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经济专家，陈云的整个革命生涯几乎都是在算账和打算盘的工作中度过的，就连陈云本人都曾经戏称：“我是算账派的，脑子里有数目字。”而这也就注定了，陈云不会是一个急躁、易怒的人。
1956年，毛主席提名陈云担任中央副主席的时候，曾这样解释过：“陈云同志是一个好人，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是他看问题有眼光，能抓住重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图|毛主席和陈云在交谈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平和的领导人，在77岁高龄的时候，竟然因为一件事，大发脾气：“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并且登报。”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制中，负责纪律检查工作的机构，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我军的序列之中，为了严明部队的纪律，就曾经成立过纪律检查大队、纪律检查组等等机构。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加强党内的纪律检查工作，中共中央于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总司令为第一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由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以前的纪律检查机构的名气其实都不大，而真正让中纪委“名声大噪”起来，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情，而此时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正是陈云。
图丨陈云
从接受任命开始，陈云就一直在思考着几个问题，中纪委要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当前如何做？长远又如何做？于是，作为新成立的中纪委的第一书记，陈云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迅速主持召开了中纪委的第一次会议。
在会议召开之前，常务书记黄克诚和副书记王鹤寿专程来到陈云的住处，请示关于中纪委和各级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问题，陈云果断的回复道：“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1979年1月4日，中纪委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整整持续了18天，一直到1月22日才结束。之所以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会议拟定并讨论了两份重要文件：
一份是用于中纪委内部运作的文件，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另一份文件则是用于全党的运行，即《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另外，中纪委的这一次会议之后，还附带通过了一份新闻通告，《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以通知全党和全社会，中纪委开始工作了。
图丨中纪委会议上，右起：黄克诚、陈云、王鹤寿
在中纪委第一届的四年时间里，陈云领导中纪委的同志们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令无数人沉冤昭雪，同时他严抓党风问题，更是提出一个令党内外都震撼的命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命题一经提出，立即就成为了全党的座右铭，也成为了指导全党建设的一个永恒指针。
而对于中纪委的干部，陈云的要求更加严格，陈云曾经这样描述中纪委干部的形象：首先应当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应当坚持原则，敢于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而不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
在日常的生活中，作为第一书记的陈云更是以身作则，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中，严格要求自己。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不收礼的规矩，陈云亲自对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交代道：“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
图丨陈云在杭州和群众合影
有一次，某大军区的两位领导人来到陈云的住处汇报工作，顺便为他带来了两盒当地产的葡萄。工作汇报完之后，两人起身告辞，陈云叫住了他们说：“你们把葡萄拎走。我是中纪委的书记，不能收这个。”
两人赶忙解释道：“这是当地的土特产，不值几个钱，只是请您尝尝鲜，不是送礼。”陈云却是坚持不能收，心意可以领，陈云说道：“那我吃10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就带回去。”两人没有办法，只好又大老远地拎了回去，他们也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中纪委书记”。
1982年，新年刚刚过去，改革开放的好消息不断传来，国家经济逐步开始复苏，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中纪委陈云的脸色却是不太好，一向冷静平和的陈云罕见的发了脾气。
原来，这一天早上中纪委的同志送来了一封名为《信访简报》的信，信里反映了广东省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猖獗，少数领导干部带头走私，看过信后的陈云情绪非常激动，气得脸都红了，过了好一会儿后，陈云才叫来了秘书。
图|工作中的陈云同志
陈云指着那份报告对秘书说道：“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了。告诉王鹤寿，必须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杀几个，杀几个能拯救一大批，乱时用重刑，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要枪毙。”邓小平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还在陈云的批示上加了8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为了遏制住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势头，陈云和邓小平随即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会议，会中强调，要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如果哪个省、市或者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的话，中央将考虑进行追责。
不仅如此，中央更是在会后发出了《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决定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违法活动，作为这一年抓紧解决的问题。不久之后，中纪委就在陈云的要求，增设了几个新的机构，一场全国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活动迅速展开，而这之中，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一案，时刻牵动着陈云的心绪。
图丨陈云和邓小平握手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种种宽松的政策环境之下，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也开始了蠢蠢欲动的心思，尤其是我国的沿海地区，因为偷渡比较容易，很多人都到香港、澳门等地采购货物，然后再拿回到内地进行贩卖，以获取暴利。
作为海丰县的县委书记，王仲也曾多次参与到走私活动的打击工作中去，看着收缴来的各种各样的新式物件儿，自己连见都没有见过，更别说用了，王仲的心里也不免有些心动了起来，想要占有和拥有的贪念不免就滋生了出来，但是王仲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但是，很快就有人给王仲“送”来了一台崭新的电视机。这一天，王仲刚刚下班回到家中，就见到一个陌生人坐在自己的家中，身旁还放着一个大纸箱子，妻子告诉王仲，这是当地的一位广播员，想请王仲帮忙办一件事情。
王仲听完妻子说的之后，笑着坐到来人的身边询问了起来，一番询问之后，王仲得知，原来这位广播员的亲戚在香港，他想要去香港探亲，所以这才找到王仲，想让他帮忙把手续尽快地批下来，事成之后，这台走私来的崭新的电视剧就归王仲所有了。
身为县委书记，王仲看到有人拿着走私货来贿赂自己，不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愤怒，反而满脸犹豫了起来，来人一见王仲的脸色，赶紧趁热打铁的安慰道：“王书记，您别紧张，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保证不会告诉其他人。”
听了广播员的保证，王仲本就犹豫的心思更加侥幸了起来，想着就这么一次，肯定不会被别人发现的，于是他当即就批准了广播员的探亲报告。当天晚上，当王仲和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孩子们高兴地围着他转了好几圈，还对他说：“我们同学家都没有，爸爸你太厉害了。”王仲的虚荣心顿时得到了满足，在贪污腐败的路上，王仲终于也越陷越深。
有了第一次偷偷摸摸收彩色电视机之后，第二次的王仲显然已经轻车熟路了，在一番装模作样的表演之后，很“坦然”的就收了东西办事了，到后来，干脆连演都懒得演了，一律拉回到自己的家里，收的东西越来越多，王仲竟然还干起了倒卖的营生。
后来，王仲的胃口也是越来越大，平常人家送来的东西再也满足不了他了，于是王仲就把心思放到了走私收缴来的走私货物上了，常常借着视察的由头，在仓库里偷偷摸摸，拿一些手表之类的小物件带回家，后来，王仲也放下了自己的“矜持”，竟然开着车带着全家人来一起拿。
据后来王仲交代，他收受贿赂得来的赃物一共有6台电视机，一台冰箱，2台收音机，折算后的价值为11608元，而他“照顾仓库”从边检缉私仓库中拿走的东西更多，分别有263块手表，1台电视机，17台收录机等等，折算后高达58141元。
图|王仲在被告席上
放在现在，大家或许对6.9万元这个数字不会感觉到震惊，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6.9万元，几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要干100年才能挣到的薪资，而王仲的所作所为最大的危害还不在于此。
身为一县的县委书记，缉私的总指挥，王仲不仅不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反而带头收受贿赂，监守自盗，贩卖缉私物品，不仅没有遏制当地的走私活动，还滋生了贪污腐败，让其他的基层干部也逐渐被腐化。
当时的海丰县，走私活动极其猖獗，甚至成了远近闻名的走私货物交易市场，被有些人戏称为“远东国际市场”，工厂里见不到工人，农田里见不到农民，校园里见不到学生，全都在当地的街头巷尾兜售起了走私货，对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最终，王仲的所作所为激发起了民怒，许多正直的干部党员对他这样的行径深恶痛绝，开始写信进行举报检举，很多人民群众也站出来进行写信揭发，中央纪委收到检举信后，立即来到海丰县进行了调查，陈云更是多次询问案件的进程。
图|广东地区的信访简报
谁知，王仲不仅不知悔改，还妄图掩盖自己的罪证，首先在机关内部开始排除异己，还扬言道：“有人想把我弄走，那我就看谁先走！”“你要整我，我先要整你，看谁先垮！”可惜，这只不过是临死前的最后挣扎而已。
办案人员为了能够取得王仲贪污的关键证据，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缉私仓库保管员兼汕尾镇革委会副主任王泗吉的身上，王泗吉向办案人员提供了两个账本，一个是记录了所有物资出库的“小账本”，另一个则是王泗吉凭借着记忆制作的账本，虽然两个账本上的树目相差比较大，但是足以将王仲钉死。
1982年8月24日，王仲被捕，12月31日，广东省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贪污罪和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而且身为县委书记，不仅串供，还拒不配合执法人员工作，企图藏匿赃款，王仲被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图|王仲被捕
当王仲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之后，情绪变得极其不稳定。王仲曾经对看守的人说，他是1947年参军，天津解放的时候任排长，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更不怕死，一个心眼耕者共产党干革命，一点私心都没有。当排长算是一个官了，平时就知道好好关心身边的战士。39岁转业到了地方，各方面的条件好了，人却变了。
王仲喃喃地继续说道：“在特殊时期，我利用职权贪占公物，开始搞生活特殊化了，思想开始变质了，开始犯错误了。我真正犯大错误，是从当上海丰县委书记以后，从收那台彩色电视机开始的，我后悔啊！”
王仲忽然一下子变得很郑重，对狱警李向之说：你们还年轻，现在有知识，有文化，将来发展前景应该很不多，不像我文化水平低，所以工作起来困难呀！文化不高，政策性才不强，原则性才不强嘛！造成海丰走私泛滥，我是有错误的，有责任的！你要记住啊！当了官千万不能贪，但愿我的错误能够为其他人敲响警钟吧！
图|对王仲进行审问
随后王仲话锋一转，又说：不管怎么说我是有错误的，但是不该判处我死刑嘛！我要上诉，我要给中央写信，只要我活着，今后我要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好事，人哪，活着可真好！
后来，王仲就给几位领导写了几封信，还引起了相当程度的讨论。有人说王仲是老同志了，也曾为党内做出了贡献，是不是能够从轻处理？这话传到了陈云的耳朵里，陈云坚持道：“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汕尾这样一个离特区这么近的城市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王仲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估计的，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最终，在1983年1月18日这一天，王仲被法警押向了刑场，就在王仲快要走出监房走廊的时候，王仲突然回头向着身边的狱警大喊道：千万不要贪，谈不会有好下场。从王仲最后的呐喊中我们可以听出悔意，但是世界上从没有一种药是后悔药，悔之晚矣。
图|南方日报对于王仲的报道
王仲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因为贪污腐败而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因为案件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他的案件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而在这一场反腐斗争中，王仲却不是唯一的一个人，而是整整一大批。
王仲的事情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海丰县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央要求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帮助海丰县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于是，中央纪委决定将海丰作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试验区，派出联合工作组进行整改，只是，等到工作小组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之后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的多。
当时的海丰在王仲等人的带领下，很多基层的干部早就已经腐败，成了走私人员的庇护所和指挥部，更让人痛惜的是，当时和王仲一起被立案调查的159起案件中，涉案人员316人，其中竟然有一多半都是党员，在这样的领导班子带领下，海丰县的人民怎么可能过上好的生活，海丰县怎么肯定发展的起来？
图|海丰县
当时的海丰县，一个八十多万人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却只有2000多万，在周围的几个县城中排名最后一位，全县除了一个汽修厂和一个糖厂之外，竟然没有其他的实体工业，为了生存，最终不得不干起了走私。
海丰县就好像是一个四处都是窟窿的危房，根本不知道先堵哪里好，但是中央小组的同志们并没有气馁，他们经过多次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最终决定首先严厉打击海丰县的走私现象，同时，积极帮助海丰当地的企业找寻发展的方向，恢复生产，引进技术，制造销路。
从1983年中央工作小组进驻海丰县，一直到1986年中央工作小组部分人员离开的时候，海丰县已经从原来年财政收入2000多万元增加到了年财政收入6000多万元，同时，海丰县也有了自己的产业布局，从周边几个县的倒数第一，一跃成为了“领头羊”！
而这也正是陈云最希望看到的，一个地方的干部往往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干部的作风正、党风强，地方上的民心才会向上，人民才会齐心，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才会积极健康的发展。
图|陈云同志
今天，就让我们以陈毅元帅的一句警世名言结束今天的话题：“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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