (Crossley) 的要求，即在教皇批准之前不得对该计划发表任何评论。阿特金斯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他愿意考虑一个简短的象征性姿态——比如在红衣主教康威的坟墓前祈祷和平与和解——但不是公开访问，“因为风险会远远超过教皇自身的安全”。
8 月 27 日，奥菲亚奇、瑞安大主教、爱德华戴利主教和迈克尔史密斯神父前往罗马，与教皇、卡萨罗利和其他梵蒂冈官员一起敲定访问计划。同一天，爱尔兰共和军在斯莱戈郡 Mullaghmore 海岸杀害了蒙巴顿勋爵（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堂兄）和其他三人；当天晚些时候，18 名英国士兵在靠近爱尔兰边境的唐郡沃伦角阵亡。这立即结束了教皇访问北爱尔兰的任何可能性。教皇和奥菲亚奇谴责暴力并表示哀悼。红衣主教呼吁爱尔兰在教皇到来之前保持平静，并要求“以新的强度和紧迫感为这次历史性访问进行牧灵准备”。8 月 29 日，梵蒂冈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原则上已经决定将访问阿尔马纳入其中，但“由于最近几天发生的可怕谋杀事件，我们深表遗憾，现在决定不包括北爱尔兰的场地”。爱尔兰主教随后启动了他们的应急计划，即在靠近北爱尔兰边界的德罗赫达和阿尔马的跨境教区发表教皇演说。
由都柏林辅理主教约瑟夫卡罗尔主教主持的都柏林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四个地方委员会中最广泛的。它监督了凤凰公园露天弥撒的安排，这是行程中最大的固定活动。其次，若望保禄二世作为教皇大使的客人留在都柏林大使馆。该委员会负责来访的主教和其他贵宾在修道院和宗教场所的住宿以及他们的交通需求。所有爱尔兰出生的主教、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等级制度、欧洲主教会议的主席，以及与爱尔兰有任何历史或传教联系的主教都被邀请了。该委员会由 20 多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总理府、凤凰公园教皇弥撒的地点与 1932 年圣体大会期间使用的地点相同，但祭坛朝南以迎合电视。Tallon 的设计规模宏大。祭坛的平台占地一英亩，设计为经典的金字塔结构，中央有一个 25 米 30 吨重的十字架。建设工作于 8 月 10 日开始。Newbridge 的 Curragh Carpets 履行了一英亩地毯的合同，不得不在北爱尔兰寻求额外的纱线供应。为满足预期的 750,000 人的会众需求，公园将提供服务并分成 12,000 个部分，细分为 4,000 个街区，并用绳子将 1,000 人一组的区域隔离开来。据估计，需要三十英里的柱子和绳索屏障由于提供照明不可行，弥撒必须在下午 2 点之前开始，以便在仪式结束后有两个半小时安全清理公园。结果，弥撒定于 12 点 30 分举行。凤凰园经营规模庞大。该委员会寻求 10,000 名管家，他们是在教区一级通过组织和体育俱乐部招募的。三分之二的爱尔兰警察部队参与了安全安排，1,500 名牧师将分发圣餐。
甚至在教皇访问得到确认之前，就成立了一个宣传协调委员会，由外交部、Bord Fáilte、RT'E 和各种运输机构的代表组成。国家机构和都柏林政府都希望利用教皇访问带来的独特的全球宣传机会。在一次宣传攻势中，Aer Lingus 将乘坐通常搭乘意大利航空公司航班的教皇飞往爱尔兰和美国。福特为教皇派对提供了一支由 20 辆格拉纳达汽车组成的车队，并为教皇的公开露面提供了两辆特制的高平台卡车。作为紧急事项，爱尔兰驻罗马大使馆寻求合适的有吸引力的照片选择，以满足准备爱尔兰特刊的报纸的要求。大使馆的材料库存已过时且范围有限。RT'E 总干事 George Waters 急于参与早期规划阶段。电视和广播对教皇访问的报道是该广播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制作和工程项目”。他估计大约有 100 个国家将采用这种覆盖。在这次活动中，RT'E 部署了 40 名电视摄制组，其中一些使用从 BBC 借来的设备，RT'E 还设立了一个 24 小时通讯中心。
CPIO 的 Jim Cantwell 于 8 月加入了宣传协调委员会。他的办公室定期由爱德华戴利代表主教委员会进行简报，在媒体安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梵蒂冈新闻办公室保持联络。建议使用都柏林城堡的欧洲共同体新闻中心进行教皇访问，并安装额外的电话设施。记者由 CPIO 认证，而 RT'E 将认证广播和电视人员。到 9 月中旬，已有 790 名记者和 390 名摄影师申请了认证。新闻中心也在都柏林以外的每个中心建立，以在教皇的行程中亮相。CPIO 准备了四种语言的基本新闻资料袋，并辅之以关于教皇行程和诺克圣地的 Bord Fáilte 彩色小册子。Bord Fáilte 还为来访的记者安排了交通工具。还强调国内宣传以确保高投票率。9 月 23 日，在三份星期日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特别的拉出页面，其中包含有关仪式的实用信息。除了金融，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尽管教皇的行程和当地的安排都计划得很详细，但成本计算却明显含糊不清。根据若望保禄二世 1979 年 6 月在克拉科夫的最后一天花费约 500,000 英镑，主教们估计需要 2,000,000 英镑。 9 月 9 日的全国募捐筹集了 169 万英镑，公司、个人和团体的捐款筹集了 294,000 英镑，教区基金捐赠了 42,000 英镑。一些教区居民以其他方式帮助支付了费用。在都柏林的 Sallynoggin 教区，20 名妇女举行了“缝制”活动，制作了 50 件祭服，用于在凤凰公园弥撒中庆祝主教。这为等级制度节省了 3,500 英镑。然而，在 1979 年 11 月审计账目时，出现了 300,000 英镑的赤字，每个教区都应按人均支付。例如，对于利默里克教区，这相当于 10,141 英镑。在财政方面，爱尔兰政府将教皇访问视为国事访问。它估计支出在 250 万到 300 万英镑之间，用于支付安全措施的费用（占支出的大部分）、OPW 的改进工程以及宣传材料的支出。仅要求报销通常在商业基础上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例如达到 350,000 英镑的电传和电话服务。教皇访问的费用值得评论，原因有二。首先，虽然没有教区档案，但可以合理地推测，教皇访问的支出抑制了对牧区更新的紧迫方面的投资，例如成人宗教教育和神职人员的进一步培训。其次，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从国家角度看，保障费用的承保规模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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