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后，患有严重胃病的陈昌浩，带着次子陈洋生随周恩来等人同机到达新疆迪化市，短暂停留后，转乘苏联飞机直抵莫斯科。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异国生涯。
陈昌浩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后住进共产国际疗养院疗养。陈洋生只有12岁，和其他从延安来的孩子一样，住进了莫斯科近郊的第二国际儿童院，这时他还能常常回家和父亲团聚。不久，第二儿童院的孩子全部转学到了第一国际儿童院。离莫斯科六十公里，此后，父子二人就长期分开了。
陈昌浩的胃病还没有痊愈，随之而来的关节疼痛和坐骨神经麻痹，令他在病榻上辗转难熬。
1941年6月的一个晚上，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突然对苏联发动袭击，德国的闪电部队，如洪水猛兽般攻入苏联边疆，并迅速向苏联腹地推进。
陈昌浩所在的疗养院被紧急解散，他本人在战时紧急动员的严令下，作为外国侨民也向东方疏散。从此，和儿子离得更远了，最后他流落在中亚共和国的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里。
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劳动。在每天震耳欲聋的炸山炮声以后，冒着尚未消散的硝烟去抢运石块。
粮食紧张，每天只有半公斤，或者只有几片黑面包，还有点胡萝卜、土豆汤。没有医师，没有药物，陈昌浩的胃病越来越重。
他的胃部痉挛如同火烧，热辣辣地直往上涌，一会儿剧痛难耐，腰也直不起来，只得趔趔趄趄向镇上走去。叱咤风云已成历史陈迹，悲壮的河西走廊的日月亦将为人淡忘。他两手紧紧地按在腹部上，剧痛在推搡着他的肉体和灵魂。
陈昌浩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希望马上回国，马上上前线。也给共产国际常务主席季米特洛夫写了信。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不仅没有收到延安和莫斯科的回信，而且连儿子洋生的信息也没有了。
1942年冬天，突然从莫斯科传来了征调令。随着苏联的紧急动员令，一切人力物力，正源源不断地往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前线集结。要求聘用陈昌浩为翻译，并通知立即上任。陈昌浩离开了科坎加小镇，搭乘货车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
战局很快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点，德国法西斯在苏联人民致命的打击下，走向了崩溃和死亡的道路。
陈昌浩重新回到了莫斯科。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作为共产国际常务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临回国前，关心着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的状况。经过他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等人找回来了，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
陈昌浩由动荡不定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从此开始了翻译工作。苏联将一项繁重而浩大的工程交给了他，苏联当时用的《俄华辞典》仍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用了几十年，随着世界格局和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急需要有一部新的《俄华辞典》。这项艰巨繁杂、兴师动众的工程总设计师、主编一职就落在了陈昌浩的肩上。
陈昌浩请求回国的信写了许多，由于战争在全国激烈地进行，交通时有中断，他始终没有接到回信。直到张琴秋到莫斯科参加国际活动，陈昌浩才详细地知道国内的消息。不久蔡畅途经莫斯科，专程看望了陈昌浩。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表达了自己回国服务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陈昌浩在遥远的北国欣喜若狂，他立即写信给在解放军任军职的弟弟陈昌浚，他在信上说：“我在这里工作若干年，但我总觉得我做的事太少。我很想回国工作，也许在国内工作会更有效些……先念、德峰同志在武汉，去信时代我问候......”（注：李先念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吴德峰：时任武汉市市长等职；）
1951年4月初，陈洋生从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院毕业后，回国工作，陈昌浩嘱托次子为自己代办申请回国的审批手续。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1952年4月，陈昌浩终于回到祖国。刘少奇等人代表党中央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阔别祖国13年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陈昌浩一直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晚年的陈昌浩和普通人一样，思乡之情日益加深，按捺不住返回故乡看看的强烈的欲望。1927年，陈昌浩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已经35年没有回过家。他的母亲在去延安找他途中，贫病交困，最终病死在四川万县，就地埋葬在当地荒山野岭之中。
虽然很想回去，但陈昌浩一直很犹豫，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人在湖北工作的很多，他顾及自己曾经的身份，去了湖北，担心彼此难堪。何况亲朋故旧很多，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时，受到很多人的关照，现在无法回报他们的恩情。
直到1962年的某一天，跑步时遇到了正在锻炼的张闻天，陈昌浩养成了每日30公里的长跑锻炼的习惯。张闻天见他一脸苦恼的样子，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边穿衣服边劝说：“有什么可顾虑的？把你昔日的刚劲拿出来。你这实属过虑，能做的该做的好事就做，不能满足的或者不该允诺的就婉言拒绝，别想得过多了。”张闻天力促陈昌浩湖北之行，两人就这个话题聊了一上午。
1962年5月，陈昌浩住进了翠柳宾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为他作了最妥善的安排。最令他惬意的是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重新聚会了。
许多老同志已经住进了干休所，有的仍然是英姿飒爽。听说陈昌浩来到了武汉，纷纷奔走相告，有些年纪大拄着拐杖、坐着轮椅，非要在有生之年见一见曾经的老领导。
见了陈昌浩，有的握手、有的拥抱、有的大嚷大笑……在拥挤的人群里，一个矮个子引起了陈昌浩的注意，看着好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来。这人站在陈昌浩面前，毕恭毕敬地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陈昌浩猛地想起来了，高兴地喊道：“哎呀！吴传宝！”陈昌浩立即关怀起他的命运和遭遇，紧握着那双粗壮有力的手问道：‘‘这几年还好吗？”
旁边省军区的一位同志介绍道：“他现在已是正团级了。”
吴传宝从陈昌浩的特殊关怀中知道了它的含义，便告诉他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别人说我是张国焘的警卫员，我对他们说，我是组织分配去的。可你们知不知道，我还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呢！在懋功会师时，我还为毛主席服务过呢！”说得周围一阵哄笑，把吴传宝这个小个子推来搡去，室内充满了融融的欢乐气氛。
在座谈会上，陈昌浩站在讲台上，他抱拳举到额头，弯腰向礼堂的每一个角落拱手注目，希望每个人都能收到自己的歉意，他内疚的说道：“同志们，我陈昌浩在这儿向你们敬礼，首先向你们作检讨，我犯了不少错误，由于我的错误，让你们受苦了。给许多同志添了许多麻烦，对不起大家。”说着说着，陈昌浩声音嘶哑，哽咽地流下泪水。然后他又强忍悲哀，打起精神说：“我一定努力工作将功补过。”
一些老将军们听了很感动，他们曾经都是陈昌浩的老部下，如今已经是共和国的少将、中将、上将，甚至是大将。他们曾经一起身临绝境，苦战河西走廊，他们跟着哭得很伤心：“总政委把过错全包揽了，可你也吃了大亏呀！你也和我们一样度过了那难忘的150天。”
汉阳县委请陈昌浩去作报告，全县区委以上的干部聚在大礼堂听他讲话。陈昌浩讲了“红军飞兵战黄安”、“苏家埠活捉厉式鼎”、“红军漫川关遇险”、“过秦岭横扫双枪兵”。他没有谈河西走廊，最后他诚挚地向听众说：“我的错误是很大的，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早已没有我陈昌浩了。”
陈昌浩在武汉休养了半年。许多人找到宾馆来叙旧，来请教，来求援。
1967年7月30日晚，陈昌浩去世。
1980年8月21日上午，位于北京西四丰盛胡同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礼堂里回荡着沉重悲哀、催人泪下的哀乐，到会的500多人臂佩黑纱,胸带白花,低头默哀,深深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陈昌浩同志。
陈昌浩的老战友徐向前主持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致悼词，李先念、王震、陈慕华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的追悼会。
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是公正的，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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