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清官，敢于直言犯上、为民请命，被老百姓称为“青天”。在演义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好汉班下听差，上斩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下惩刁民恶霸，甚至于还能到“阴曹地府”断案决狱，总之没有他不能伸的冤。
在封建社会，像包拯这样一个为百姓拥戴，屡屡犯上、得罪皇亲国戚，既留得一世英名，且又仕途平坦，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对他敬重有加。那么包拯为什么在百姓中的声望那么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断案英明，避免冤情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29岁的包拯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实职为知县。后来父母病故，包拯回家为双亲守孝，之后又出任扬州天长县知县。这一年，他已经接近40岁了。
担任天长县知县的第一天，就有一个农民牵着牛来衙门告状，恳请包拯为他找出割牛舌的盗贼，包拯看着满嘴淌着鲜血耕牛，若无其事地说：“耕牛已经无法再耕田了，你回家把耕牛杀掉吧。”
这个人不明白包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说：“大人，我的牛让人割去舌头，够倒霉的了。你再让我把它杀了，这可是犯法的。”
虽说农民不明白包拯的用意，但早已耳闻他断案如神的威名。于是，回家照办，将牛杀了。其实，包拯设下的是“引蛇出洞”的圈套，他要等割牛舍的人自动跳出来。
果不其然，这时有个人跑来控告农民私自杀掉耕牛，包拯慢慢说道：“你割了人家的牛舌头，反而来控告人家？”这个人一听，顿时哑口无言。包拯命人将其拿下，这个人又惊又怕，只好从实招来，乖乖束手就擒。
像这样很多的冤假错案，在包拯这里都得以昭雪，所以百姓开始称呼包拯为“包青天”。
不畏权势，敢惩大奸，为民做主
包拯一直坚持“但行正义之事”，无论成败，自己都能问心无愧。包拯为官，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
仁宗晚年贪恋酒色，不理国事，每天只知道宴饮享乐，后宫藏着无数美女，只要高兴，赏赐动辄数以万计。张尧佐摸准了仁宗的脾气，极尽巴结献媚之能事，为仁宗广搜美女，遍寻山海奇珍，变着法儿地讨仁宗欢心。
张尧佐是仁宗贵妃的伯父，这个人没什么真才实学，却极善投机钻营，特别是最会讨好皇上。在仁宗高兴时，还不失时机地谈几句“治图方略”“用兵之道”。这把把仁宗哄得不亦乐乎，仁宗一高兴，就封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要职。
包拯联合群臣极力进谏，恳请皇上收回成命，仁宗不听，反而夸张尧佐是个人才。张尧佐一见有人撑腰，于是四处散布谣言，说包拯此举是出于对他的嫉妒，一些大臣胆小怕事，慑于张尧佐的淫威，不敢再言此事。可是包拯却不为所动，连续上本弹劾此事，由于包拯的力谏，仁宗怕群臣不服，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免去了张尧佐的官职。
同时规定一条：凡是后妃家庭成员，今后不得担任军政要职，杜绝了外戚专权的源头。
他任开封府府尹时，原来百姓有冤要诉，须把状纸交给“门牌司”，再由他们收转。这就给有些人向百姓勒索钱财的机会。
包拯洞悉其中弊端后，撤销了“门牌司”，要申冤的百姓可以直接到开封府的大堂上投递状纸，避免了老百姓有理无钱也能申冤雪恨了。
开封城是北宋的京畿重地，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遍布，所以，开封府尹的官最难当。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是由江南向开封漕运粮物的重要航运。因此，吸引了许多达官显贵，他们把风光秀丽的惠民河当风水宝地，纷纷在此修建府邸。
然而，惠民河两岸原本居住的平民百姓，全被挤到了低洼地带。如果遇到雨天，河水泛滥，两岸百姓房屋全都被淹，惠民河成了一条“害民河”。于是，包拯决定去堤开河，彻底整治惠民河河水泛滥的问题。
消息传出，两岸的达官显贵反应：是量他一个小小知府，也弄不出什么名堂来。但包拯不为所动，决心一查到底。他对同僚说：“包某为民兴利，为国除弊，何惧之有？”
包拯知道这些达官显贵不好惹，一定要抓到确凿的证据，不然就很可能被反咬一口。便从审验这些地契查出了突破口，原来有许多是伪造的，这下包拯心里有了底，便下令把私自建筑的堤坝和花园统统拆毁。
同时把名单报到皇上那里，请求严厉制裁这些人。这一招果然好使，没有谁再敢闹事。
“七弹王逵”是包拯又一著名的弹劾案。王逵是仁宗面前的红人，曾任湖南、江西、湖北等地转运使。每到一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许多百姓被他逼得逃往深山，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就把他的名字刻在木偶上，时时鞭打以发泄心中的愤恨。
当王逵调走时，百姓们张灯结彩聚会庆贺。王逵虽是巨贪，由于他经常把搜刮来的钱财分一部分进奉给朝廷要员。一旦有人告发，王逵联合其他人诬陷。洪州知州卞威因看不惯检举王逵，被捏造罪名逮捕卞威下狱，并且株连五六百人。
包拯屡次上书弹劾王逵，由于王逵交际广、行贿多，不久又官复原职。包拯得知，第七次上书，痛斥王逵作恶多端。由于包拯的据理抗争，仁宗最终罢免了王逵，赶出朝廷，永不录用，为民除了一大害。后来，包拯七弹王逵的故事被编成评书或戏剧，在民间广为流传。
包拯不畏权贵的忠肝义胆，源自他的廉洁奉公、坦荡无私。
不惧流言，上书言事，改革弊政
“蹊田夺牛”事件，包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言攻击，就连正直渊博的欧阳修也对包拯多有微词。
这件事的主角叫张方平，张方平才智超群，是当时的天下奇才。出仕后，他曾上《平戎十策》言破敌之道，亦曾奏免横赋40万，减铸铁钱10余万缗。任三司使时，张方平上“十四策”以论国事。仁宗接到他的奏章，一直看到半夜，对他赞不绝口。
但是，张方平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在三司使任上，倚权仗势巧取豪夺。有人上奏给仁宗，但没有得到回应。包拯知道仁宗有意袒护张方平。他上书弹劾：“张方平上不兢兢业业为朝廷尽忠，下不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反而倚仗权势聚敛财富，用皇上所给的权力谋取私利，这样的人不配做官！”
仁宗听后，觉得有道理，罢免了张方平的官职，改由宋祁代之。谁知包拯还是不答应，他以宋祁昏聩无能为由，请皇上再换能人继任，结果刚刚上任的宋祁也被罢免。
这下宋仁宗为难了，生气说道：“你看别人都不行，你来干。”包拯并未推辞，慨然从命，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兼任了三司使。
对此，欧阳修很有些看法，觉得包拯奏请皇上罢了张方平的官，这惩罚已经够重了，他还贪恋三司使的肥缺，这就有点过分了。
此次，生性耿直的包拯并未前去找欧阳修理论，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蹊田夺牛”之事到底是包拯秉公从事，还是耍弄权术？只有留待后人评说了。不过，从包拯的为人、地位和他做官的原则看，该不会贪恋这一官半职的。
其实，包拯是否觊觎权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任上做了些什么。《宋史》记载：包拯在三司使任上，廉洁守法、秉公办事。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
因此，即使包拯有如欧阳修所指的有巧取权位之嫌，从客观上看，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包拯为官始终以关心天下百姓疾苦为己任，因此做了许多有利于百姓，当然也有利于国家、皇权稳定的事。
在政治上，包拯主张整顿和改革弊政，建议裁撤冗官，改革选人用人制度。北宋仁宗时，授官制度极其混乱，官僚机构庞大臃肿。皇族皇室还在襁褓之中，就可以授官。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家族可以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的家族亲属可以恩荫授官。
此外，如遇荒年，地主肯开仓出粮出钱，也可以授官；甚至朝廷可以公开卖官，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官，出钱万贯给予殿直官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北宋冗官成灾的问题。
在经济上，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一方面主张不能苛剥平民。此外，包拯还主张方田均税，严格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偷税漏税。可见，包拯的经济主张和措施的确利国利民。
包拯把老百姓视作国家的根本，认为只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不受贪官污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才能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会导致民心不稳，动摇封建统治。
直言不讳，不怕冒犯天颜
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不仅是由于他当时为人民做了好事，还有他的道德品质。
包拯为人刚直，敢于忠言直谏，从不趋炎附势。在皇帝面前，包拯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天颜。
为国本之事，包拯曾冒死进谏。他上奏说：“太子之位空悬太久，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迟迟不立太子，这是为什么？”
仁宗说：“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包拯说：“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怀疑我啊。我已年届70，又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
仁宗皇帝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的。”由于包拯“有直节，著在朝廷”，对包拯的提议，“朝廷多施行之”。
包拯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不仅受到当时百姓的仰慕，也使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吏从内心感到钦佩，欧阳修称他“天姿峭直”，连仁宗皇帝也格外尊重他的意见。
嘉祐七年，包拯去世，享年63岁。包拯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闻听他去世的消息，“忠党之士，哭之尽衷，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包拯的逝世，仁宗悲痛不已，派专人护送其灵柩到合肥，安葬于合肥城东五十里大兴集。包拯一生不谋私利，廉洁爱民的品格。因此，后人称包拯为“真御使中丞”。
写到最后
很多人对包公的最初认识，多是从戏文或是评书一类的公案小说或民间传奇中得来的。在这些演义中，包公一副黑脸，是一个为百姓申冤的清官。因而，中国百姓赋予包公这许多传奇色彩，并不奇怪。不过真实历史上的包拯也是如此，他敢于直言犯上、敢于惩大奸、除大恶；能一心为民、忠于国家。在封建社会，像包拯这样一个为百姓拥戴，屡屡犯上、得罪达官贵族，能够声誉日隆，晚年得以善终却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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