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祖襄眼中不一样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史学|起源|郑祖襄

文|玉萧苒

图|玉萧苒

——【· 前言 ·】——>>

中国古典音乐既有悠久的历史背景，又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是东方古典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古典音乐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既表现在对古典音乐文明的不断继承，也表现在对其特征的保留上，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开拓上。

郑祖襄先生继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后，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书中，对“古乐”这一历史进程的发掘和诠释，突出了音乐史脉络粗细的不同形态。

——【· 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成为教科书 ·】——>>

2008年，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另一项成果，由于郑先生的努力和研究，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受到了专业音乐学院和普通大学音乐学院的音乐专业学生的欢迎，甚至被一些学校用来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内容。

郑祖襄先生以前发表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与他的历史理论相辅相成，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主题史背景，这是他的学术理念的体现，他的理论依据是他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体系是他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体系是他的理论体系。

他认为，《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所记述的乐事，是中国古代乐史研究的雏形，也是20世纪对新资料的发掘、新领域的探索，将中国古代乐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将乐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史学史的深入，中国古代乐史的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叶伯和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史》，佟飞于1926年出版的《中乐寻源》，郑觐文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王光祈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史》。

新中国后，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书籍有：李纯一于195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杨荫浏于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吴钊于1983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略》；夏野于1989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陈应时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音乐简史》，2006年出版的《中国音乐简史》。

之所以强调出版日期，是因为在此之前，历史著作的出版并不容易，所以出版日期并不能代表作者的写作日期。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编撰在改革开放之后方兴未艾，但是到了新世纪之后，编撰的历史书籍就开始出现了，郑先生的这本书就是专门为高教出版的，被用来作为一般音乐院校基础课的必修课，而且还结合了一些新的研究结果，表现出了一种探索新事物的方式。

——【·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内容分析 ·】——>>

郑祖襄的这本史书，在写作风格上，秉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以历史分期的方式，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形成、发展与繁荣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与近年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为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框架。

作者在每个朝代的节点上，都用实际纪年来进行对比，全书共分为8章，分别是：远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八章依次呈现断代历史，既有许多新的研究结果，又有一些与前人有所区别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对断代历史的增加和减少上。

第一章是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它记载了从古代到现在的每一个朝代，包括打猎、乡村和祭祀的音乐。《吕氏春秋》所载的一些乐史，在《史记》中也有引述，例如：“布咸阳市，其上挂黄金万两，使诸侯游客之人，得其一字，得黄金万两”。

郑祖襄以为，以司马迁的《史记·乐书》所载的西汉及其前两代的乐事为标志，官方史书“乐志”的形式才算真正形成。在扩充史料方面，他吸收了许多新发掘的新资料，除音乐考古学、文学方面的文献之外，还收录了一些私人的音乐史著。

例如，陈代释之师所著的《古今乐录》，以及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乐》等，并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版了一部通史类的音乐史著，例如，唐朝崔令钦所著的《教坊记》，段安节所著的《乐府杂录》，例如，北宋陈旸所著的《乐书》，朱昌文所著的《琴史》，以及清朝凌廷堪所著的《燕乐考原》，均反映出郑先生平日个案研究的成就。

在内容编排上，每一章都主题鲜明，条理清晰，立意鲜明，体现出作者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例如，在第一章远古时期中，内容主体在综述部分就对其进行了简要的展开，具体包括了在远古时期社会结构和物质精神文化生活中所产生的古老乐器、乐律体系、音乐神话等。内容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古代和近年出土的考古音乐材料，古代和传说中的古代音乐，中国音乐的由来，并分别进行叙述。

在证明新的观点方面，例如中国音乐的起源，它的篇幅过长，重点突出，主要是以详细的古代文献为依据，并吸收当时的学术成果和考古实例，再加上作者自己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使自己的观点逐渐接近于历史事实。

其他七章，基本上都是按照上述的顺序，按照年代顺序，对各朝代的音乐发展过程以及代表的音乐现象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为方便读者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思考，作者在每章的末尾将具有学术前沿价值的文献资料附录。除此之外，他还将正文中提及的基础音频和扩展资源，一并编辑成书后光盘，并与该书一同发行。

在研究的态度和理念方面，郑祖襄先生一直将务实、求真的态度和辨析、证实的理念贯彻到了他的工作中，因此，他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展示出他在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许多真知灼见。对于一些在历史上留下的争论，郑先生在回答时，使用了大量详细的证据，以更有价值的史籍加以合理的区分。

比如，在《汉书》中，他引述了汉书中关于琵琶的记载，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汉书》中的《风俗通义》中说：“《枇杷》，是为天下乐师所作，我不知道是谁。以一只手为琴，故名也。琴长三尺五寸，琴声有四种变化。”

刘熙在《释名》中说：“枇杷源于胡钟，为马蹄之音。”在它的前面，有一个名字叫“铛”，在它的后面，有一个名字叫“杷”，就是它的名字。这是他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结果，他曾经专门研究过古筝。

在讨论内容的拓展上，他还结合了历史上其他的有关记载和文物图像研究，用真实存在的史料佐证，认为文献中记载的是从丝绸之路上传过来的圆形琵琶和梨形琵琶。郑祖襄在对一些音乐史问题的解答中，也对学界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自己鲜明的见解。

例如，关于“中国音乐的起源”，郑祖襄先生依据古代遗留下来的考古图像、文献资料及历史传说，针对“中国音乐的起源”的特点，提出“中国音乐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存在，并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阶段的中国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其中一些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

郑祖襄先生认为，除了大多数学者主张的“音乐来自劳动和爱情”之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音乐的起源更应与人的起源相联系，因此，人类音乐文化的起源应从史前一直追溯到史后，而单纯从音乐形式来理解音乐的起源，则是片面的，真正科学的音乐起源观应与人的发展过程相联系。

在引证《乐记》里，孔子与宾牟贾谈论“色而色，何也？”郑祖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通过对《乐记》中“声淫及商”一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商”不是汉朝郑玄的注解，也不是唐朝孔颖达的注解中所说的“贪商之位”，而是中国五声中的“商”。

关于《大濩》乐舞的内容与史实，郑祖襄先生依据甲骨文学界对“濩”字的考辨和《史记·殷本纪》中简狄生契所载，提出《大濩》为一种反映商朝起源的史诗式乐舞，驳斥《吕氏春秋·古乐》中“《大濩》为颂扬商朝之功”的论断。

——【· 郑祖襄对古代音乐史独到的研究方法 ·】——>>

郑祖襄的历史著作注重学术探索的写作方式，因此，他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扩大了他的历史著作的内容和思想，笔者在文章中说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文学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和文化的束缚。

经过二十年的研究，郑先生的古代音乐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历史理论到古今结合，他不断地总结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到实践之中，他的研究方式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学术特色。学术探新法，隐匿于历史理论之中。

例如，他在对“元代杂曲”进行研究时，采取“逆向观察”的方式，对“务头”一词进行了阐释，并引证了明代王骥德《曲律》的说法，从而在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

郑著注重“追本溯源”与“释史”的策略，前者主要源于郑先生多年研读文献的积累，而后者则因其不断引进新的研究手段而有所进步，因此，他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自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论。

郑祖襄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书中，对每个论点，都用详细的资料加以说明和证明，特别是注重史料之间的逻辑联系，形成一条证据链，从而对历史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丰富了书中的内容，也让读者对历史事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郑著除了以古今中外的理论为基础，亦以直观的图示或图示来支持，让读者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其中的要点。就像是他在讲解什么乐器，讲解什么理论，总是会引经据典。

至于战国编钟和汉代琵琶，作者根据大量的史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各种实物和图像资料，对汉代琵琶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其中，作者还将南京西善桥墓葬中的一幅《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弹琵琶》的画面，作为对汉代琵琶的描写。

相对于过去，音乐史的研究方式更注重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借鉴，例如，郑祖襄在中国音乐的渊源方面，自觉地把音乐史和艺术学相结合。正是由于其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也推动了音乐史与其他学科的延伸发展，这也体现了他作为新时代学者的创新方法的不断拓展之理念。

——【· 郑祖襄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集大成者 ·】——>>

从20世纪开始，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在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也出现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作品。

郑祖襄是一个新兴的音乐史学者，他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继承了杨荫浏，黄翔鹏，冯文慈，陈应时等人的研究，并将新兴的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民间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使他的研究处处可见引经考证、实物考证的痕迹，并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执着，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逐步拓宽和深化，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